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够想像徐冰出现在机场时的情景：他的目光越过人群，停留在那些闪烁的指示牌上，若有所思。他伸手去取免费的手册，快速地翻动，上面画有各种图示、标志，从禁止扔垃圾到向左转。这些机场指南手册最后被他装进了自己的行李箱。
这是一个神奇的登机客，一个奇特的旅人，52岁的他看起来像个韩国人，戴着圆圆的黑框眼镜，样貌神似韩国的建筑师承孝相，但比他年轻。他笑起来有两颗若隐若现的虎牙，显得天真。他总是在低头沉思，伴随着轻轻地咳嗽（我印象中是）。
那些机场指南手册以及别的报刊剪报、印刷品，在五年时间内，都落入到徐冰的手中，在他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徐冰工作室里，他打开给我看：这是两个巨大的箱子，是他积累的资料的一部分，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视觉符号的平面出版物。
他的助手张加在一台显示器很大的苹果电脑上操作，那些视觉符号都被输入了电脑，这个女孩子做了很多细致的辛苦的工作，为徐冰书写的一本神奇的小说而努力着。
“我正在写一本小说。”徐冰取过来一个硬皮本，翻开来给我看，但上面没有一个字。“我想用视觉符号来写一本小说，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老人还是孩子，都能看得懂。”
他的女儿徐丝易乐于翻阅这本书，上面讲的是一个人，要赶飞机，早上被闹钟闹醒，急急忙忙出门打车，但交通很堵，他好不容易打上了一个车……这大概是一个人一天里发生的故事，其中还有传递信件或情书的细节，总之，这虽然是一本尚未完成的琐碎的小说，但并不妨碍他的 7岁的女儿看得津津有味。
这是他的最新系列作品《地书》的尚未发表的阶段性成果。他曾经受邀在斯图加特美术馆展出过他的《地书》部分，徐冰把他的工作室的场景移植到了美术馆，这些变成了展出的一部分。这暗示着《地书》将是一个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计划．
他这样阐述对《地书》的思考：“《天书》表达了我对现存文字的遗憾。而这本《地书》，则表达了我一直在寻找的普天同文的理想。我知道这个理想有点太大了，但意义在于试着去做。”近年来，互联网迅速扩展，电脑中 Icon语言的大量出现，使得徐冰这个项目变得更加复杂和庞大。“但越是这样我越能感到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不管你讲什么语言，也不管你是否受过教育，它们平等地对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二十年前，徐冰做过一部叫《天书》的作品，这部作品发明了几千个“伪汉字”，他将它们用活字印刷的方式印了 100套。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苏新平依然记得当年这位“师长”就住在他宿舍对面，在一段时期内，闭门不出，整天就在屋子里雕刻他的那些伪汉字。
那只是好玩、无聊或苦闷的产物，但由此引发的美术界对“徐冰现象”的关注却不期而至，1988年和 1989年，对他作品判断的冰火两重天出现了：前一年还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版画展，后一年就被作为“新潮美术错误倾向的集大成”而遭受批判。
徐冰在做《天书》的时候，显示了他具有科学精神的一面。他对中国文字的反向钻研，碰到了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些手工木活字的技术已失传，在印刷的时候这些刻出来的字会因为跟纸张的角度不是直角而印得不平整。这时候，徐冰的动手能力和作为一个艺术家对精细技术的掌控能力就表现出来了，他更像是那个活版印刷的先驱科学毕昇。最后，当北京郊区大兴一个印刷厂的老师傅对试印出的第一页《天书》透露出惊讶和敬佩的表情时，徐冰的得意达到了顶点。
徐冰将这份得意保留至今，他坐在纽约大都会街离他家不远的一家餐厅里，讲述了这段历史。这是个阴天，云层很低，纽约刚刚下了两天大雨（据说是很难遇到），街道排水系统的老迈堪比北京。
与徐冰见面，使人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没有多余的废话，完全沉浸在他的思想之中。
由于附近的餐厅客人太多，我们在他家附近的早餐厅用午餐，餐厅里刷着绿色的油漆，洗手间里有纽约街头常见的涂鸦。两个人都不挑剔，就着冰水、煎蛋、薯条和面片在火车沙发椅上对座，然后交谈。
我们兴致驳驳地谈到了《天书》还有许多后续工作要做，比如在全球找 100个人来读《天书》，然后把读后感作一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纪录，这一大型的田野调查尚未排上徐冰的议事桌面。
徐冰说：“《天书》是问题的提出者，这是一种双脑思维下的、越界的产物。”
这番话与外界对他的确认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用 9?11灰尘制作的装置《何处惹尘埃》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ArtsMundi），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奖项之一。评委会主席奥奎在授奖辞中评价他说：“徐冰是一位能够超越文化界线，将东西方文化相互转换，用视觉语言表达他的思想和现实问题的艺术家。”
徐冰兴致勃勃地是另一个项目，他两年来一直在思考、但并未完全推动的“肯尼亚植树项目”。在徐冰的构想中，他要研发一个“自循环系统”，一端是物质援助进入，另一端是在肯尼亚这个国家的树在生成。所有中间的环节就是徐冰要着手解决的工作。
非洲肯尼亚绿带项目是由环境部长旺加里?马塔伊发起的，她也因此获得了 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马塔伊发起组织种植了 3000万棵树，以阻止这块土地上的荒漠化。但几年过去了，这个绿带又遭到了破坏而未能连为一体。
“艺术家需要有一种普世价值。”徐冰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着光芒，他说：“艺术为人民。”
《艺术为人民》是他为纽约现代美术馆创作的大型旗帜计画，被苏士比拍卖公司用来做了画册的封面。
徐冰的左脑仍然停留在毛泽东时代的思想之中。20世纪 80年代之后，他就移居美国，近二十年来，他的所有重要作品基本上是在世界艺术的现场发生和完成的，这些作品无一例外的带有以下印痕：东西方语境的交汇、视觉与文字的交汇、平面与立体的交汇、材料与语义的交汇、作者与观者的交汇。
其中，最本源的思想源泉仍是毛泽东。“我一直在寻找普天同文的理想”、“平等的对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这样的语汇在徐冰那里闪耀，再自然不过。他甚至反思自己的“作品之路”，“我要认真去做那些有益处、值得去做的事情。”
尽管徐冰是毛时代的受损者，他说：“安迪沃霍在复数性艺术道路上前进时，我还在田里干农活。”他仍然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巨大，“我们是毛时代的婴儿，世界上所有艺术家的前卫性，比起毛都是小巫见大巫，怎样从文化上和方法论上分析毛的思想是一个必须去做的课题，这个功课做好了，我思维上的准备就不比别人弱。”
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徐冰是个左派知识分子，他不暴力革命，亦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你倒不如把他看作是一个面向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徐冰说：“我面对的传统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的背景，另一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父母的教育，它变成血液里的东西。”
徐冰并不担心复数艺术被人抄袭，“艺术不是聪明不聪明的竞赛，不是点子的竞赛，而是把人外化、物化的过程和对工作的价值延伸。 ”人是有局限的，徐冰说“要把局限性用好”。
“自循环系统”的设想或即将发明令人想起他不是一个艺术家，而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你想想，假设两美金等于 10棵树，一个美国家庭的孩子用两美金从网上订购了 10棵“树”（中国字，由徐冰教给肯尼亚的孩子们写，通过复数艺术的手段编号纪念），在肯尼亚的绿带上就增加了 10棵树，与此同时，大屏幕上有肯尼亚传来的信息，每秒钟都在用圆点显示“木”的符号。
他的科学工作者的心态从未停止过，你可以这样理解，他的左脑是毛泽东思想，而右脑是科学家的创意。他设计制作的缓动电脑工作台与其说是一件艺术品，不如说是缓解肌体和视觉疲劳的专利发明。这个缓动电脑工作台就在他的工作室里应用，电脑屏幕通过台托在不易察觉地缓慢移动，以此来进行视力保健和缓解电脑病。
他在印刷上所下的苦功，更是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来完成的。1992年，他在美国南达科塔的威米兰小镇学习造纸和西方书籍装订。1996年，他完成英文方块字教科书的编写和印制。2001年，完成英文方块字电脑字库软件，同年，哲学家德里达在徐冰《书的结束？》个展上作了题为《The End of the Book or the Archive to Come》的演讲。徐冰视觉艺术的重心在印刷、电脑、文字、符号、材料这些媒介和媒介物上。
《地书》是“图”书，更是一部视觉 LOGO的集大成者。在我返回徐冰工作室的时候，脑子里冒出了奇怪的念想：他的工作室仿佛是一个蕴藏巨大能量的核库，那些视觉符号和标志（Icon）像能量一样正在向四面八方逃逸并扩散。
总之，徐冰的《地书》乃成，是会让天底下的平面设计师都感到崩溃的一件事，他用毛时代的豪迈和科学家的严肃铲平了平面设计的世界——他并不是想破坏什么，而是又一次做了别人想都没想过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