闻定的下一站准备前往太原府。太原古称并州是大禹治水分化天下的九州之一。三国魏黄初元年复置，领太原、上党、建兴、西河、雁门、乐平、新兴等七郡，仍治晋阳。晋沿用，建兴后沦没。隋唐以后亦有并州，然其地屡有缩小。宋太平兴国四年置并州于榆次，五月更名新并州，七年移治唐明镇，嘉佑四年改名太原府，并州之名遂废。对于北宋的太原来说，宋氏皇朝征服它的过程只能用一场噩梦来形容。兵伐太原的时候太祖赵匡胤已经驾崩，太宗赵光义继位。无论正史的记载如何，在民间传说中上这场“烛影斧声”的权力交替充满了血腥和神秘，这与太祖和太宗这对兄弟的性格不同有很大关系。从行事风格来看，太祖赵匡胤在历朝历代所有的开国皇帝中还算是一个比较仁厚的君王，从对于开国功臣只是用了一个“杯酒释兵权”的法子就比那些立国之后立即大肆屠戮功臣的要强上太多了。反观太宗赵光义（本名赵匡义，后来为了避太祖的皇帝讳，太祖的几个兄弟都改了名字中的“匡”为“光”）性格当中的狠辣部分就十分明显，这一点在对待太原府的处理上就可见一斑。在当时，太原是后汉政权的都城，太宗赵光义率兵在这里和北汉的最后一任国主刘继元打了一场攻防战，后来刘继元归顺投降之后，手下大将刘继业仍然拼死抗敌，直到收到刘继元的手书令谕，这位刘继业也就是后来赫赫闻名的金刀令公杨继业。有意思的是这位忠勇无双的将军在此之前曾经三次上表规劝后汉国主归宋但是并没有被采纳。而就在杨继业归宋后的第二天，太宗下令对时称晋阳的太原进行了焚城，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太原“万炬皆发，官寺民舍，一日俱尽。”宋朝军队关闭了城门，许多来不及逃走的老百姓全部被活活烧死。太宗还嫌不解恨，回到开封之后，又下令决开汾河河堤，把太原彻底淹没，化做一片废墟。后来的山西诗人元好问的诗句“鬼役天财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便是当时山西太原境内情况的真实写照。当然，如果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皇帝的狠辣也有失偏颇，当时中原连年战事不断，人口数量急剧消耗，而太原因为地理条件的原因少有被波及，因此，迁移大量人口入中原也是无奈的必须之举。所谓故土难离，要想把人从自己的家乡迁出来，诱之以利往往不如胁之以威来得有效率。如果是太祖的话可能还会采用利诱的怀柔政策，但太宗皇帝就要实际得多了，一来没钱，二来时间紧，那就干脆先给你个厉害瞧瞧，总之最后达到结果就好，只是苦了太原的好多无辜百姓被当了立威的活靶子。焚城之后三年，宋太宗命潘美在晋阳故城东北三十里汾河对岸的唐明镇新建城池。这座没有包砖的土城周长不过十一里，只有四座城门，当年周长四十二里共开二十四道城门的晋阳城此时已成为后人梦中再也难以触摸的海市蜃楼。《宋史》对太宗皇帝的评价是“帝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陈洪进、钱俶相继纳土。未几，取太原，伐契丹，继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灾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乱。其故何也？帝以慈俭为宝，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绝远物，抑符瑞，闵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哀矜恻怛，勤以自励，日晏忘食。至于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齐耆耋之叟，愿率子弟治道请登禅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帝之谓乎？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有歌功颂德之词，亦有客观批评之语，但总体上看赵光义算得上一位贤君。只是在位期间战事不断，加上天灾频发，最终自己死于箭疮复发，也算是上天对其一生中屠戮过度的惩罚，在位二十二年，享阳寿五十九载，留下了毁誉参半的历史评价，和诸多扑朔迷离的民间传说。
当然这一切都与闻定一行无关，有了蜃龙老者相送的礼物，这一路上倒是免去了些旅途劳顿。一行来到太原的时候，看到的不再是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而是经过了七八十年发展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的新太原城。此时太原城的街道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没有十字路口，只有丁字路口。据说是因为当初重修新城时为了破坏太原的帝王风水，取丁字路口“钉”的谐音，要把太原龙脉钉死的缘故。晋中以经商为主业，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宋王朝出藏绢两千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三万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认真说来，晋商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先秦两汉开始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到后来的明清时期发展到巅峰状态，其精神一直延续至今。
在闻定到达太原的时候，队伍里又多了一个中年人。此时单看此人的相貌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虽说不能算丑，但也绝对没有什么可以让人第一眼就记住的特点，方面大耳，细眉长目，三缕胡须，总之就是那种放到人群里只要一转眼就在认不出来的大众面孔。一身文士打扮，面料普通但打理得干净清爽，丝毫没有经历了长途跋涉后风尘仆仆的感觉。如果说这个中年人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他的那双眼睛了。这是一双综合了看透世情的沧桑、洞察世事的智慧、指点江山的霸气和胸怀天下的慈悲。三人的位置也很讲究，中年人走在正当中，明显是身处主位，闻定和莫听两人在身边一左一右，充当小厮和老仆，而且看二人的表情竟然是心甘情愿的充当了随从。这可是除了帝君王老板之外少有的情况，闻定与王老板师徒二人的日常相处中，亲人之间的吵闹交流多于师徒之间的严肃拘谨，但对于现在这个中年人，闻定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尊敬，莫大先生自是更不必说了，对于这位的恭敬不亚于当初在茶楼时对王大老板。一路走过来，中年人的目光和注意力一直停留在各色各样的商铺和摊位上，对于这些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充满了兴趣。莫大先生在旁问道：“先生，您似乎对于他们很感兴趣呀？”中年人回头笑道：“你大约是忘了我的出身了吧？”莫大先生一时有些尴尬，闻定忍不住在旁偷笑。
中国历史上的经商可以追溯到很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了以物易物的交易活动。大约在四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居住着一个古老的部落，首领名契，曾协助大禹治水有功，他的部落被称为商部落。契之孙相土首先发明了马车，六世孙王亥又发明了牛车。这便是史书上“立皂牢，服马牛，以为民利”的记载。农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部落的生产物品过剩，契的六世孙王亥很会做生意，经常率领奴隶，驾着牛车拉着货物，赶着牛羊，到外部落去贸易。商部落到了商汤时期推翻了夏桀的包拯，建立了商朝。因商部落的人善于经商，外部落的人便把生意人通称为“商人”，从此“商人”一词作为生意人的代称一直沿袭至今。中国商业史上，王亥从事商业贸易并因此被杀害的记载是中国古代文献关于商业和贸易行为的最早记载，王亥又是当时商部落的首领。所以，王亥可谓是中国商业第一人，即中国商业的鼻祖。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经商的人中，真正被大家记得和称道的人少之又少，这和商人在封建社会中地位有关。“士农工商”谓之“四民”，指做官的、从农的、百工、经商的。在这四类主要的职业分类中，做官的因权势之故被排在第一位，农业是一切的基础，中国自古是农业大国，农被排在第二；能工巧匠一直以来受人尊敬，放在第三位无可厚非；而商人本身并不具备生产力，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社会里自然很抱歉的被排名最后。纵观古今，真正让大家记住的经商之人大约只有一个，就是眼前这个相貌平平的中年人，也就是春秋末年的越国大夫，被后世尊为商圣的陶朱公范蠡，在民间也被尊为商财神。如果单单是经商厉害，范蠡也不会如此受人推崇，毕竟各朝各代的商贾巨富多如牛毛，能够以经商称圣自有他过人之处。其一，有大智慧，可以帮助越王勾践重返越国，和文种一起谋划反攻吴国的大计，并最终凭借三千越甲的基础，打败了吴国，成就了勾践春秋最后一个霸主的地位；其二，深通世情知进退，伐吴胜利之后，清醒的认识到勾践性格中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弱点，深刻的理解“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急流勇退，比之后来被勾践赐死的越相文种要高明的多了；其三，经商出色，这也不难理解，说起世间最为斗心机的地方，一定非朝堂莫数，征伐最激烈的莫过于两国之证，范蠡既然能够在朝堂和国战中都有建树，把这些智慧用到经商上，那就更加的游刃有余了；其四，胸怀天下，范蠡到了晚年，做了一件用今天的话来讲都非常时髦的事情——裸捐，散尽家财，救济天下的穷苦百姓，有道是“善财难舍”能做到这一点，就没有辜负商圣当中的这个“圣”字。
闻定二人是在半路上遇到这位商财神的，虽然同是正神之位，但无论从成神的时间，在人间的知名度，又或者是在世情练达的学问上，闻定都知道自己和人家的差距是拍着快马也赶不上的，而且对于范蠡的大智慧和心怀天下的大慈悲，更是由衷的佩服，故此很自然的在范先生面前执晚辈之礼。莫大先生对于过去之事尽皆明了于心，对于这位范大神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个组合，每天出没于市井之中。严格说起来，闻定做了很长时间的茶馆少掌柜，也算是商人的一种了，可是和真正的商人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更不要说和陶朱公范蠡来比了。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范蠡眼中，一种商家孰优孰劣，哪家可以经营得长久，哪家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暴发户，自是一目了然，每每边观察边评论的言语之中，总会有惊艳之处，让闻定二人获益匪浅。太原城此时也正是百业重兴的时候，各行各业对于商人的倚重自不必说，就算是宋辽两国的官府，也需要商人从中周转，辽人所需的手工产品，布匹绫罗，宋人所需的优良战马，这些不可能由官府出面的物资交换，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商号、店铺来进行的。因此在太原，商人的地位要比其他地方更高一些，也有更多的东西可以三人观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