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宋以来，关于黄庭坚诗多有争议，否定宋诗者每以黄诗为代表而指摘其形式之种种弊病；自近世以来在强调文学作品的现实社会作用的观念引导下，黄诗受到了极严厉的批评。近世的批评者大致认为：黄庭坚的主观愿望是要继承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和苏轼的反晚唐、反西昆的工作，在诗歌运动上有所建树；但由于他文艺观上的错误，却在正确的前提下走入了魔道。晚唐、西昆诗风的软弱、华靡，是作者脱离了广阔的现实生活，造成作品思想内容空虚、贫乏的结果。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作者没有认识到这个根本的弊病，因而也没有对症下药地去提倡作者注视现实，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舍本逐末，违反内容决定形式的规律，走上了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错误道路。这样的批评固然有时代社会审美理想的影响，此外是由于批评者往往关注黄庭坚的诗学理论，以之联系其作品而作出判断；又由于对山谷诗未作全面深入的探讨所致。如果我们细读山谷诗，则不难发现那种否定黄庭坚诗的思想意义的判断是草率而片面的。
北宋诗歌革新运动在元丰元年（1078）以黄庭坚的《古诗二首上苏子瞻》为标志，已经取得胜利并已经完成，苏诗成为北宋诗歌革新的胜利代表。我们追溯北宋的诗文革新，它是与北宋的政治革新同时进行的，成为巨大的社会文化思潮。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韩琦、杜衍、欧阳修等均力图改变北宋自建国以来积贫积弱之积弊，发起以吏治改革为主的社会改革。新政虽然失败，但改革的呼声更为强烈，政治生活更为活跃，各种改革意见纷纷涌现，议论煌煌。熙宁时期王安石变法得到神宗皇帝的支持而雷厉风行在全国实施。关于新法的争论再度成为政治生活的重点，支持新法的新党和反对新法的旧党成为敌对的营垒，双方激烈争议。这场争议以新法派得势，旧派受到打击而告终。然而自新法施行，一方面加强了社会的统治机能，另一方面也加重了民众的经济负担；更由于某些新法条例的不当，以及官吏相缘为奸，使社会矛盾更为复杂并加剧恶化。统治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未能发展社会生产，推动经济，而是采取种种行政手段敛财于民，府库一时充盈，民众却加速贫困。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新法完全变质。元丰四年（1081）宋军与西夏的灵州战役，次年的永乐城战役，宋军惨败，死亡的官兵共六十余万人，耗费之钱财难以胜计，表明以新法改变积弱之势的彻底失败。元祐以后，北宋社会的发展进入后期，新派与旧派的政治斗争反反复复，政治打击与迫害愈演愈烈，北宋文化转入低潮。黄庭坚自元丰八年（1085）入京供职，成为苏门学士之一，元祐时期在诗坛上争得苏黄齐名，他的影响主要是在北宋文化低潮时期。这时士大夫们的政治热情已经消退，政治革新的主张已经过时，他们的文学创作明显地存在逃避现实的倾向，转向个人精神的探求，而艺术表现方式则趋于隐晦与艰涩了。我们探讨山谷诗的思想意义时，便可见到它体现了北宋文化低潮时期的某些文化特征。
一 崇尚自然与追求自由的思想
黄庭坚是一位纯粹的诗人，也是宋代著名书法家，其词则与秦观并称；但他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缺乏建功立业的政治进取精神。他虽然作为苏门文人集团而遭到政治迫害，却仅仅是文人而非政治家，这与欧阳修和苏轼等的政治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他十七岁作的《溪止吟并序》即表现出欣羡陶渊明的高逸的人生态度，自谓“本自无廊廟，政尔乐涧阿”。“廊庙”，即廊庙材，比喻能为朝廷肩负重任的大臣。黄庭坚深知自己并非这种材器，只希望安适地生活于山水田园之间。他自入仕以来辗转于州县，亲自体验到围绕新法的政治斗争，它的反复无常使其产生人生虚无的思想。黄庭坚《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云：
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
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
这是在新法的倡议与执行者王安石下世后所作。他深感在政治风雨之间，人们犹如乌啼与蚁战，并无真正的是与非，一切都在变换和错乱。任渊评注云：“在熙丰，则荆公（王安石）为是；在元祐，则荆公为非。爱憎之论，特未定也。”黄庭坚晚年在贬谪宜州途中，梦见苏轼在武昌寒溪西山，遂对苏轼吟诵新作，此作为《梦中和觞字韵》：
天教兄弟各异方，不使新年对举觞。
作云作雨手翻覆，得马失马心清凉。
何处胡椒八百斛，谁家金钗十二行。
一邱一壑可曳尾，三沐三衅取刳肠。
黄庭坚曾作有《寄元明觞字韵诗》，在和诗中悲叹与兄元明天各一方，对于政治局势则感到是由执政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变幻莫测，但他已抱着祸福随缘处之的心态，见到自古以来富贵之家的瞬间衰败，即使曳尾的神龟堕入世网也免不了刳肠之患。此外如“从师学道鱼千里，盖世功名黍一炊”（《王稚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盼未归予戏作林夫人欸乃歌二章与之》），“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清明》），皆有功名如黄粱一梦，贤愚到头皆同归泉下之感，深深表现了人生的虚无与幻灭。黄庭坚对于仕宦感到无奈和厌倦，其《元丰癸亥经行石潭寺见旧和栖蟾诗甚可笑因削柎灭稿别和一章》云：
千里追奔两蜗角，百年得意大槐宫。
空余祇夜数行墨，不见伽梨一臂风。
俗眼只如当日白，我颜非复向来红。
浮生不作游丝上，即在尘沙逐转蓬。
“蜗角”，喻为细事相争。《庄子·则阳》：“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返。”“槐宫”指槐安国。唐人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记述一士人梦于蚁穴——槐安国任南柯太守三十年，享尽荣华富贵；梦醒后乃在大槐树下。此喻人生如梦。黄庭坚用此两典说明人生为小事奔竞，到头皆是虚幻，而在尘世中屡遭俗人白眼，岁月逝去，而个人则如游丝或飘蓬。在《题李亮功戴嵩牛图》里，黄庭坚经过人世沧桑，感到筋疲力尽，如老牛一样：
韩生画肥马，立仗有辉光。
戴老作瘦牛，平田千里荒。
觳觫告主人，实已尽筋力。
乞我一牧童，林间听横笛。
“觳觫”，牛到死地时表现出的恐惧状。此借以指病瘦的老牛，它乞求主人放在林间，以解除劳役。这是黄庭坚晚年的真实心情，他长期以来即有退隐的思想。其《次韵几复和答所寄》云：
海南海北梦不到，会合乃非人力能。
地褊未堪长袖舞，夜寒空对短檠灯。
相看鬓发时窥镜，曾共诗书更曲肱。
作个生涯终未是，故山松长到天藤。
黄几复是黄庭坚很好的诗友，他们却很难相见。在诗中黄庭坚表示在州县困沉，不能展现才华，而生活寒苦，但又无法归隐故山。早在元丰初年黄庭坚到京都任职不久，便企望退隐，其《次韵答柳通叟求田问舍之诗》云：
少日心期转谬悠，蛾眉见妬且障羞。
但令有妇如康子，安用生儿似仲谋。
横笛牛羊归晚径，卷帘瓜芋熟西畴。
功名可致犹回首，何况功名不可求。
“康子”即黔娄，战国时齐之隐士，家贫不求仕进。黔娄死后，曾子往吊，黔妻请谥曰“康”。曾子说：“先生食不充口，衣不蔽体，何乐于此，而谥为‘康’乎？”黔妻回答说：“昔君尝欲以为国相，辞而不为，是有余贵也；君尝赐粟三十钟，辞而不受，是有余富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事见《烈女传》。黄庭坚在朝是有人妒嫉的，而他实希望像黔娄那样安贫乐道，并不希望生子如三国吴王孙权。功名可以成就自然不应退隐，但功名不可求时则应归隐田园了。归隐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真正的自由。黄庭坚在《杂诗》的七绝里表示出对严子陵的羡慕：
古风萧索不言归，贫贱交情富贵非。
世祖本无天下量，子陵何慕钓鱼矶。
这实为咏史诗，抒写严子陵事之感。早在北宋初年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里盛赞严子陵与光武帝刘秀的情谊，以为：“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黄庭坚却不这样认为，他见到此段历史佳话所隐含之实质，即贫贱的交情在富贵之后会发生变化。严子陵是刘秀的故人，他深知刘秀成为光武帝之后并无以天下为重之宏量大度，所以他之隐居于富春江钓台并非高致，乃是避祸。当然，严子陵是值得效法的，但黄庭坚更景仰的历史人物是西蜀的扬雄，其《绝句》云：
富贵功名茧一盆，缲车头绪正纷纷。
肯寻冷淡做生活，定是著书扬子云。
在黄庭坚看来，世上的富贵功名，好似一盆蚕茧，被缲车牵动丝绪纷乱，而个人在其间是无所作为的。因此还不如离开名利场，像扬雄那样甘于冷淡、贫苦、寂寞，从事著述。
崇尚自然与追求自由是黄庭坚基本的人生态度，也是山谷诗的基本主题；与此相关的是他常常在一种文人的儒雅情趣里感到自适。他的这种思想及人生态度有消极的一面，同时也表现出士人的高洁情怀，成为一种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的诗人的文化性格。它所含蕴的深刻的哲理意义与生命意义，有待我们去认识。
二 坚持道义的进步的社会思想
黄庭坚的父亲黄庶是具儒家气节的士人，他自称：“观《诗》、《书》以来，至于忠臣义士、奇功大节，常恨身不出其时，不得与古人上下其事；每辄自奋。”他在仕宦以来亦躬行其儒者之理想。黄庭坚在家学中学习了儒家经典，父亲的言行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父辈亲友中李常、孙觉、谢景初皆是正直之朝士。因此黄庭坚在此环境中自觉接受了儒家思想，以儒家的政治伦理、行为准则、道义精神作为其安身立命的基本思想。我们在比较黄氏父子的社会思想时，可见到黄庭坚因崇尚自然和追求自由，他的道义观念并无父亲般强烈，然而在诗歌创作中它仍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它在当时社会中仍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想，成为诗歌中的亮点。
儒者的忠、孝、仁、义、正直、廉洁等社会行为准则是儒家道义的体现。黄庭坚说：“文章最忌随人后，道德无多只本心”（《赠谢敞王博喻》）；又说：“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这是他对道义观念的表述。北宋中期以来政治生活十分活跃，黄庭坚对政治是较为淡漠的，但仍关注国事，也常在诗歌中表现出爱国的情怀。元祐时期朝廷遣游师雄、种谊、姚兕等率宋军在西北打败西夏与诸羌联军，接连取得胜利。黄庭坚热情地歌颂了此次的胜利，作诗多首，其《和游景叔月报三捷》云：
汉家飞将用庙谋，复我匹夫匹妇仇。
真成折箠擒胡月，不是黄榆牧马秋。
幄中已断匈奴臂，军前可饮月氏头。
愿见呼韩朝渭上，诸将不用万户侯。
这次胜利使诗人联想到汉王朝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唐王朝对突厥战争的胜利，洋溢着自豪的爱国的民族情感。与此同时，黄庭坚为神宗皇帝及王珪、司马光、韩绛、范镇等朝廷重臣所作的挽词里均可见到他对国事的关注，并给予这些人物以公允的历史评价。在《送王郎》诗里，黄庭坚写道：“炒沙作糜终不饱，镂冰文章费工巧。要须心地收汗马，孔孟行世日杲杲。”任渊评注云：“谓道义战胜，胸中开明，乃晓然见圣贤用心处。”黄庭坚正是以孔孟之道行世和与友人互勉的。山谷诗中许多登临怀古或历史题材的作品，是以极隐晦的方式表达其社会思想的。卫南属澶州（河南濮阳附近），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王朝与辽在此议和，史称澶渊之盟，黄庭坚到此地作了《卫南》：
今年畚锸弃春耕，折苇枯荷绕坏城。
白鸟自多人自少，污泥终浊水终清。
沙场旗鼓千人集，渔户风烟一笛横。
惟有鸣鸱古祠柏，对人犹是向时情。
景德元年闰九月辽大军入宋境，十一月抵达黄河边重镇澶州城北，威胁宋都开封。寇准倚重杨家将在前线击败辽军，宋真宗在寇准催促下登上澶州城楼，宋军士气大振。十二月宋辽议和，宋朝每年给辽绢20万匹，银十万两，称宋帝为兄。宋军当时完全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却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黄庭坚在诗中描述了澶州一带荒凉衰败的景象——稀少的人烟与鸱枭的不祥鸣声，也想象当时宋军在沙场旗鼓下的奋勇，但却未对宋辽和议发表任何评论，仅仅表现出悲凉感伤的心情，那未表现出的感受应是忧国而痛苦的。《拟古杂言》与《卫南》皆作于元丰时期，黄庭坚在拟古诗里拟托思妇之情，表现形式更为曲折委婉：
雁雁随春风，过乡县。烟雨昏，行不乱。
同安乐，共忧患。云重重，不相见。
日昳晡，下平湖。
十十五五依黄芦，得粒不啄鸣相呼。
新妇见雁怀征夫，上堂曳袑，四拜启阿姑。
人言雁寄书，审能寄书无。
阿姑语新归，古来无此事，今安得此语。
新妇祝雁好自去，勿学水中恋涔鱼。
寄汝尺素上有书，塞北春寒当用襦。
寄书与阿谁，我家苏校尉，海上牧羊儿。
为言妾能事君母，勿负汉恩作降虏。
苏武（前140－前160），于西汉天汉元年以中郎将出使匈奴。匈奴单于胁迫其投降，苏武不屈，被徙至北海牧公羊，待羊产子乃释放。苏武在北海啮雪吃草籽，持汉节牧羊十九年。汉昭帝即位，与匈奴和亲，求归苏武。匈奴诡言苏武已死。苏武属吏常惠见汉使，教其诡言汉帝于上林苑中射得北来雁，雁脚有苏武传来书信。汉使责匈奴单于，苏武始同汉使归国。黄庭坚采用民间文学的叙述方式，拟托苏武之妻请大雁为征人带去书信，寄意丈夫不必挂念老母，她会奉侍，尤其叮嘱丈夫不要辜负汉恩而投降匈奴。在北宋边患频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此诗之寓意是容易被人们理解的，其爱国主义的情感表达得非常隐微。
宋王朝之前的唐王朝的治乱兴衰留下许多历史教训，黄庭坚多次以唐代历史题材入诗寄寓其社会政治思想，并借以批判现实。其《次韵奉和仲谟夜话唐史》云：
贞观规摹诚远大，开元宗社半存亡。
才闻冠盖游西蜀，又见干戈暗洛阳。
哲妇乘时倾嫡后，大阍当国定储皇。
伤心不忍前朝事，愿作元龟献未央。
唐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强盛富庶、国威远扬的时代，黄庭坚纵观整个唐史，见到不少深刻的教训：开元号称盛世，但李氏宗社所存已少；武则天专政、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当权、皇帝奔蜀，这些都是前朝令人伤心之事。“元龟”即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尚书·大禹谟》：“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后以“元龟”引申为借鉴前事。《三国志·孙权传》：“斯则前世之懿事，后王为元龟也。”黄庭坚希望将唐代的教训作为历史的借鉴献与当今的帝王。黄庭坚晚年在迁谪途中，经湖南永州浯溪，见到唐人元结撰、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的《中兴颂》的磨崖石刻。此是歌颂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得以中兴。黄庭坚读了此碑文极为感慨，作了传世名篇《书磨崖碑后》：
春风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
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
明皇不作苞桑计，颠倒四海由禄儿。
九庙不守乘舆西，万官已作乌择栖。
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
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跼蹐还京师。
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
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
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