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畔日军的实弹射击
驻北平日军，为了发动战争，不断地在北平城外进行实弹演习。而1937年6月29日这天的实弹射击，险些擦抢走火，酿成事件。
日本人对中国领土觊觎已久，自明治维新之后，就把魔爪悄悄地伸向了一衣带水的中国。1874年日本尚未摆脱西方列强殖民者的不平等条约之时，就以台湾为靶子，试探中国人的态度。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1895年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摆脱了西方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1904年日本挑起了日俄战争并击败老牌殖民者沙皇俄国，则让西方惊呼日本的崛起。1905年，日本取代沙皇俄国，攫取了租借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等权益。不久，日本把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把驻扎在东北的日军命名为“关东军”。
日本人的欲望总是不容易满足的，用得寸进尺这四个字来形容毫不为过。1914年，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利益，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1915年，日本以武力相威胁，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它就是臭名昭着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九一八事件之后，我东北大好河山沦为日人的殖民地，中国的土地上成立了所谓的“满洲国”。伪满洲国和日本之间，竟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闹剧频出。
正是由于日本侵略欲壑难填，驻北平的中国军队，才以警惕的眼光注视着日军的一举一动。他们知道，战争也许离他们不远。
果然，1937年6月29日夜，蠢蠢欲动的日军以演习为名，向我宛平县卢沟桥街里进行实弹射击。中国军队提出了严重抗议。两军对峙，一触即发。
卢沟桥，一时间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卢沟桥位列中国三大古代名桥之首，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外两座是河北的赵州桥和泉州的洛阳桥）。卢沟桥位于广安门外丰台区，距离市中心约20公里。该桥因跨越卢沟河（今永定河）而得名。
据史料记载，卢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即公元1189年，明昌三年即1192年三月正式建成，敕名广利。该桥所跨越的卢沟渡口是当时进出都城的惟一门户，这里原本有一座浮桥，作为临时性的交通设施。但是随着金迁都中都（今北京）以后，这里日渐成为拱卫北京城、沟通南北东西的通衢要道。有鉴于此，金统治者遂决定修建一座永久性的石桥。
卢沟桥的建筑装饰，亦别具特色。桥栏为高达近一米半的281根望柱与栏板连接而成，每根望柱顶端都刻有一个大狮，它的身上攀附有形象各异、或藏或露的小狮子，于是民间便有“卢沟桥的石狮数不清”的歇后语。根据考古工作队的勘察，已知共有大小石狮485只。卢沟晓月作为燕京八景之一，远近闻名。它明月西沉，水光幽幽，桥白如玉，良辰美景。在桥东碑亭内，仍立有乾隆皇帝御笔“卢沟晓月”碑。
卢沟桥以东200米处，是一座我国目前尚存的最小的城池——宛平城。该城原名拱极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为抵御由西南、西北侵犯之敌，修建了这座东西长640米、南北宽320米的城池。1928年，宛平县公署迁至拱极城内，以后改称宛平城。20世纪初，一条钢铁大动脉，从卢沟石桥北约半公里处的大铁桥上通过，卢沟桥的战略地位，更显得十分重要。这座全长940米的铁路桥，连接南北铁路干线，成为平汉、平绥、平津三大铁路的汇合点。平汉铁路在卢沟桥有两条支线：一条直达北平（北京），并有一条支线到通州（通县）；另一条向东到丰台，与北宁路会合。另外，卢沟桥还有公路与平（北平）热（热河，今河北承德）、平喜（喜峰口）公路相连。纵横交错的铁路、公路线可以控制四面八方，部队也可以得到四面八方的增援。
2001年4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华时，曾拜谒过着名的卢沟桥。只是不知道，作为日本的首相，面对昔日象征着日本法西斯军队留在桥上的累累伤痕，有何感想？
在华北日军步步紧逼
抗战前夕，守卫北平的中国军队，乃是宋哲元率领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北平自古以来便是军事重镇，如今却只有宋哲元孤军据守，孤立无援。
那么，北平的国民党主力军哪里去了？
事情还需要从几年前说起。1935年初，日本表面上对南京国民政府主动进行一系列的和缓外交，使得中日之间一时出现了罕见的对话与接触。而实际上，这不过是老谋深算的日本人的两面手法而已。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国会发表中日亲善的演说，公开提出，日本今后将不会再以武力威胁中国了。
事情果真如此吗？
早在1935年以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制定了在华北进行军事挑衅的政策，并决定同时在河北与察哈尔动手。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负责在河北寻衅，而关东军则负责在察哈尔制造事端。
1933年1月，日军蓄意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借机攻陷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2月23日，日军调集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部分伪军共10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不到十天的时间就攻陷了热河省会承德，并迅速占领热河全境，继而攻陷河北滦东地区。
随即，日军分兵向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犯。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经近三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毙伤敌数千人，给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由于蒋介石并没有全力支援，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长城抗战最终失败。至5月24日，日军接连侵占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22县，直接威逼平津。
5月31日，国民党政府派军委会参谋部次长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同意将热河省并入伪“满洲国”，将滦东地区划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日本帝国主义就这样打开了向华北扩张的大门。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法西斯并不满足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经过充分酝酿，日本政府和军部于1933年10-11月间，一致提出了“根绝排日”、“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政策。日本军国主义者策划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妄图不战而夺取华北。日本向华北扩张的第一步，是恣意制造事端，胁迫中国军事力量进一步退出华北，将华北变成日本可以恣意横行的非武装地带。
1935年5月11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日本驻天津武官高桥，利用两名亲日的华文报纸社长（伪满中央通讯社记者、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于5月3日在天津被刺杀事件，对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负责人何应钦发出严厉通牒。日本称这个事件为“河北事件”。
日本军人无理地提出，是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在河北地区进行各种反日的不友好行动，才发生这样的暗杀行动。因此，他们提出了干涉国民政府在河北地区主权的无理要求，包括要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及其他反日的地方行政首长的职务、关闭国民党在河北的党部以及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同时将中央军调离河北。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日本政府的目的，就是让河北脱离国民政府的军政管辖，而达成河北的特殊化。日本天津驻屯军激进少壮派军官的这项行动，得到了东京的日本政府与驻东北的关东军的支持。
交涉期间，不但天津的日本驻屯军举行军事演习示威，关东军也在渤海与山海关一带进行演习，制造硝烟气氛。一时间，日本人大有不惜对华北动武的架势。但日本人的记性好像不怎么好，把不久前广田弘毅外相的保证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6月10日，紧张不已的国民政府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在这种情形下，不愿意也没有打算立即在战场上与日本人一决雌雄的蒋介石别无选择，只有授权何应钦在可能的范围内，设法满足日本的各项要求。
何应钦在当天下午通知高桥，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要求，将完全照办：除答应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立即撤退，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调防，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撤出河北省外，还表示国民党政府将通令全国，禁止排外、排日。
同时，这位北平国民党最高长官何大人为了避免受到日本人的压力，于6月13日离开北平南下。蒋介石则动员部队在河南与陇海线待命，以应付不测。
日本人对于中国兵书的熟悉似乎超过了中国人。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策也。日本最高决策层以及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日本仅以军事威胁就迫使中国在河北做出让步后，感到非常满意，下令见好就收。
6月28日，梅津美治郎正式发布声明，宣称“河北事件”结束。日本人称中国对日本要求的让步为《何梅协定》，它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取消其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罢免了抗日情绪浓厚的河北省主席、张学良的心腹大将于学忠，撤离驻平津地区的东北军及中央军。
不过《何梅协定》事实上并没有签字的文本，只有中国接受日本要求的口头承诺，因为蒋介石示意何应钦只可口头答应，不得留下书面字据，以免激起国人的指责。
《何梅协定》出炉伊始，野心勃勃的关东军又开始蠢蠢欲动了。6月11日，关东军以察哈尔张家口地区中国守军检查日军人员证件并与之发生冲突为由，采取军事威胁，要求驻扎在察哈尔地区的西北军宋哲元部，向日军赔礼道歉，同时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察哈尔长城以北地区。日本人将这一事件称为“张北事件”。
得寸进尺的日本人又提出，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应是“满洲国”的领土。因为日本人准备支持蒙古王公搞“蒙独”，所以迫切希望占领这一地区。
这次关东军出面了。对于关东军，蒋介石并不陌生，九一八的记忆在他的脑海里依旧历历在目。在关东军的机枪和大炮的恐吓下，蒋介石再一次无奈地做出让步。让步，总是蒋介石在日本人的压力面前不得不采取的方式。
蒋介石将察哈尔省长宋哲元调到河北，接替于学忠出任河北省长。日本人这次并不满足于口头协议，蒋介石不得不暗示可以签字。
踌躇不定的宋哲元不愿意背历史黑锅，指示部属、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出面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交涉。1935年6月27日，《秦土协定》签订，中国方面同意撤退在察哈尔大部分地区的西北军，以及关闭国民政府在当地的党政机构。这就等于把察哈尔北部让给日本来导演“蒙古国”的发展。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达成，大大削弱了中国在华北的军事力量。日本以武力为后盾，策动华北“自治”，企图将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日本控制的“独立国”。1935年9月24日，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对记者的谈话中，公然宣称要实现“华北经济圈的独立”和“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改革华北政治机构”，“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团体”等，首次公开提出了以“自治”的方式，将华北分裂出中国的狂妄计划。10月4日，日本外相、陆相、海相在《对华政策的谅解》中，企图以“共同防共”为诱饵，使国民党政府默认伪“满洲国”，采取亲日政策，至少在华北地区与日本合作。
在华北，中日军事部署对比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1935年前后，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不过10个中队，炮兵1个中队，总数不及2000人，而且分驻于秦皇岛、山海关、塘沽、天津等处，天津驻军不足500人。
那么，华北驻屯军是怎么回事？事情还要从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说起。翌年，清政府与入侵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为了侨民安全，八国在华有驻兵权。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日本，达1250人，最少的是荷兰、意大利等国，50人，其他国家驻兵人数后来基本没有多大变化或是减少。唯独日本，常以各种借口增兵。
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强化中国驻屯军，并将驻屯军司令官由军部任命改为由天皇直接委任，将驻屯军的一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由裕仁天皇亲自任命的新任司令官，是原任日军第一师团师团长的田代皖一郎中将，多田骏的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要让位了。新任驻屯军参谋长是桥本群少将，新设置的驻屯军步兵旅团由河边正三少将任旅团长。
根据日方公布的数字，增兵后的中国驻屯军由原来的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而实际的增兵人数远远超过日方公布的数字。据上海《申报》的调查，日军增兵后的兵力达1.4万人，还有人认为日军兵力超过2万。
而1935年时中国驻军包括中央军，于学忠的东北军，商震的晋军在内，总数不下6万人。蒋介石撤军命令出台后，这些部队纷纷调走，华北门户洞开。这样，河北就成为了国民政府在北方的前线。蒋介石下令把驻察哈尔的宋哲元率领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调入河北，接替东北军驻防。
1935年10月中旬，关东军的老牌特务、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来到华北，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土肥原拟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第一步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择突破口，首先切实掌握其中之一人，使之与关东军结合起来成立一个新政权；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
土肥原向宋哲元提出了如下的“华北自治”方案：在华北五省二市建立以宋哲元为首、以土肥原为顾问的“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华北政权名义上属南京政府管辖，但军事上由“防赤委员会”领导，经济上与日、“满”结成一体，金融上脱离法币与日元挂钩，思想上反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外交上亲日等。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海军在青岛集结待命，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当时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正高潮迭起，宋哲元没有同意土肥原的要求。于是，土肥原就先在滦东地区扶植了以汉奸殷汝耕为头目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继续向宋哲元施加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