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局势暂时缓和
就在枪声未停之际，卢沟桥畔和宛平城外兵戎相见的中日两军，却奇怪地暂时“停火”了。
卢沟桥畔，宛平城下，龙王庙前，二十九军的官兵们浴血奋战，国人为之振奋、激动。一位署名流火的作者，于7月8日赋诗一首，赞扬二十九军：
怒吼吧，卢沟桥！
我们抗战的日子已经来到。
忍辱负重已非一日，
祈望和平亦非一朝，
可是我们得到的是
卢沟桥头的无理取闹。
如今已有廿九军的崛起，
用铁血回答着敌人的横暴！
听啊：杀敌的喊声起了，
健儿们的鲜血正洒在北国的荒郊！
不要迟疑，不要退，
让我们大家持着枪和刀，
前进吧，热血的男儿啊，
把数十年来的仇恨一齐报。
卢沟桥，怒吼吧！
我们抗战的日子已经来到。
在7月8日的战斗中，二十九军官兵以自己的勇敢无畏，击退了气焰嚣张的日军。但是到了7月9日，冀察当局却和日本方面达成了暂时停火协议，放弃了继续进攻的有利时机，给日军以从容调兵遣将的时间。
7月9日凌晨3时，日军提议谈判，诡称“失踪日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冀察当局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求之不得。中方谈判代表是北平市长秦德纯、冀察政委会委员张允荣。日方的谈判代表是松井太久郎、和知鹰二、今井武夫和寺平忠辅。同时，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和天津市长张自忠也在天津交涉谈判。
7月9日晨四时，中日双方代表在北平达成了三条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并由冀北保安队（即石友三部）派来一部协同担任城防，人数限300人，定于本日上午9时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停战协议是以口头协议形式出现的，因为日方不愿在书面协议上签字，这足以说明日军并不打算认真履行协议，只是虚与委蛇而已。
卢沟桥畔的枪声，暂时停息了下来。而此后，中国守军渐处于劣势。
大战当前，中日双方缘何达成停战协议？
日军在7月8日的战斗中没有占到便宜，反而还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中国守军以自己的顽强和果敢，使日军无法攻破宛平城。而何基沣率领的第一一○旅增援部队，已经赶到了八宝山附近。鉴于后路有被截断的危险，日军暂时停止了进攻。
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助理今井武夫对日军的企图一清二楚。他在回忆录中清楚地点明了其中的原委：“当时我军兵力，能够逐步调往前线附近的，只有驻屯在北平附近的步兵约两个大队。天津派来增援的炮兵部队，因为连日下雨，道路泥泞，被阻在通州，无法前进。与此相反，冀察军除了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东）岸合计约有一团兵力外，在北面有西苑驻军两个旅占据着八宝山，其中一部分已进入到卢沟桥西北约三公里的衙门口；在南面有第三十八师常驻在南苑。此外，平汉线方面已从南方向长辛店增援兵力。战争形势对我军极为不利和紧迫。也就是说，日本军部队指挥官可能早发觉，如果开到卢沟桥的部队不寻找什么借口使之后撤，有被处于优势的中国军队包围的危险。”
在中国军队处于优势的情况下，日本军队自然不会贸然大打出手，需要借助谈判这个幌子来为援兵到来争取时间。日军在协议中声称撤退回丰台，但实际上并未遵守，而是集结在永定河东岸和沙岗东侧。在协议达成后仅仅两个小时，即9日清晨六时，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就撕毁协议，下令炮轰宛平县城。冀察当局接到宛平的报告，责问日方为何背约炮轰宛平，日军的回答竟然是为了掩护撤兵。
与此同时，日军调兵遣将，将机械化部队第二大队从通州调到了丰台。7月9日下午3时40分，河边下令第二大队到宛平东北角的沙岗接防，企图利用吉星文团和保安队换防的机会占领宛平城。
7月10日，增援日军已由天津、通州、古北口、榆关等地，携带火炮、坦克等武器向卢沟桥方向开来。关外，日军11列运兵火车正向关内开来，其中两列已抵达天津。下午3时，大批日军占领小井村、大井村、五里店，截断了北平通向卢沟桥的公路。一切都预示着，日本人并不想维持现状，扩大侵略已是箭在弦上。
为了迷惑冀察当局，日本人还制造了谈判气氛来做烟幕弹。这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人就和美国人玩了一把，也大获成功。10日上午，秦德纯、冯治安、王冷斋、何基沣等，应日本人的提议，和日方代表樱井、中岛、笠井、斋藤一起召开联席会议。日本代表提出撤换中方指挥官等无理要求，中方何基沣、王冷斋据理力争、唇枪舌剑。就在谈判中间，日方四位代表以打电话为由，偷偷地溜走了。看来，日本人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只可惜秦德纯没有识破。
而冀察当局则对于与日军全面开战，并未做好思想准备，希望息事宁人。第二十九军是一支具有爱国传统的部队，它的高级将领大多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但是二十九军毕竟是一支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冀察当局则是代表这支非嫡系部队的一个处于日蒋夹缝中的地方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它需要维持冀察平津这块地盘和二十九军的实力，才能在派系林立的中国立足。因此，在全国抗战形势尚不明朗，对日本侵略企图缺乏准确判断的情况下，冀察当局主要领导人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等人都不希望扩大与日军的冲突。
另外，他们对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意图估计不足。二十九军自进驻平津以来，日军曾多次挑起事端，结果均以中方做出小的让步而告结束。这给了宋哲元、张自忠等人一个错误的经验，使其误以为这次也不过如此。
对蒋介石不信任，也是他们与日军妥协的重要原因。历史上，宋哲元、张自忠作为西北军将领多次与蒋介石中央军交战，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在自主权等方面又与蒋介石产生了新的矛盾，双方缺乏互信。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与日本妥协的事情已不止一次，冀察当局对于蒋介石这次是否真的会发动全国抗战和派军向天津地区移动的意图，都心存疑虑。
而蒋介石“应战而不求战”的指示，也促使冀察当局在对日策略上采取了保守的避战立场。二十九军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后来回忆说：“这时中央的指示是要‘应战不求战’，我们开会的结果，是先设法拖延时间，把分散的兵力集结，各据点决不放弃。所以便叫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接替宛平防务，抽出三十七师来集中兵力。一三二师急自河北各地向北平以南集中待命，三十八师的刘振三旅和骑兵师的张德顺旅，固守廊坊，并阻断平津交通，不叫日人继续增兵。”
协议达成后，冀察当局本着“应战不求战”的指示精神，着手按协议行动。秦德纯当即命令王冷斋和吉星文团长做好交接准备。秦德纯天真地以为，这样解决是给日本人保留一点面子，找个台阶下；对我们也无损大局。部属提醒秦德纯，近日丰台车站不断有关东军到达，运输很是紧张，不像停战不打的样子。
秦德纯是位很能干的人，但是这次对于日本军人的阴谋显然认识不足。他很大度——“日本军部的命令可能还没下达，我们先执行吧”。这种单方面执行谈判条件的软弱态度，正好被日军利用，为其大规模的侵略做准备。以后的事实证明，日军一再违反协议条款，根本没有诚意撤兵。但是，冀察当局为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实力，委曲求全，认不清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抱着和平幻想不放。秦德纯事后才明白，“详察日方之要求停战，其目的在向其国内作虚伪宣传，说日本如何受中国军队之迫害残杀，作为调动大军侵略之口实，实为缓兵之计”。
在七七事变中，秦德纯是一位不能忽视的人物。在宋哲元到达北平前，他是北平市长。佟麟阁代理二十九军军务，秦德纯代理冀察当局政务。由于他对日本人认识的失误，对日军屡屡作出妥协让步之举，使二十九军失去了最佳战机。
秦德纯的一生，与日本有着绕不开的恩怨。秦德纯，字绍文，1893年出生于山东省沂水县，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和北京陆军大学。秦德纯曾在北洋军阀直系集团中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1927年6月，秦德纯部被冯玉祥收编，他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兼二十三军军长、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等职。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秦德纯所部被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秦德纯改任总参议。1932年秋，秦德纯任察哈尔省民政厅长。
1935年6月“张北事件”发生后，秦德纯受国民党政府指派，同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谈判，于6月25日签订了妥协让步的《秦土协定》。正是由于这个协定，给秦德纯的人生带来了说不清的是是非非，正如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达成的《何梅协定》一样。1935年12月，秦德纯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北平市长。七七事变后，秦德纯曾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参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点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军法执行总监部副总监、兵役部政务次长、军令部次长、国防部次长、山东省主席兼青岛市长等职。1949年8月，秦德纯去台湾，1963年9月病死于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