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何应钦在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议上，决定派熊斌北上，向宋哲元传达蒋介石“不挑战，必抗战”的旨意。具体机宜是：“如宋主任因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盘之准备。卢沟桥、宛平城不放弃。如二十九军需要子弹与军实，中央可以源源补充。”
与会者认为，宋哲元在天津受日本人与汉奸包围压迫，可能动摇抗战决心，导致对日妥协。其间，又讹传二十九军内部不稳，可能发生分化，因此会议决定熊斌不宜直接赴平，而是乘飞机到郑州，再换火车赴保定。此外，会议还决定通知粤、川、桂三省部队迅速整编，准备必要时抽调兵员北上。
7月12日，国民政府发布了军事征用令。7月13日，蒋介石电告宋哲元：“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人格。”
在七七事变的处理过程中，何应钦的所作所为，还是可圈可点的。虽然被国人公认为亲日派，但是在抗战期间，何应钦还是以国事为重，没有和日本人有过什么瓜葛。他主持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工作，为抗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七七事变不久，何应钦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主持京沪方向的战事。讨论南京保卫战作战计划时，何应钦等多数将领主张用20个团左右兵力，以歼日军有生力量，蒋介石没有采纳。南京保卫战失败后，日军进入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1938年1月，何应钦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负责战时军制计划和参与各个战役的指挥，对抗日战争做了一些努力。
卢沟桥事变后美国态度暧昧
7月1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玩火》的社论称，日本在卢沟桥之挑衅，这种“玩火”为危险之举动，而在火药桶附近，尤为危险。
7月12日，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作出试探，希望美国能够调停中日争端，制止日本的嚣张气焰。
与媒体不同的是政府的态度。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政府“不愿采取得罪日本和激怒孤立主义的行动”，担心它的主动行动会引起日本的反感，害怕进行“调停”活动。美国国务卿赫尔认为：“一向调解的意图只会激怒日本政府，并给予其机会以告诉日本人民，西方列强正试图干预他们所谓日本在华的自卫权利。”赫尔认为，现今美国“以调停者的身份采取任何措施都为时过早，都是不明智的”。美国既已向中、日两国表明它对远东的敌对行动“极不赞成”，这就足够了。
美国的盟友英国既对中日战争表示“关切以及谋求和平解决的期望”，又极力避免卷入中日冲突之中。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说：“想像不出在欧洲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此时向日本寻衅更带有自杀性质。”因此张伯伦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活动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在八一三抗战期间，英国仅提出一个划上海为“中立区”的建议。但是日本拒绝接受英国这一“调停”计划，继续疯狂扩大侵略战争。对于日本的嚣张气焰，英、美颇感愤慨，但是又无可奈何。英军驻华总司令李特叹息道：“这对白种人来说是一种耻辱。白种人尤其是英国人苦心经营建立了这座美好的城市，它是远东的一颗明珠，但他们现在却没有力量阻止日本人破坏它或利用它。”
7月13日，英国向美国提出英、美、法三国联合调停中日冲突的建议。征得了罗斯福总统的同意后，美国国务卿赫尔拟出了答复意见。这份答复说，美国国务院已经对中、日两国使节强调了保持和平的重要性，两国可以通过“平行的但各自独立的”做法保持合作。
7月16日，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再次向赫尔表示，希望《九国公约》缔约国采取行动，并称大国代表如能亲临现场将有利于制止日本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赫尔依旧不置可否。
同日，赫尔在与罗斯福总统商量后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声明显然是针对日本侵华而发的，但赫尔却不敢公开道明，只是说：“正在进行的敌对军事行动或即将发生的敌对军事行动的任何形势都是使或者可能使各国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严重影响的”。
赫尔像牧师布道似地劝告各国信守国际条约，维护和平，保持克制，尊重各国的利益和权利。声明中稍微有一点分量的一句话是：美国“将根据其他国家军事力量的增减来增减军队”。但赫尔接着又保证，美国不与别国联盟，不做出会使自己遇到麻烦的承诺。
总之，这完全是一项不痛不痒、软弱无力的表态。这个声明表明，美国政府仍然在继续它的所谓“不干预”政策，而把它根据《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所理应承担的庄严的国际义务弃置一边。正因为赫尔声明只是笼而统之地谈论国际关系准则，而没有片言只语谴责侵略，所以连日本、德国、意大利也都立即对声明表示赞同。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战火烧到上海。这里是西方列强在华权益最集中的地方。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英、美、法、意等国使节采取联合行动，进行调处，导致了中日《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蒋介石指望重演这一历史。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并呼吁各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同时，蒋介石希望英、美、法、德、意五国采取联合行动，对中日战争进行集体调停。五国大使不断交换情报，商议对策。8月18日，英国再次提议：中日两国完全从上海撤军，在公共租界和越界筑路地区日本人的生命财产由英、美、法三国负责。8月19日，日本立即表示反对这项建议。
中日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政府面临两个紧迫的问题。是撤退在华侨民，还是保卫在华利益，或者是否对中、日两国实施中立法。卢沟桥事件后，美国国内立即发生了是否撤回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的争论。奈伊、刘易斯等孤立派议员强烈要求召回驻在天津等地的美军，以减少美国被拖入战争的危险。八一三事变后，他们更要求从上海撤走所有美国人，不论是公民还是军人。但国务院认为，为了美国在华利益和整个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应该向中国增派水兵护侨。罗斯福批准这一建议。8月17日，国务院宣布向中国增派12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在罗斯福政府的第一任期，美国政府内部在远东政策问题上意见就不完全一致。中日战争爆发后，这种分歧更形明显。内政部长伊克斯、财政部长摩根索、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是比较积极主张援华制日的，在军人中，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等人是对日持强硬立场的。驻日大使格鲁、副国务卿韦尔斯等倾向于绥靖日本。国务卿赫尔介于两者之间，常常倾向于后者。
面对是否对中日实施中立法，国务院经过商讨后建议罗斯福总统不要实施中立法。但奈伊、刘易斯等人却强烈主张对中日之间不宣而战的战争实施中立法。他们认为这可能使美国被拖入远东战争。罗斯福于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于9月14日宣布禁止美国政府船只运送军火、军事装备、军用品去中国或日本，其他美国商船不在此限，但须自担风险。根据这一命令，中国政府向美国购买的、已经装船待运的19架飞机，不得不在西海岸卸货。从这个命令本身看，它对中国的损害显然远大于日本。
9月5日，日本宣布封锁全部中国海岸线。美国没有实施中立法，为以后中国向美国采购军火、寻求贷款留下了方便之门。9月18日，罗斯福向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表示，14日命令是为避免美日之间引起战争而迫不得已采取的“折中办法”，中国仍可在美采购军需，并暗示可先将军火运往香港、安南等处，美国政府对此将尽力予以保护。
这让蒋介石很高兴。9月24日，蒋介石答外国记者问时说：“美国现在之态度，并非其真实之态度”。“美国不应考虑中立法……美国不能守中立”。蒋介石表示相信，美国“必能予中国以同情及援助”。
日本疯狂野蛮的侵华战争，越来越引起美国人民的关注尤其是日军9月20、21日对南京的轰炸激起了美国人民的愤慨。在许多城市中建立了声援中国人民的群众组织，美国人民还自发起来抵制日货，反对日本侵略的情绪在某些国会议员中也在增长。一些教会组织带头要求停止向日本供应航空器材，对美国政府继续向日本提供进行“一场不可饶恕的侵略性战争”所必需的物资进行强烈谴责。许多以前对中日战争漠不关心的报刊也开始支持这种意见。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罗斯福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并试探国内孤立主义者的反应，于10月5日发表了着名的“隔离演说”，呼吁建立反对侵略者的“防疫地带”，把侵略者“隔离”起来。罗斯福的演说遭到孤立主义者的猛烈攻击，于是罗斯福迅速降低调门，表示制裁是一个“可怕字眼”，应该“扔到窗外去”。英国首相张伯伦也一再表示，不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1937年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的决议，也只是“对中国表示道义支持”。
美英不愿对日本实行制裁，除了政治原因外，还由于它们不愿使自身的经济利益蒙受损失。据统计，美国对日贸易占其远东贸易额的42％，其对日投资和贸易是对华投资和贸易的2～3倍。因此，发了战争财的美国资本家反对制裁日本。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美英继续向日本出售战略物资，为日本侵略战争输血。1937年，在日本进口的军事原料和物资中，美国的铜占92％，汽车及零件占91％，石油及石油产品占60％，废钢铁占59％，机器及机床占48％，生铁占41％。七七事变后的一年，美国输往日本的军事战略物资竟达日本全部消耗额的92％。
英国对日本供应战略物资的总额仅次于美国而占第二位。1938年，英国及其自治领向日本输出的物资占日本进口总额的20.79％，其中军用物资占17％。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承认：“日本的侵略得到了我国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对日本这样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来说，当时如果美英实行经济制裁，它是很难维持这种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的。
对于寻求西方援助，蒋介石自有其打算，将外交重点放在了美国身上。在英、美、法三国中，英、法面临法西斯威胁，自顾不暇，且它们在东亚实力不足，难以援助中国。美国的舆论则渐渐从“不干预”转向同情中国、谴责日本，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1938年6月，蒋介石对有可能对远东发生影响的英、美、俄等大国作了一番比较分析，认为惟有美国可能有所作为。他感到“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总统必能有所作为”。鉴于此，蒋介石明确地提出了对于列强的方针：“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对俄应与之联络”，“对德应不即不离”。于是蒋介石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尽管国民政府在战争第一年中的外交努力收效不大，但蒋介石认为国际局势迟早要发生重大变化，认定，“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后来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把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概括为“苦撑待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