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答应我妈，我决不跟玛丽亚说她和我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我不想把这件事捅破，我妈说。
我不会告诉她的。
随着玛丽亚一天天长大，她兔唇上的伤疤逐渐消失，她看起来就跟我爸一模一样。如果他看见她，他会以为自己正注视着一面镜子。
我妈也注意到了。她会静静地盯着玛丽亚，审视着她的脸。她在挣扎，既想把玛丽亚搂进怀里亲她，又想狠狠地扇她耳光。
我爱玛丽亚，在这个被上帝遗忘、酷热难当、如人间地狱般的蛮荒之地——我妈就喜欢这么称呼我们的山村——玛丽亚是所有人当中最善良的一个。她会绕开一只巨大的红火蚁而不愿将它踩死。
何塞·罗萨当我们老师的那年，我记得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
头一件事是他的到来，紧接着他造访我家，而我带他去看了那个啤酒坟墓。第二件难忘的事是葆拉被淋到除草剂。
那一年，我还可以用我妈金发根部长得越来越长的黑色发根来丈量时光的流逝。等到那个学年结束时，她的黑头发差不多已经长到齐耳长。她再没有把黑发染成金色，甚至也没去修剪头发，因为露丝的美容厅已经关门。而露丝的美容厅关闭这件事，是那年发生的第三件大事。
谁都没看见什么。谁都没听见什么。什么也没有留下。
我们再没有听到露丝的消息。
埃斯特法尼祖母索菲娅经营的那家OXXO便利店，就在距离露丝美容厅一个街区的地方。那天是12月10日，她比往常更早起床打开店门。索菲娅期盼着朝圣者如潮水一般从她的店前经过，顺着墨西哥的土路和公路行进，到墨西哥城去参加12月12日的瓜达卢佩圣母日[10]。
索菲娅像往常一样走过那家美容厅。那扇用透明绿色塑料波浪板做的门朝着大街豁然敞开。她瞥了一眼里面，叫了一声露丝的名字，但没人应声。
后来她解释说，她永远弄不清楚地上的鲜红斑点究竟是血还是滴落的红色指甲油。
没人会蠢到去报警。我们只是等待着。
当我们经过那所门前依然挂着“幻想”招牌的美容厅时，我们会瞥一眼屋里，希望能看到她依然在里面。然而我们只看到两台立式吹风器，我们的妈妈们曾经坐在那下面；还有两个空荡荡的水槽，露丝曾经在那里给我们洗头。窗台上那架犹太大烛台也依然矗立在布满弹孔的玻璃窗前。
我们全都知道她被抢走了。
外面有那么多人死掉，我们再也找不到活着的他们了，我妈说。
何塞·罗萨因露丝的失踪深感不安，他花了两个月时间，想从墨西哥城找人来调查。
在那座山上，只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的手机接收到十二公里外一座信号塔传来的信号，就是我们上学路上的一小片林中空地。总有人待在那地方，要么是在打电话，要么是在等着接一个身在美国的亲人打来的电话。那片空地将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好消息也罢，坏消息也好，都是从这里传给我们的。我妈把那里称为“德尔斐”[11]，得名于她看的一部有关希腊的历史纪录片。
丛林的声音与手机发出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各种各样的手机铃声充斥在潮湿的空气中，与之相伴的是女人尖锐的声调。
在这片空地上，总有女人在等待着获取丈夫或儿子的消息。有些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坐在那里，而她们的手机铃声从未响起。
有一次，在我爸永远离开我们之前，我妈在那里跟我爸通话，我听到她说，我想死你了，简直都能把这部电话吞掉。
居然有个男人在那里转悠，这未免有些奇怪。何塞·罗萨的在场让其他所有人都变得有点腼腆。当他跟那些律师、警察和法官说话，试图找人来这里调查露丝失踪的事件时，我们入迷地听着。
有天下午，为了安慰他，埃斯特法尼的祖母索菲娅把双手放到他肩膀上。
一个女人失踪不过就像又一片叶子在暴风雨中顺着水沟流走，她说。
没人关心露丝，我妈补充道，她就像一辆小汽车那样被偷走了。
让那十二个月与众不同的第四件大事发生在那个学年的最后一个星期，那是七月份。就发生在何塞·罗萨要离开我们返回墨西哥城的前一天。
当时我正在教室里帮何塞·罗萨打扫卫生，取下他在这一年中贴到墙上的那些东西。他要为新老师把教室准备好，后者将在八月中旬抵达。
墙上贴的世界地图被放到一旁。我曾经看着它上面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形状，注视着表示大洋的深蓝色，而如今，那里只剩空荡荡的砖墙了。
我们曾经用来包裹葆拉赤裸身体的窗帘从未更换过。
我靠着墙壁，那里曾经挂着一幅描绘彩虹以及光线进入和钻出雨滴的示意图。
我也很悲伤，何塞·罗萨说着朝我走来。
他闻起来有股加了奶和糖的红茶味。
他把双手放到我的肩膀上，将他的嘴唇盖到我的嘴唇上。
何塞·罗萨嘴唇的味道像玻璃窗、水泥和通往月球的电梯。他用自己二十三岁的手捧着我十三岁的脸蛋，再次亲了我一下。这个摩天大楼亲吻归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