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与高中相差约１０年，这１０年中我们学会了寻找正确答案，却丧失了寻找一个以上的正确答案的能力。正像着名教育家尼尔·波斯特曼所批评的：“孩子们入学时像个问号，毕业时却像个句号。”习惯于寻求“惟一正确答案”，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对待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严重地束缚了我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因此，法国哲学家艾米·查提尔说：“当你只有一个点子时，这个点子再危险不过了。”
“天呐，你来的真不是时候，我现在忙都忙不过来。最后期限已经迫近，可任务还没有完成，这时哪还有闲情逸致幻想创造发明？更不用说真刀真枪地干了。”一天只有２４小时。与创造无缘的人总觉得时间不够安排，而那些为创造付出了一定时间的人，一天中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那些舍不得这笔“资本”的人。后者克服了莽撞行事、一味蛮干的坏习惯，凡事即使不三思而行也要沉吟一番，这就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其实，花点时间致力创造，是一本万利的事，不仅能带来硕果，而且可以节省宝贵的时间。亨利·福特说过：“越是多思，就越有时间。”
我们是怎样解决“开门”这一问题的呢？从抓握门柄、迅速转动到适时松开，这一整套连续的动作都是一瞬间自动完成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习惯地加以解决，就会因为问题过多而被压垮，就不可能自如地应付环境的挑战。正常人之所以不会将“开门”视作一个超出智力承受能力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可以诉诸于习惯。但是有些人感到，我们面临的问题太多，个个都很重要，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创造性地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于是我们索性放弃一切问题，眼不见心不烦，落得个轻松自在。
大部分专业人员在自己的领域中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超载。称职和成功的专家不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要么放弃一切问题，要么必须创造性地解决一切问题。他们往往分析问题，根据轻重缓急，优先处理那些最应该处理的问题。对于那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往往不屑一顾，他们并不准备解决一切问题。但恰恰是这些人能够有效地创造性地解决那些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重要问题。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广义上说应当将“问题”定义为“是什么”与“我们希望是什么”之间的差别，即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别，或者说这种差别是问题的根源。如果这样，我们就会感到问题太多，从而被问题压垮。按照这个定义，如果我们具有创造力并且希望具有更强的创造力，二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如果我们失业居家，希望获得就业机会时，二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如果我们苦恼沮丧，希望幸福快乐时，二者之间也就有了差别；凡此种种，皆为问题，因为差别就是问题。
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我们的态度是视而不见的，或者予以习惯性的解决。如果愿意，你尽可以将一切问题都视作创造性的挑战。但是，如果动真格的，我们就面临问题超载的危险，陷入问题堆中而无暇他顾，更不用说什么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了。所以，为了增强创造力，我们必须对问题进行甄别、分辨、整理和归类，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样，我们至少可以解决若干问题--创造性地解决若干最富有创造性的问题。
该说的别人说过了！该创新的别人创新了！该发明的别人发明过了！该作的曲子别人早谱好了！真是生不逢时，在我的生活中，没有问题，没有挑战，没有追求，也没有机会。
着名核物理学家卢瑟福曾认为：“由分裂原子而产生能量，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任何企图从原子蜕变中获取能源的人，都是在空谈妄想。”但数年以后，实用的原子能就问世了。目前原子能已经成为主要的发电新能源。我们之所以感到没有问题，没有机会，往往是因为“专家”已有定论。而这些“专家”不是说问题已经解决，就是说问题不可能解决。
人生来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动物，命中注定要不断地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如果问题轻而易举地被无意识或习惯所解决，我们决不会承认它们是问题，说不定还会觉得没有问题。
例如，多数人习惯于在晚上某个固定的时刻睡觉，即使睡眠时间不够，他们也不认为其中可能包含着问题。究其原因，可能是这符合他们下意识地对问题先后次序的排列方式：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有时间还是多考虑考虑其他更为迫切的问题吧！我们一旦解决了问题，就以为这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并且只知道使用曾经使用过的解决办法，仿佛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
如果１０年前向熟人打招呼时喜欢说“哈啰”，说不定今天你仍然喜欢使用这种致意方式；如果１０年前选择了一种职业作为谋生手段，说不定今天你仍然从事着这种职业。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一旦引起不良后果，立即予以调整，这才是创造力的真正源泉。
许多人偏执地认为，只有正正经经的“工作上的问题”--设计一种机器零件，推销新产品，画一幅水彩画，等等--才值得使用创造力。其实，只要处理得当，一切问题都会给我们的创造性成长提供创造性的挑战和机会。
意志的消失
倘若对我们自己抱有过分的期望，那么缺乏信心与其说是谦虚，不如说是虚荣。一天晚上，爱迪生的一个科研小组聚在一起对一个新的无线电传声零件进行调试，一些年龄较大的人提出各种意见，年轻人倾耳细听。爱迪生知道，在这些青年人之中，有一个人比他更富有创造才能，于是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发表任何意见呢？”他解释说：“我担心我提出的意见有负于你对我的希望。”他之所以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在创造方面无所作为，而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估计过高。这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有许多好的机会能够说明他提出的某个思想要比我们提出的大多数的思想好得多。
羞怯一般来自我们自己对于创造才能所产生的某种本能的疑虑。按照莎士比亚的说法，这种疑虑使我们失去了我们本应取得的但因不敢尝试而实际上没能取得的成就。如果摆脱这种疑虑的束缚，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想象才能的。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挥我们的想象才能。
但当我们思考问题时，我们经常犹豫，不敢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思想。一家大企业主的私人秘书的前途十分暗淡。他的个性得不到发挥，他的工作总是老一套。尽管如此，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位秘书超过了其他秘书，成为这个企业的三个领导人之一。他自己介绍说：“在我任秘书工作的最初１０年时间里，我没取得任何成就，因为当时尽管我有一些好的设想，但是我不敢向任何人提出。有一天我对自己说，最坏的情况无非是受到别人当面的嘲笑。于是，我便开始大胆地说话。当看到人们接受了我的某些建议时，我便越发鼓足勇气。从那以后，我就能做到毫不犹豫地提出我的思想。”
当我们试图创造某种东西时，即使是非常粗略的，我们也都倾向于建立某种习惯。工作的开端总是很容易的。我们愈是进行反复的试验，我们的成功就愈变成为本能的产物。正像Ｖ·瓦格纳指出的那样：“提出问题，研究事实，收集经验，处于戒备状态；任何时候，都要目光远大；要知道２加２不仅等于４，也可以成为２２或者０；在你的实际工作中，尤其要充分利用上帝赋予给你的礼物--想像力。当想象变为一种习惯的时候，你将会看到，想像力就像宗教信仰一样，它可以推倒几座高山。”
羞怯会使我们已经开始了的创造研究工作半途而废。甚至爱迪生在他年轻的时候，也不得不和这个幽灵作不懈的斗争。倘若人们相信一名与之共事的同事，那么“他失败的经验与其说是他日常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如说这是取得新的经验的开端。”
许多科学家坚持自己的看法，夜以继日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Ｒ·罗斯在印度从事研究战胜疟疾的方法。开始的时候，他一事无成，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继续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直到取得良好的开端。他给伦敦发去电报说，揭开疟疾的奥秘已经为期不远了。几个星期之后，他终于解决了战胜疟疾的问题，为古老的英国赢得了荣誉。他感到乐观的是解决问题的期限，而不是最终取得的成果。
在开始研究乙醇气体的时候，一些年轻的科研人员去找他们的老板Ｃ·凯特林，提出抗议说：“我们想从事一些伟大的事业，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无限期的研究下去，再说，对这个科研课题我们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当时凯特林正在准备动身去纽约，他回答说：“让我考虑几天，待我回来的时候，我看我是否可以给你们提出别的课题。”当他返回的时候，在代顿，他剪下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一位大学教授发明了一种万能溶剂》。第二天，他把这篇文章送给他的科研人员说：“在放弃这项研究课题之前，你们必须发现它。”
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又重新开始了对乙醇气体的研究工作，最后，终于获得成功，发明了四乙基铅。最后凯特林做出结论，指出：“这种心理变化说明，在科研工作中总会有最困难的时候。但是，当你深信这个问题的价值的时候，你会排除各种困难和障碍，继续从事你的研究。你完全有机会获得成功。”
创造力的敌人
说得玄一点，移动一下电视机的位置，出外散散心，都可能产生某种危险。例如，散步时说不定会摔倒在地，轻则擦去一层皮，重则伤筋动骨，心脏不好的还可能诱发心脏病。
不论我们做什么，都既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的危险。如果我们害怕出错，害怕失败，不敢冒一点风险，那就只好虚度此生，一事无成。
作家雷·布拉德伯里说过，生活就是“尝试种种事物，看看它们是否有用”。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尝试既可能带来丰厚的报酬，也可能带来失败的风险，我们过的就是一种充满刺激和激情的生活。逃避失败就是逃避创造，逃避失败就是逃避生活。逃避的方式可以是不持已见、惟命是从；可以是畏新如虎、因循守旧；也可以是引经据典、照本宣科。如此谨小慎微，也不会捅大漏子，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因为人之所以称为人，就在于能反省和破除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习惯，有能力认识和限制自己的生物本能，创造性地发展，创造性地生活。
对一个人来说，遭到指责、排挤、压制是失败；坐失良机、虚度光阴是失败；经营不当、入不敷出也是失败。但是，最最可怕的失败莫过于不敢越雷池一步，莫过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不少人主次不分，本末倒置。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完美形象，为得到别人的赞赏行事；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全都用于避免失败，而不是刻意进取。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精神状态使他们谨小慎微，疲于奔命，至于创造发明，只好靠边去。这种胸无大志、贪图安逸的小家子气，往往也是由于害怕失败的心理引起的，是增强创造力的大敌。
人类的聪明才智往往被说成是一种“应急能力”，仅当面临灭顶之灾，或面临一本万利的商业机会时，才予以动用，而平时则惜之如金。不幸的是，真到山穷水尽，一筹莫展时就是使出吃奶的劲，也往往凶多吉少了。除非好处极大，而困难极小，人们总不愿承担失败的风险，这种态度本身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我们做得太过分了。有时危险并不是那么骇人，有时危险纯粹是想象的产物，我们却借口危险，敷衍塞责。这时，“应急能力”就成了“逃避能力”。
多产发明家凯特林认为，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成为出色的发明家的可能就越小。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是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也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教育的确倾向于传授知识，着眼于证实已有的东西；引导学生解决那些非创造性的问题，那些在书本里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鼓励学生提出设想，而不鼓励他们采取必要的行动。实施这些设想，教育使我们过于信任印成铅字的思想，如教科书，参考书，等等；使我们相信已不如人，相信谜底都在别人的腰包里，教育使学习过程和实践过程相脱节，其恶果是当我们应用书本上的知识时，不是对不上号，就是已经过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估计凯特林这番抨击教育的评论是出于这种考虑：系统的教育向学生灌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以成败论英雄的思想，灌输失败就是错误、失败没有价值的思想。而“创造活动的一个基本成分便是不怕失败”。任何科学家只有经过反复试验和反复失败，才能功成名就。
爱迪生一直向机械专业的学生推荐一些创造性的设计问题，让他们自行解决。爱迪生解释说，这些创造性设计的关键，在于创造性地改进一项机械装置或者发明一种新器械。学生们通常都能提出出色的设计方案。然而，他们总是尚未确定设计什么之前，就提出了已经想好的设计方案。例如，他们不愿承担发明一种新型捕鼠器的课题，除非脑子里已经具备新型捕鼠器的概貌。此外还发现，要想说服他们打破先入为主的设计思想的局限，采用其他设计方案，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效果还很难说。
赌城拉斯维加斯的生意兴隆，就是说明人们具有急切获得直截了当结果的心理的绝妙例证。你一扔下钞票，结果就出来了。不是输就是赢，可谓痛快之极。比起你扔下钱，结果久久出不来，输赢难见分晓，胜败迟迟未决，拉斯维加斯这种立竿见影的赌博速度当然具有大得多的刺激性和吸引力。作为心理学顾问，斯迪尔对此深有体会。在心理咨询实践中，斯迪尔觉得最棘手的问题是将他的顾客从先入为主的观念中解救出来。例如，有一位病人坚持说他的神经质起因于他的职业。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对问题根源的草率看法十之八九是错误的。这位病人的真正问题也许是不幸的婚姻或拮据的经济状况，但是，别说让他承认，就是让他正视这一点都十分困难。
斯迪尔在大学教数学时，总喜欢使用几种方法解决同一个问题。大部分学生显得不耐烦，甚至抱怨纷纷，牢骚满腹。他们怂恿老师给出一种惟一的最佳解决办法，殊不知他们喜欢的方法对别的同学或对稍许变化了一下的问题类型，是不合适的或不恰当的。根本不存在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数学方法。斯迪尔的这番论点在课堂上显得那样孤立无援，同学们根本听不进去，他们仍然缠着斯迪尔寻求那个并不存在的惟一答案。
人们不愿忍受找不着直截了当答案的焦虑，不愿忍受悬而未决的痛苦。问题刚一露头，我们就抛出一个方案，而且只有在这一方案陷入困境时，我们才去考虑和尝试第二个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