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改税的问题已经酝酿多年。今年安徽省带头试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农民负担明显减轻。据安徽省实施方案初步统计，改革后全省农民负担比改革前将减少亿元，减轻负担约1/4左右。据调查，对这项改革，农民的满意度高达98%，当然是非常拥护的。问题是费改税后，这10多亿财政缺口由谁来补？东部沿海诸省市，经济发达，财力较强，补缺口理应不成问题。问题是中西部诸省区，特别是以农业为主的诸地(市)县、乡镇费改税后，留下的财政缺口怎么办？要有个妥善的解决办法。否则就可能出现费改成税了，税是法定的，农民必须交，但县乡财政还是困难，有些开支是刚性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又会重新向农民伸手，这就成双重负担了。所以，关键的问题还是财政体制要深化改革，对困难的县、乡(镇)要实行恰当的转移支付，这样才能顺利推进费改税这项重大的改革。
推行农村费改税，事关改善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调整干部同农民的关系，稳定农村社会的大局，财政上花一点代价也是值得的，不能再犹豫不决了。
第四，还是要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把加强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不能因为这几年农产品供给好了，就忽视农业。李昌平说“农业真危险”，并不是危言耸听！他生活在农业生产第一线，这是他的亲身感受，肺腑之言。我国的农业生产还是很脆弱的。今年粮食大减产，夏粮减产230亿斤，秋粮估计要减600亿～700亿斤，全年将减产亿～900亿斤，从绝对数讲，这是建国以来减产粮食最多的一年。这固然是因为干旱，有20个省、市、区受到严重干旱，但这并不是惟一原因，之所以减这么多，也与近几年粮价低迷，农民卖粮难，种粮亏本，因而种粮积极性下降，疏于生产管理，放松抗旱抗灾，有关部门干部也并不积极领导、支持等有直接关系。好在前几年我国粮食库存充盈，农民家中也有存粮。减这么多粮，市场粮价至今还是基本稳定的。如果明年再旱，粮食继续减产，我们的库存还顶得住吗？历史上连续几年大旱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应有所准备。今年受旱的灾区面比较大，华北和西北有不少地区是绝收的，这些灾区农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今冬明春，要采取必要的救济和扶助措施，安排好他们的生产生活，否则将影响这些地区明年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2000年10月6日)
40年来农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兴衰直接决定着国民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决定着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在制定“八五”计划和10年规划之际，回顾总结农业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用以指导今后农业的发展，这是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一三起三落波浪式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大致可划分以下6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8年)，为农业蓬勃发展的阶段。
1950～1952年，全国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土地封建制度，把约7亿亩土地无偿分给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免除了每年约亿斤粮食的地租，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改后不久，党在农村领导互助合作运动，按自愿互利原则，帮助农民克服缺乏生产工具、资金等困难，对农业生产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1955年夏季以后，由于操之过急，把本来计划用12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在1956年就突击完成了。其结果虽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但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相当多数农民的意愿，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过，总的说来，这一阶段，农业发展是有很大成就的，连续9年的丰收，使农业总产值由326亿元增加到626亿元，农民生活普遍有了改善。
第二阶段(1959～1961年)，为农业衰败倒退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过3年经济恢复，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们的政治、经济建设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人民得到实惠。但由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办人民公社，打乱了初步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生活秩序，大办公共食堂，实行所谓的供给制，吃“大锅饭”，一平二调，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1958年冬和1959年上半年，党中央开始纠正“左”的偏差，但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由于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使已经开始纠“左”又转为继续反右倾，从而导致了更严重的错误，农业连续3年大减产，国民经济陷入3年困难时期。
第三阶段(1962～1966年)，为农业恢复发展的阶段。
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量压缩工业和城市的基本建设，关停并转了一大批厂矿企业，清退7000多万职工和非农业人口回农村。大量增加农田水利建设投资，向农民退赔，增加农业贷款，提高粮食、棉花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制定颁布了人民公社60条，重申人民公社仍实行集体所有制，划小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重申按劳分配原则，实行生产责任制，评工记分；解散公共食堂，重建农民家庭经济；发还自留地，鼓励经营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这一系列政策，使生产队有了自主权，使农民得到了实惠，重新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62年农业开始恢复发展，到1966年，多数地区农业已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
第四阶段(1967～1977年)，为农业长期停滞徘徊阶段。
1966年下半年，“文革”动乱逐渐波及农村，1967年开始夺权，县级政权乱了，以后是公社夺权，基层也乱了。“左”的政治、经济政策对农村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自留地，批“三自一包”，限制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搞以粮为纲，使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过调整后略为有发展的农村商品生产又退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打击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停滞。
第五阶段(1978～1984年)，为农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全会通过了《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决定》(草案)的文件，提出了农业改革和发展的75条政策。党中央尊重广大农民的创造和意愿，推广实行了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村的生产关系，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从根本上改革了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形式，极大地调动了8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9年和1980年，国家又大幅度提高了粮食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缩小了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这一系列措施促使农业连续6年大幅度增产，出现了建国后农业发展的最好时期。
第六阶段(1985～1989年)，为农业再度出现徘徊的阶段。
1984年粮棉特大丰收，在大好形势面前，有些同志盲目乐观，错误地做了两个决定：一是限购粮食和棉花；二是调低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价格。这就给广大农民一个错误的信号，以为国家不需要那么多粮棉了。同时，由于粮棉收购价格下降，农民纷纷把劳力、资金和土地转移到其他产业上去了，结果1985年粮棉大减产。1986年农业虽有所恢复，但1987年的粮棉又以较大幅度减产。1989、1990年粮食虽然增产，总产超过了1984年的水平，但从农业生产内外部条件看，目前农业面临的形势仍比较严峻。
二伟大的成就
农业发展虽然几经波折，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亿万农民和广大干部艰苦奋斗，我国农业战线还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在农村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农业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好形式。从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到合作化运动使土地个体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再到现在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经济形式。
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土改以后，我们党就领导广大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的群众运动。到1988年，全国建成了8.78万座水库，总蓄水量达4475万立方米；修建万亩以上的大灌区5343处；建成小型水电站51839个，装机463万千瓦。这些防洪、排涝、灌溉、发电工程的建成，大大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证了农业生产较稳定的增长。需要指出的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由于国家减少了农业投资，更重要的是由于领导思想上一度放松了水利和农田的基本建设，没有建立在新体制下如何管理维修和新建水利工程和设施的形式，因此这几年不仅没有增加多少新的水利工程，原有的水利工程也老化、失修，有的甚至被毁坏了，灌溉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这是1985～1989年农业徘徊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农业实行技术改造，物质技术装备有了很大提高，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农业还完全是传统的手工劳动，靠人力、畜力，靠木犁、锄头和镰刀。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着手兴建农用工业，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粗具规模。到1988年，全国已拥有大中型拖拉机87万台，小型拖拉机595万台，大中型机引农具97万件，排灌机械750万台，农用汽车59万辆，联合收割机3.5万台，农用机械动力达到26575万马力。1988年，施用化肥2141万吨，用电712亿度，机耕6.03亿亩，占总耕地的42%，应该说，机械化、现代化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必须指出，我们的农机化和现代化水平还是很低的，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主要还是靠手工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