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树，上面有几片老叶。这叶子说落吧，还没有落，说不落吧，它迟早要落。每有一阵风吹来，叶子都会摇摇欲坠，但是风一过，奇迹般地，叶子又会继续逗留在树上。树很痛苦，也很矛盾，它甚至有一种残忍的想法，希望这叶子能早一天落下去，这对它是一种解脱，对叶子也是一种解脱。而对于叶子来说，它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树继续地站立在大地上，叶子则继续在风中唱着最后的歌。直到有一天，双方都麻木了，都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了，这时，叶子在不经意之间，轻轻地、瓜熟蒂落式地脱离母体。
这是在接到伯父去世的电话时，我那一刻的想法。
这想法像诗。而我在那一刻也真想把它写成一首诗。我在那一刻知道了：我们家族这根斑驳古老的大树，又有一片老叶凋零在两千年冬天的风中了。
我的父辈老弟兄三个，是倒着走的，先是叔父，在十二年前去世，接着是父亲，在八年前去世，接着是伯父，在我接电话的这个时候去世。三个男性去世了，三个女性则还活在人间。她们是我的三妈、我的母亲和我的大妈。她们如今按老百姓的叫法，叫“寡妇”，按文化人的叫法，叫“遗孀”。她们如今虽然还苟延残喘地活在人世，但已经如风中老叶了，哪一阵风中说下来，就会下来了。尤其是我的母亲，光今年就住了几次医院，硬是我咬紧牙关，用自己一点菲薄的稿费在支撑着她。
高村是渭河平原上一个古老的村庄。高氏一族是什么时候在这渭河畔上居住，并世代繁衍，最后形成如今这两千多口人了的大村子的呢？据说很古老了，但古老到什么年代，却无从査考。我曾经查过《临潼县志》，县志对域内村庄的记述，最早的只到明末清初，这使我很失望。但是它对所有的村庄，只从那时才注意到，才开始记述。因此我也没有办法，不过这倒也好，空白为我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当黄河象出没的年代，渭河平原还是一片沼泽。当七千年前半坡人筑穴而居的年代，渭河平原仍是一片沼泽。半坡人手执钓鱼竿，望着这沼泽出神。后来大禹治水，疏通河道，渭水泄入黄河，黄河泄人大海，于是八百里潸河川裸露了出来，成为沃野，于是人类一群一群地，携家带口，从山上和塬上下来，在这平原上居住。
高氏一族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在这块冲积平原上定居的。换言之，高村这个同姓村子，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
渭河平原上几乎所有的村子，也都是这样形成的。它们几乎都是一姓人家组成的一个村子。比如高村旁边的是安村，安村的旁边是季村，等等。有时四个村子，像四枚棋子一样地布成一个大村，人们便把它们连起来叫，比如“樊胡刘赵”，等等。有些村子，给姓氏之前加上一些奇怪的称谓，比如“母猪李也”“石灰刘也”“皂张王也”“湾李马也”等等。这些称谓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直到今天，实属难得。想来，这些称谓也许与主人们从事的职业有关，也许与居住地方的地理环境有关。
其实所有的我们称“村”的这个字眼，在当地土语中都称“也”。比如“高也”“安也”等等。只是在形成书面文字时也”字才写成“村”宇。这个文宇上的变通也不是从今日始，我看县志，县志上淸朝年间就这样写了。
叫成“高也”“安也”等等，给村子平添了一种古老、安祥的气息。说起字来，其实在关中农村，有许多挂在老百姓口头上的古字雅字，如果哪一个有心人能深入民间，将它记录下来，加以研究，将会是一项抢救工程的。中国汉字，经过打磨后虽然规范了，但是变得光滑起来，失去了表现细微感情的能力。每一次我回到高村，和乡党们拉话，他们在表达那些极为困难的话题时的准确性和分寸感，都叫我极为惊讶，感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师。
在几千年的岁月更替中，这些同姓村子都表现了高度的纯粹性和排他性。只此一姓，只此一族，绝不允许杂姓进人。
到建国那一年，高村这个大村子，还是人人姓高，绝无杂姓。这些高姓都是一族，以我家而论，在五服之内的，大约有十几户，五服之外的离得近些的，亦有十几户人，其余多数人家，隔朝隔代，离得远，但是细细簿来，还是“五百年前是一家”。村上的“班辈”，细细排列，各安其位，绝不马虎。
第一个进人高村的外姓人家姓王。老王是高村唯一的一户地主家的长工，好像和这地主还沾一点亲戚。土改时，老王分得了地主的几亩土地，这样，老王也就成了高村的第一户外姓。老王是个木匠，人缘好，记得我爷爷的棺木，就是老王给打的。
第二个进人高村的外姓人家姓赵。老赵是一个从河南来的铁匠。起先，他搭了个铁匠棚，在村外，风箱响着，铁锤叮咚，为村上人打割麦的镰刀、做饭的菜刀。其实搭棚子暂时居住的时候，老赵已经思谋着怎样正式进人这个村子了。机会终于来了，老赵的工槻里传来了婴儿哭音，他老婆一胎生下两个女娃。于是老赵将一个女娃送给了当时的生产队长，算是结下一门干亲。尔后，生产队长召开社员大会，吵吵闹闹一阵后，终于将赵铁匠这户人家接纳人高村。但是提出下不为例。
高村依着渭河。渭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因为渭河，而有了漫长的甘肃河西走廊，而有了丰饶的八百里渭河平原，而有了十三朝帝王之都古长安。高村就扒在这个渭河的南沿上，它距渭河人黄处大约有三十公里。
用“机”这字眼很传神。的确，千百年来，高村就像平原上一种叫“扒地龙”的野草一样，紧紧地扒在渭河老崖上，历经年馑，历经战乱，风风雨雨，纹丝不动。
有一句老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渭河也是这样，河流以三十年为一个摆动的频率。茫茫渭河滩，宽窄约有八里，号称“十里渭河滩”。河流这一段子，是南崩，一片又一片的崖崩进了河里，又在河对面造出平滩。三十年过去了，它停止了往南崩，又开始往北崩，于是南边的滩地就显露出来了。
两岸的人们，不知从哪个时代起，通过打官司，定下了“以河为界”这个种地范围。因此，那边的滩地多一些的时候，那边的日子就好过一些。滩地没有广，水逼到老崖广，这边的人就只好精拼细作老崖上面一点可怜的土地，然后眼巴巴地等着河再往过崩。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河流还在对面“母猪李也”的那个老崖底下，但是已经开始气势汹汹地往过“崩”了。每遇一场河水，就会往过崩好深的一截子。那时的地还是自己的，爷爷叫了一帮人，火速地将滩里长的榆树伐下来，运回屋里，防止被崩在了河里。这砍下的榆树后来盖了两间安间房。由于我的出生和房的建成在同一个时间，所以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建”字，而“群”字则是我们这个班辈的人后面都挂着的一个字。
河流在我出生的十年后，终于不可遏制地逼到了高村的老崖下。有好些户人家的房子还被崩进了河里，不得不把庄子往后迁。河流从此也再没有往回崩，原因是政府从老火车路上拉来了许多的石头，造起了护堤工程。几七年又过去了，高村的人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河流永远地在自家门前打转了。
我见过渭河发的最大的一次水，是在1960年。河水涨得齐了两岸的老崖，十里渭河滩白茫茫一片。河中间漂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房屋、牛、树木、古船等等。河水很急，这些漂浮物箭一样地从眼前驶过。有时，在漂浮物上会扒着一个活人。活人大声地喊着“救命的爷哪！”“救命的爷哪！”声音凄厉、绝望、令人惊心。但是，就是高村水性最好的人，也不敢下河去救的。
每逢渭河涨水，地下水的水位就会上升，高村的并，水便变成浑的广。河水涨得越大，井里的水位会越高。而在渭河的老崖上，每逢涨水，岸上便会趴着许多的人，大家侧着脑袋，向河心瞄。如果河心是鼓的，那说明水还在继续涨，如果河心是凹的，那说明水已经在塌了，不必紧张。
而在不发河水的日子里，渭河则显得平静、衰弱，像一条无名无姓的河流一样容易被人忽视。
高村是一个渡口，这个渡口就叫“高家渡”。一条破船，拴在老崖底下。老崖上修一个斜坡，过往的客官，从这里坐船，艘公的篙一点，一阵工夫，船就到对岸了。
写下“高家渡”这几个字眼时，我突然明白了，在代代相传的口头语言中，“高也”这两个字，并不是指的“高村而是指的“高家”。换言之，“也”是“家”字的意思。以此类推，别的张也、王也、李也、赵也的“也”，也都是“家”的意思。例如，李先念将军过渭河时走的是“胡也滩”，这“胡也滩”应当是“胡家滩”。
从我家距离渭河渡口，不多不少恰好是一百米距离。爷爷给家门口的老槐树底下，支了个茶摊，招待过往的人。爷爷的茶摊是免费的，纯属公益性质，茶叶是那种又苦又涩的“老胡叶子”，水是渭河里的水，烧水的柴禾是叔父从坟里刨下的几个柏树疙瘩。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爷爷已经衰老。
爷爷此举纯粹是出于一种虚荣心的需要，他希望听到几句赞美他的顺耳的话。当然，爷爷此项善举也有一点实惠。那些灌了一肚子茶水的客官，在动身乘船前，都要掏出鸡巴，对着爷爷搁在墙角的那个尿缸，轰轰隆隆地一阵大尿。这尿水可以壮地，而用它来泼蛰伏期的麦苗最好。从这个意义上讲，爷爷把每个过往客官，都看作一架他的制造尿素的机器。
爷爷不是高村的人，他的老家在渭河上游二十华里的新丰镇。我的老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类似这种情况，在延续香火这个问题上，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给女儿招一个上门女婿，一种是从最亲的亲戚那里要一个孩子过来顶门。千百年来，这两种做法都在用着，它们保持了这户人家香火不灭，高村这个村子人丁兴旺，而最重要的，保持了这个村子永远是一个同姓村落的戒律。
我的老爷选择了后者，他从他的舅家要了一个男孩过来顶门，这男孩就是我的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