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书页可以来回翻阅，使非当事人有了前后眼。洛甫的整风笔记在延安整风的条件下未必全是真心话，但也不乏实情。因为长征中的当事人都在，他不能把没有的说成有，“最高三人团”要把机关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这是拆轿子的方法)，而由于毛泽东提议才没有分散(这是组装轿子的方法)，应该是实情，不然，毛泽东会出来说明。当时博古却处在被整的地位，能否有充分的解释机会？在“解释就是不虚心”的压力下，是否有索性包下来的心理？都很难说，别人对他的批评指责是否公允也很难说。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不也被剥夺了发言权吗？庐山会议上的彭、黄、张、周，文革中的刘少奇……不也失去过申诉机会吗？
历史，是严酷的。
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休戚荣誉，总要留下他的足迹。它告诫人们，不要制造冤案，不要违背正义，不要扼杀真理，人人最终要站在历史明镜前显露真容。
历史的画页又翻到湘江西岸，资水河边。水清见底，淙淙流去，无止无休。
洛甫劝博古，不要把王稼祥倾向于毛泽东的表现看得过分严重。其实，也等于说不要把“中央队三人集团”看得过分严重。其实已经十分严重，他们已经为改换领导作准备了。
“改换领导是必须的，正确的！”但是，洛甫不能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因而他在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中共七大选举时，毛泽东同志有两次发言(1945年5月24日和6月10日)，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洛甫面对着博古，他期望着大变故——改换领导的时机早些到来，此时，他只能沉默。
“洛甫同志，”博古不再亲切地称“思美”了，这种称呼太富于个人色彩和感情色彩，不够庄重，“听说你们中央队有个‘三人小集团’，对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党的工作有许多不满，真的吗？为什么不当面说出来？……这样……很不好吧？……为什么不在会上……”
博古没法把内心的话全说出来，便不合文法地打住了。在博古看来，洛甫他们是非组织活动，但博古错了。
行为与手段，是由阶级立场和路线对错来定褒贬的，这种活动是为遵义会议立大功。
洛甫似乎也错了。
二十五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那种背后议论，可就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那就在于你拥护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
“我们始终认为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洛甫说得很真诚，很谨慎、也很策略，“第三国际的路线和指示也都是正确的。”他绝不多说一句话，怕言多有失。
博古感到了片刻的欣慰。既然承认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那就基本上承认他博古也是正确的。某些枝节问题，工作上的疏漏，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就好解决了。
“如果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博古又把话打住了，这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谈话，使他难受，两个同学之间既不想互相隐瞒又不愿袒露真情，这种尴尬场面还是早结束为好。他直愣愣地盯住洛甫的清秀的圆润的白净的脸，寻找不出确切的答案，只见洛甫的略微苍白的嘴唇有些颤抖。他不想继续谈下去了，沉默压得他喘不上气来，可是，他又不想结束，似乎为挽回他们的关系再努一把力。因为他和李德都感到，为了摆脱目前失败带来的信任危机，需要巩固自己内部的阵线，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方面，洛甫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由得哀叹了一声，感觉到自己的面颊微微痉挛，心灵上袭来一阵寒意，用沉重得近似绝望的声调断断续续地说：“……如果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你们又承认中央路线的正确，那么，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就应该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
沉默，残酷的沉默。
洛甫也很为难，他不能把毛泽东、王稼祥跟他谈的一切告诉博古，他不能单独跟博古争论军事上的问题。在军事问题上，他比博古知道得更少。他负责政府工作以来，对军事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他认为毛泽东解释得头头是道，很能服人。
博古把目光从洛甫脸上移开，凝视着盖满黑灰和挂满蛛网的小窗，开始意识到他与洛甫之间已经失去了坦诚对话的基础。觉得一阵难忍的压抑和窒闷。小屋内的空气是停滞的，散发着霉味。他需要透透气，便站起来告辞。
他走出小屋看了看手表，只交谈了九分钟。多么漫长而又短暂的交谈。
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洛甫代替他担任了中央书记，他如释重负，却又向坏处想了很久：“噢，你洛甫是因为无权不满才拥护毛泽东的吧？毛泽东是利用你想掌权而把你分化了吧？”一会儿，他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心想：“我不会是疑神疑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博古从河边小屋走出来时，绝对没有这般想。因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洛甫会代替他。既然他们承认中央的路线完全正确，他还有什么担心的呢？他站在资水河边，茫然地站了很久，跟洛甫的交谈给他带来一种奇异的压迫，对面前的景象产生出虚幻缥缈的感觉，惆怅塞满了肺腑，他忍不住深深呼吸，对面越城岭的巍峨的黑黝黝的山影，向他挤压过来；不祥的预感折磨着他，此时，他最需要的是支持与鼓励。
“啊！它多么象高加索的厄尔布鲁士山呀！只是没有那么多雪！”苏联境内的黑海、亚速海、里海之间的高山、低地、平原、河流、森林、草原、荒漠，以及干、湿不同的温带、亚热带的气候，引起他多少回忆啊！此时，莫斯科的美丽无比的白桦林，大概已经黄落了。
一个幻象在他深度近视的眼前凝聚起来，终于显现出一个鲜明的形象：中等身材，披着质地优良的深灰色风衣，头发浓厚而闪亮；衬着白净的椭圆略长的面颊，目光熠熠有神，给人以潇洒、干练、精明的印象。他就是波波维奇同志(王明在苏联的名字)。他向博古送来一个充满信心的笑容，然而，还没有被博古实实在在地捕捉住，这个笑容便在傍晚时分的蒙蒙岚气中消失了。
晚风袭来一阵透骨的寒气，博古打了个寒噤，他充分领略了历史的辛辣与人心的复杂。胸中猝然生出一股怒意。他觉得有许多话应该当着洛甫的面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吞吞吐吐是不明智的，目前，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无法进行了，可是，不如此，就无法统一意志，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路线就无法贯彻！组织纪律是必须的，铁的纪律！对，我应该回去找洛甫挑明，让他把一切不满说出来，摆到桌面上！
博古被自己的独白鼓动起来，产生了一种难以遏止的欲望：要与洛甫争论个水落石出。
他转身向回走，一步一步走上倾斜的缓坡，但他每走一步就增加一分犹疑，我去跟他争论什么？有没有用？是不是把事情搞得更大更糟？裂缝会不会越撕越大？你越不承认错，他就偏找你的错，你越说他错，他就越不承认错，这不正是人性的弱点吗？而这个弱点，不能说人人皆有，总是很普遍的，自古以来闻过则喜的能有几人？你把一个人的七分成绩说成十分，尽管也不真实，但他绝不会怪罪你，可是你把他的三分缺点说成四分，他不恨你一辈子才怪呢。
博古突然停住脚步，对洛甫的怨忿化成了自己的感悟：是啊，我这不是闻过则怒吗？我这不是因为他夸大了我的缺点而怨恨吗？当我指责他时，他是不是也在指责我？
博古走上斜坡，却不是向北而是向南，回总部去，他应该再找李德谈谈。也许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不会这么简单，从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谈话里，还咀嚼不出其中深味？“穷则变”，变什么？
博古又停住脚步，他的思绪开始转磨，他不愿意走进闹嚷嚷的街道，又转身沿着斜坡向下走，又走回原来伫立的地方。越城岭的色彩却已大不相同，那浓重暮霭笼罩下的山峰呈现出沉郁的青钢色，而那山峰后边的天幕上，业已沉落的太阳却蓦然间散射出眩目的金色光芒，给越城岭绣上了一条燃烧的金边，它的幽寂黑暗的山谷却神秘得使人心慑。山峦起伏象汹涌的深海，……最后一缕光芒熄灭了。
博古观赏着眼前的景象，觉得与他的命运、处境、前程乃至思绪有着某种不可言喻的相似之处，感觉，是一种不停顿的经验流程。但目前的景象却象电影中的定格，永留他的记忆之中。
他决定回去，甚至也不跟李德谈起与“中央队三人集团”会面的情形，实在无可奉告。他托托自己深度的眼镜，径直走回去。虽然见到了周恩来，却没有谈什么，只说向下面走了走。他发现在他离开司令部这段时间，战斗机体照旧运转。他想早睡，但觉得有点饿，一天吃两顿饭，对于日夜奔波的人来说，很难适应。
夜深了，他仍不想睡，头脑里仍然沸腾着与洛甫抗辩的激情，这种自树靶子自己打的抗辩是那样激烈，比面对面更为逼真。
“对十九路军事变的策略是错误的！”这是洛甫指责的声音。“军事上，应该配合福建政府击败蒋介石，而不是把兵西调。”
“我知道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意见，连周恩来也曾有过这种设想，可是，我认为不管是南京政府还是福建政府，都是国民党的政府，本质上都是反动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都反对过蒋介石，可他们都是反共的，不过是大小军阀之分，这是阶级路线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