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学者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依据中国特有的国情，把农村问题分解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分别进行研究，既分析这三者的关系，也研究这三者各自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三农”问题的理论，作为认识实践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框架。经过10多年的实践，现在已成为中国政界、学界的共识。在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关于农业，关于农村，关于农民问题，都只有分别的论述，而没有把这三者联系起来的“三农”问题的论述，所以也就没有“三农”这个概念。应该说，“三农理论”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项理论创新，是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过程，总结出来的，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1998年，我应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邀请，到日本访问，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用“三农”理论对中日的农村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同美、欧发达国家基本相似，先是通过高额农业税等方式从农业和农村中取得积累，使大量的农产品和大量资金进城，搞工业化；与此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也进城，转变为第二、第三产业的职工，转变为城市居民，所以日本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是同步的，是三位一体的。当工业化搞起来之后，积累了资金，有了钱，就反哺农业，用农业机械等现代生产资料武装，农业，使农业现代化。给农业生产以各种补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使农民富裕起来，基本上达到城市职工的收入水平，也就解决了农民问题。待工业化、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国家财政就向农村投资，进行大规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筑道路，建设农村的水利、电力、通讯、电视、环境，使农村也现代化起来，逐步消除城乡间的差别，使城乡一体化，这样农村问题也解决了。但是，从客观上说，日本是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从主观上说，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实行的是大规模出口工业产品的经济战略，为了获得工业品市场，不惜牺牲本国的农业，大规模进口粮食和农产品，以至于从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的食品和棉花等农产工业原料，大部或全部要依靠进口。现在日本的食品有40%以上要依赖进口。所以日本的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使人民的生活质量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日本的农业总是一个问题。可以这样说，日本的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村问题解决了，但农业问题还没有解决好。
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道路。从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遭受了农业大减产、全国大饥荒经济大倒退的挫折之后，政府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把农业发展列为经济建设的首位的方针，50年来，一直坚持了这个方针。特别是在1978年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发展农业的方针。农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全国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连续以较高的速度发展。1996年，获得特大丰收，粮食总产超过1万亿斤，棉花8400万担，自此，中国的粮食和农产品的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转变。中国的耕地，只有世界总量的7%，供养了占世界21%的人口，1997年以后，中国是农产品的纯出口国，每年顺差在50亿美元左右。
中国的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没有解决。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得很快，由于原来的户口制度至今没有彻底的改革，所以一方面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一方面农民数量却逐年增加。1978年中国农民有79014万人，占总人口的82.2%；到1999年农民增加到87017万人，占总人口的69.1%，21年增加8003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81万人。这在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至今未改，对城市、对居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农村、对农民实行另一种政策。现在的中国，有很多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是相当现代化了，有一部分城市居民也相当富裕了。但是，我国的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还相当落后，在交通、邮电通讯，医疗卫生、科技教育、文化娱乐、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等等方面，与城市相差很远，要落后十几年、几十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很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是2.3∶1，到了1984年缩小到1.7∶1，自1985年以后，又继续扩大，2000年扩大到2.79∶1(6473元∶2320元)，加上城市居民有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补贴性收入，农民享受不到这些补贴，所以城乡居民的实际差距还要大一些。中国的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还没有解决。
8亿农民的问题，广大农村的问题，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今后必须要解决的最大的经济社会问题。
本书定名为“三农论”，是我继《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当化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的第三本论文集，收集了自1989年以来，一直到2001年期间，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论文和调查研究报告。全书分农业发展和粮食问题，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农村现代化道路，农民分化与农村社会阶层，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五个部分，共45篇文章。1987年初，组织上调我到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之后，我的主要任务是在前任费孝通所长、何建章所长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建设，继续进行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补课、重建和发展。而我对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仍然比较关注，我尽可能的使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我到任不久，就在社会学所组建了农村社会学研究室，聘请张厚义教授担任研究室主任，调集了一批研究人员，每年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同进行农村社会发展的研究。我自己也经常找机会到各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但毕竟是不能专一进行研究了。好处是自我从事社会学的研究和工作以后，增加了一个观察和思考农村问题的视角，就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农村问题。使我对“三农”问题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本文集的后两部分内容，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着的成就，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从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社会，发生了自1840年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大变迁。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要通过三步走的战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现在还只走了两步，还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要解决。上述农村、农民问题就是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亿万农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率先投身于改革，起到了带头、创新、突破、兴业的重要作用，农民自身也首先得到了改革成果的实惠，在起始阶段，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村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确实有一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了，有一部分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先富起来了。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特别是90年代初期以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频发，问题此起彼伏、时晴时阴。1996年农业特大丰收以后，解决了我们数十年来为之奋斗、梦寐以求要解决的粮食和农产品的供给不足的问题。中国农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理应迎来农村发展的大好形势。事实不然，这几年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反而凸显了。
1997年以后，粮食和农产品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销售困难，价格下跌。农民的农业收入减少，与此同时，乡镇企业滑坡，失去了以前大发展的势头，吸纳劳动力和经济效益等指标徘徊不前，有不少乡镇企业已关门歇业；受城市工商业限制，减员增效等的影响，农民进城打工受阻，有的干了活，到年终也拿不到工资。四年多来，农民收入增不上去，(多数纯农户的收入是减少的)，负担下不来，农村干群矛盾紧张，治安形势严峻，农村社会不安定。这些都是农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问题。
农村的这些问题，已经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要求大力扩大内需，以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国家早在1996年就提出要开拓农村市场，但几年过去了，农村市场就是拓而不开。农村市场潜力很大，农民的消费水平大致要比城市相差10～15年，需要很多工业品，但因为农民没有钱，无力购买这些商品。现在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64%，只购买38%的商品，三个农民才抵得上一个城市居民的购买力。
农村市场开拓不出来，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购买力提不高，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就十分困难。
当前的“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瓶颈，到了该采取战略性决策去解决的时候了。我在2000年前后写的关于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
和“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等几篇文章，是试图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我认为要解决当前农村、农民问题，就应该按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深入改革，改变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加快城市化的步伐，调整城乡社会结构，改变二元社会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诚能如是，则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当然，目前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是在50年代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盘根错节，相当坚固，已经形成为各种制度，还有各种法律法规，要改革它，不仅有认识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涉及各种现实的利益关系，也有一些从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获得利益的群体，自觉不自觉地在维护这些体制、形成了相当大的习惯势力。
改革是十分困难的。但不改革这些实际已经成为现代化障碍的体制，“三农”问题就解决不了。而能否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大问题。1998年冬，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和农村问题决定中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三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十五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三农”
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及时妥善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我把这10多年写的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探索和思考的文章结集出版，一方面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亲身参与农村改革开放实践的记录，反映这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这些文章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当代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当代中国的农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和同行来参加“三农”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共同为解决好这个重大问题尽一份力量，在多年的实践中，我深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和艰难，但现在，从事这方面调查和研究的队伍太小，力量太单薄，声音太低弱，两者很不相称。“嘤其鸣兮，求其友声”！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感谢在调查研究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各地的领导、群众和朋友们，是他们把自己在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喜悦和心得，难处和焦虑，很坦诚地告诉我，指教我，有些文章的题目就是他们出的。我也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谢寿光同志，他是老朋友了，力促我出这本文集，本书的书名就是他提议定的，像上本文集一样，他还专门写了跋。责任编辑张大伟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出了大力。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夫人吴孟怡同志，我这十多年比前十年是更忙了，不仅家务她全担了，有多篇文稿是她帮我整理付印的，本书的文章是她收集排列的，出校样后，她还校了两遍。
陆学艺
2002年1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