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相识
班主任冯唐是个年逾五十的干瘦老头，带着一个宽黑边的眼镜，面容清癯，眼窝下陷，鼻梁上明显被压出一道痕来，留着一个小平头。在那个年代，五十多岁的人真的很显老，连走路的样子也能看出精神不济，脸上总挂着倦意。
在刘塘中学，冯老师每年都带初三毕业班，上一年我在另一个班，复读时我选了冯老师的初三(1)班。冯老师曾在师范大学进修过的，是学校的骨干，同学们也都喜欢上冯老师的课。
我呢，着实有些悲哀，上年初三下学期的时候班主任吴兴长才告诉我们，初中毕业后可以考高中，高中毕业后可以考大学，不想上高中的，可以考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师职业。
原来是这样！这些年懵懵懂懂，一直以为初中毕业后我还是要回到农村继续脸朝黄土背朝天，挖一辈子的泥巴。那时候，对于读书的前途一无所知。学校没有升学考核指标，老师也只管“放鸭子”。
震惊、愤恨、期待！
那一刻如梦初醒，那一刻悔恨交加。
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发愤读书，跳“农门”。
然而，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哪里来得及？以前漫不经心，耽误了太多，第一个初三，以失败告终。
冯老师将我领到教室最后一排阮爱军——也就是王老五身边。
因为教室里实在找不出第二个空位，一个长形的课桌，两人共用。不得已，我成了王老五的同桌。
王老五无可奈何跟我坐同桌，他不情愿地挪了挪椅子，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把靠墙边的位置让了出来。
“阮爱军——以后，李元和就跟你坐同桌了。”
冯老师的眼光很复杂，有征询，有商量，有歉意。
我尴尬地冲王老五点头，勉强笑笑，在他旁边坐下，放下书包。
王老五就象一只被侵犯了领地的猴王，浑身不舒服。虽然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就象一个寄人篱下的小媳妇，小心翼翼，除了微笑示好，别无办法。而王老五总是有意无意歪着个身子占去课桌五分之三的空间，以至于我不得不拼起双腿把作业本放到腿上来写。
王老五终究没有办法让我离开，也只有勉为其难。
有一天语文早自习，我照例侧身面壁而坐，小声地读《滕野先生》，哦，不能算是读，我的视线并不在课桌上的语文书上。这是我的习惯，我常常这样背诵课文。
我没有理会王老五为什么突然安静地不再晃来晃去，只听见他翻书的声音。
等我转过身来的时候，发现他正吃惊地望着我。
“李元和，这么长的课文都能背？”，王老五看着翻开的课文说道，“没有漏的”。
“喜欢吧，也读过好多遍了”。
这是我第一次跟王老五的友好的正面的对话。
之后，王老五趁我走出教室，把他堆在桌面三分之二处的书移走了。
我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小心翼翼。
上作文课的时候，冯老师说，“我先读一下李元和上星期的作文吧，希望能给同学们一些启发”。
以后的一年里，初三(1)班的作文讲析课上，冯老师总要抑扬顿挫地把李元和的作文朗诵一遍。
第八章，王老五变了
王老五开始问我一些问题了，他居然也有难为情的时候。巜几何》让他很吃力，不知如何着手。
我用最土的办法演示给他看。
“数学老师咋没你讲的好懂呢？”
“老师是用的书面语，我这个是土方，只要你能懂就行”
“几何呢，有些抽象，基本定律要记好，根据定理来思考，缺啥添啥，——就是做辅助线，好比过河，先得有桥，没有桥就要架桥”。
……
王老五比以前安静了许多，上课不再做小动作，也不再逗弄同学。
我给他讲自已的经历，还有自已终于要发愤读书的目的。
王老五的变化让冯老师都有些始料未及。
他开始有问题要问老师了，有时似懂非懂，他就等到下课时问我，以至于我都有些招架不住了，我要想用什么方法才能让他听懂。一年的时间很紧张，因为之前的不用功，除了语文和政治外，诸如英语、数、理、化相当于要系统地重学，拾遗补缺，一点儿都不轻松。
我很珍惜王老五的转变，总是尽可能地帮他。
第九章，别说出去
刘塘中学不大，方圆大概二十亩地，十分破旧，连一个校门都没有，当然就没有挂招牌。即便初来乍到，也一定能找到，刘塘小，就这一个中学。
学校在街道的西边，有三排教室，一个年级一排，一个年级两个班。
教室里除了四盏日光灯——我们叫电杠，曾经令我兴奋外，其余的都没有兴趣。
当初我从家里来刘塘中学读书，村里尚未通电，这是我第一次在明晃晃的电灯下看书。
照明电是学校用柴油发电机发的，很不稳定，老是一闪一闪的。尽管如此，还是很欣奇。
但是发电也只是上早晚自习时用，其余时间都是自然光。阴天或雨天也会发电，不发电的时候只能用煤油灯，每个同学都备了一盏。煤油灯也是五花八门，有自已改装的，也有在供销买的。最筒单的就是用墨水瓶改装的。
我们称之为灯盏，现在估计没有人记得它的模样了。只有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还记忆犹新。
灯身是玻璃的，下面是敞开的圆形底脚，中间是鼓形的油室，上面有螺纹的灯座，象铜而不是铜制的，灯座上有一个调整灯芯的金属旋杻，棉线编织的灯芯泡在油室里，灯座上面有弹性的固定灯罩的的簧片，两头细中间鼓的玻璃筒卡在簧片里。这就是供销社畅销的玻璃灯盏，是我和王老五上学时用过的很关健的物件。
早自习前，全校集体跑操。从学校出来，沿着街道一直到东头的预制板厂，然后再折返回来，大概也有三公里的路程。我们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在家没少干家务活，耐力都是比较好的，连女同学都不可小视。
有一天体育课上，体肓老师要大家自由活动。学校实在太简陋，可供操作的体育设施实在不足外人道也。王老五提仪跑步比赛。
“李元和，你来不来？”
王老五有些不信任地问了一句。
跑步，是我从学校到家的必修课。
十几个人站在了一条线上。
我们从学校那可怜地一块空地——不知道能不能叫操场，出发了，跑上了刘塘街道，越过了预制板厂，一直朝通往县城的方向跑去，王老五一直在我左右，渐渐地后面跟上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王老五在我旁边。
“我不想跑了，你跑吧”
我调转身往回跑，同时招呼王老五折返。
我追上了先前已折返的同学，一口气跑回了学校。隔了好一会儿，王老五回教室时，我已做了两页物理试卷。
后来，王老五再要干什么总要来一句“李元和，一起来吧
”
晚上九点，下晚自习的铃声响了，我从窗台上取下煤油灯点燃。
熄灯后我一般还要学习两个小时。
“李元和，你每天早上几点来？”
“我也不知道具体时间，大概六点钟吧”，我没有手表，学校六点十五分打起床铃，我已经习惯了在响铃前一小时起床。
学生宿舍是一排破旧的教室改的，很矮，光线很差，窗户上的玻璃破损殆尽，用浆糊糊着的白纸被风吹得呜呜直响，冬天的时候，即使把头蒙在被子里，仍然感到寒意袭人。床已经从初入校的木桩铺木板的通铺变成了双层架子床，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班上54人，31个男生，除了三个走读生，28个男生挤在不足40平方的屋子里，即便是冬天，窗户还严重漏风，屋子里也有一股混浊的气味，夏天就不用提了。
王老五是走读生，在公社大院住，当然没有感受过那种令人窒息的气味和杂乱拥挤的不堪。
清晨，天刚刚露了一丝缝儿，洒下淡淡一点光丝，灰蒙蒙地看不清脚下的路。
学校唯一的公共厕所在南头的一个偏僻处，黑黝黝的只露出屋脊上的一道影子。
连鸟叫的声音都没有，安静得可怕。
李元和往厕所的方向走去。
突然，厕所里传来说话的声音，声音不大。
好像是王老五的声言。
没有听清楚说什么，我怔了怔，停下了脚步。
一个女生从女厕所走了出来，看模样隐隐约约象是三(2)班的常香怡，也是走读生。
从男厕所出来的果然是王老五，我的视线还停留在往三(2)班去的方向。
“李元和，你听到什么了？”
“没，没听到，啥事情？”
王老五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厕所的位置比操场低，下去还有七八级台阶，其实我才刚走到第三级台阶，确实没有听到他们隔墙对话的内容，但也确实很纳闷，男女生在厕所里隔墙对话，总觉得有些不合适。
“别说出去”。王老五望着我，诚恳地说到。
“嗯！”
那个年代，男女同学间几乎是不说话，我就没和女同学说过话，除非是向学习委员周玉萍交作业本的时候。
即使狭路相逢，都跟不认识一样，低头而过。
和女同学说话，总是脸红，更不用说交往了。
刘塘中学的公厕实在筒陋得不象样，男女厕中间只隔着一道墙，每每下课铃响后，厕所里一片繁华。各种声言在此汇集，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空冽声，有嘈嘈切切细雨巴蕉的嘶嘶声，说话声、歌唱声、嬉闹声，不绝于耳，不一而足。
王老五和常香怡绝不是偶然踫上，一定是约好了一起来上学的。奇怪，这两个人什么时候有了交集？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李元和没有探究，也无暇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