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等其他经济形式有机结合、共生共荣，这是实践给我们提供的启示。目前，私营经济与其他经济形式在多方面的联合、渗透，以致融合的现象相当普遍。首先，是同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联合，而且私营企业规模越大，困难越多，这种联合的愿望越强烈。因此，同公有制经济的联合是私营经济发展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带有规律性。因为联合、渗透或融合，都将成为私营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私营经济与其他经济形式融为一体后，资产普遍股份化。随着生产社会化，必然出现资本社会化，私营企业和公有制企业的资本都将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资本”。在这种经济格局中，谁能操纵社会资本，谁就居于主导地位。从微观上说，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资本最集中，最容易在企业中占据可控制企业的股票份额；从宏观上说，全民所有制经济将主要占据基础工业部门，而其他经济形式将主要占据加工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的有关部门。
因此全民所有制经济将始终操纵国民经济命脉和整个社会资本。
近年来，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国营经济与个体、私营经济所占比重变化较大，全民所有制工业在全部工业的总产值中的比重，1980年为76%，1985年为64.9%，1990年只占54.6%，10年间下降了21.4个百分点。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不是个体私营经济冲击了国营经济，而是国营经济缺乏活力。扭转这种状况的关键在于转换国营企业的经营机制，提高效益，发挥大经济的优势，而不是用限制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来保护国营经济。因此从长远着眼，多种经济形式融为一体后，功能互补，从绝对量来看，各种经济形式都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无限地增长，从而总体上促进社会产品极大的丰富和人民生活水平极大的提高。
3.私营企业主阶层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帮手，而不是敌手作为私营经济人格化的私营企业主，现有几十万人，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阶层。这个阶层的态度与状况如何，将直接关系到私营经济能否健康地发展。因此，在制定、执行私营经济的政策上与舆论宣传上，一定要注意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贯性。
第一，不要把私营企业主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资本家进行简单的类比与等同。主要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不同。前者是依附于、受制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后者是处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地位尚未确立，“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未最终解决；他们的人员构成与资金积累途径不同。前者是社会主义劳动者运用自己劳动积累的资金，逐步扩大经营规模而形成；后者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通过占有剩余价值而形成的；主雇关系不同。现阶段私营企业内部的雇工也有一份生产资料，只是数量不多。所以，他们是“有也不多”农业的剩余劳动者，而不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受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多挣一点收入，学点技术，见见事面。主雇之间被迫的因素较少，自愿的成分较多；他们的前途与命运不同。现阶段的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而不是异己力量。应鼓励他们合法经营，对我国现阶段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再认识依法纳税，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素质，由私营企业主转变为私营企业家，再转为现代企业家；后者则是通过利用限制，逐步把他们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与50年代民族资本家具有质的差别，不能一样看待。
第二，认真理解执行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团结、帮助、教育、引导”的方针，终止、废除“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上，私营企业主同国营、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一样，都是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因此，对他们在政治上应该一视同仁。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现代化。要保证这条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建设力量。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他们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时，理应要求相应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将会更好地兴利抑弊。因此对合法经营、依法纳税者，应视其经营规模与社会贡献的大小，给予应有的荣誉称号和社会地位，如企业家、模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对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人士，如生产经营规模较大，对社会贡献较大，模范地执行私营经济的政策法规，对企业利润的绝大部分用于发展生产，受到企业内外工人、民众赞誉，符合党员标准而又要求入党的，应该通过组织程序吸收加入党组织，同时还要鼓励、支持他们继续经营好原有的私营企业。受到多数选民拥戴的可以被选为基层干部。另外，还要允许党员、基层干部雇工经营、创办私营企业。他们的企业利润(剥削所得)，绝大部分投入了再生产，变成社会资本，而生活消费部分，则可视为经营者的工资奖金与承包金收入。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凡是这样做的地方，私营企业主的恐慌心理较少，人心波动不大，经济能够正常发展。不这样做的地方，折腾的时间长，闹得人心惶惶，私营企业迅速“挂、停、靠、转”，经济发展一波三折。
第三，要加强管理。管理机构要转变职能，建立一套适应非公有制的、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变“多头”管理为协调管理，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原则上减轻不合理负担，统一制定各种费用的项目、金额。管理重点是无照户、假集体和高收入户。采用经济的、行政和法律的手段，通过提供服务来加强管理。沿海一些地区的政府，对个体私营经济的管理成效显着，其中一条经验是：“你投资，我欢迎；你赚钱，我收税；你违法，我查处；你倒闭，我不管”。同时，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服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国营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之后，公有制经济的“主力军”战斗力将会更强，同时，个体、私营经济这支“异军”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到20世纪末，在现有基础上，如能再翻两番，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分别达到5600万户与40万户，从业人员近亿人，工业产值6000亿元，税收近千亿元，那么对于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难题，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将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1992年8月《要报》
对我国现阶段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再认识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与中国农民的分化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加快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10多年来，经济增长很快，从1978年到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9.3%，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尤其是广大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中，乡镇企业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乡镇企业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下，由中国农民群众自己创办，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而蓬勃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形式。它不同于中国城市原有的国营的工商企业，也不同于国外的乡村工业。它是在中国20世纪70、80年代特有的城镇二元结构条件下，适应中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后，农村继续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农民这个占世界人口1/6的社会群体的分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基本上仿效了原苏联的模式，建立了一套计划经济的体制，集中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应该说，20多年的功夫，取得了功不可没的成就，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粗具规模、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综合国力也增强了。但所付的代价过于沉重，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问题和弊病，主要是，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1978年与1952年相比，工业产值增长16.6倍，而同期农业产值只增长2倍。一大批大、中城市建立起来了，有的还有了相当现代化的水平，但广大农村还很落后。特别严重的是从年代初期开始，实行了把城乡严格分开的户籍管理制度，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转移，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大量的农民滞留在农村。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居住在城镇的有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同住在农村里的农业户口的农民，因为身份不同，在经济、社会中得到的待遇也不同。例如对城市居民的粮食、蔬菜、副食品，以及燃料、水、电和住房实行财政补贴制度，而农民则多数靠自给和市场价格购买，对城市居民的就业实行统包统配安排，而对农民则实行“自然就业”，即在本村本队安排从事农业，等等，实际上形成了“居民”和“农民”两个身份不同、经济社会地位、待遇不同的利益集团。
直到1978年，在中国96295万人口中，城镇人口只占17.9%，而农村人口占82.1%，只比1957年减少2.5个百分点。但是1978年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占75.2%。这就是说，1978年的工业化率是75.2%，而城市化率只有17.9%，相差57.2个百分点，这种工业化与城市化严重背离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1978年中国农村有79014万人口，有2.84亿个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但由于当时实行的是人民公社集体经营管理体制，大多数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所以农业生产增长缓慢，这么多人搞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与中国农民的分化农业，粮食还不够，棉花也不够，都还要靠进口弥补，农民生活贫苦，1978年全国农民平均年纯收入只有134元，大约有亿人连温饱的生活都不能维持。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改革开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使用权分给近2亿个农户，改集体经营为农户家庭经营，农民得到了自主和实惠，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增长，1979～年农业产值平均每年递增9.4%，粮食平均每年递增4.2%，农民的年纯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5.1%，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与此同时，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出现了。原来是集体劳动，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所以田种不好，实行改革以后，农民有了积极性，人均0.1公顷多一点的耕地就不够种了。
从农业上剩余出来的劳动力要找出路，农民还要求致富，迫切要求向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但城市经济改革还刚刚开始，原来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不好，无力接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来就业(城市本身还有数百万失业劳动力要就业)，加上原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没有改革，农民进城是难上加难。几亿农民要求致富，几千万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找出路，于是，乡镇企业就应运而生了。农民自己筹措资金、建造厂房、自置设备、自学技术、自找供销渠道，办起了各种形式的企业，从事各种产业的经营。1984年，政府发布政策文件，把这种企业正式定名为“乡镇企业”，并且还制定了对新办乡镇企业免税三年，给予低息贷款等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后，乡镇企业就在各地蓬勃发展起来了。
1993年，全国的乡镇企业已发展到2321万个，有职工11278万人，当年乡镇企业总产值2.9万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1%，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36%。1993年乡镇企业上缴国家税金1059亿元，占各种税收总额的26%。现在，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也给整个国民经济注入了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从多年的实践来总结，乡镇企业是在中国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的条件下，在农村社区，由农村集体或农民个人集资兴办的，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种产业、多种规模于一体的经济实体的总称。
从经济成分讲，开始是以乡(镇)办、村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以后有联户办、个体(私营)办、股份合作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办等多种形式。1993年全国2321万个乡镇企业中，乡、村两级集体办的168.4万个，只占7.3%，联户办的103.8万个，占4.5%，其余为个体和私营等的经济成分。但因为乡、村两级集体企业规模大、实力雄厚，就业的人数就比较多，产值也比较大。比如1993年，在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总数中，乡办和村办企业的人数占51%。在乡镇企业的总产值中，乡办村办企业的产值占70%。所以至今乡镇企业仍以集体经济为主。不过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看，个体、私营、股份制和中外合资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快于集体办的企业。
从经营形式上讲，原来乡办、村办的集体企业，是由乡、村的党政领导委派的厂长、经理和干部集体经营的，以后发展到由厂长、经理承包经营，一些小型企业也有租赁经营的。近几年相当多的集体企业在向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经营形式转变。
从产业结构上看，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包容了各种产业。
1984年，全国606.5万个乡镇企业当中，工业企业的个数占79.3%，产值占73%；建筑企业的个数占1.3%，产值占5.8%；农业企业个数占4.1%，产值占3.1%。到1993年，在全国2321万个乡镇企业中，工业企业个数占39.6%，产值占81.2%；建筑业企业个数占5.2%，产值占11.2%；交通运输业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与中国农民的分化个数占21%，产值占6.9%；商业、饮食和服务业个数占38.7%，产值占8.8%；农业企业个数占1.2%，产值占1.4%。
从总体来看，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是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农业企业越来越少了。而第二、第三产业中，尤以工业为主，所以说发展乡镇企业就是发展乡镇工业也是可以的。现在的乡镇工业，门类相当齐全，已包容了能源、冶金、电子、机械、纺织、服装、塑料、食品、农机、建筑材料等多种门类的工业，有的产品已占全国的很大比重。如1993年，原煤的45%、水泥的37%、机制纸和纸板的59%都是由乡镇企业生产的。完全有理由说，乡镇工业已成为全国工业的“半壁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