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办司芬丧事的韦诺，是高六七班留在沅城唯一的城镇籍同学。大家都到勐罕插队，他为什么没去呢？
下午的阳光，像一支支闪亮的利箭透过玻璃窗，射进“联派”反到底战斗队的办公室。
这里原是教师单身宿舍，十来平方米，摆放上两张课桌拼成的大字报桌，堵得转身都困难。投射进来的阳光使屋里热烘烘的，二人待了两三个小时了，浑身粘粘糊糊。
程思明检查完韦诺抄写的最后一张大字报，往横穿室内的铁丝网上一挂，用衣袖擦了把头上的汗：“这样闹下去，有意思吗？”
“意思不大。”韦诺说着，随手提起毛笔在垫桌面的旧报纸上写下“无聊”两字。
程思明一看，眼睛像着了火，一把抓起旧报纸，揉成团扔进字纸篓。不放心，又将纸团拣起，走到门外划根火柴点燃。报纸顷刻化为一只只黑蝴蝶，扑闪着随风飞走了。
“这是……”韦诺不得其解。
“你刚才写什么字了？”
“无聊。”
“无聊。这报纸从一版到四版登的是什么？”
“从一版到四版……啊……”韦诺倒抽了一口气。
此时已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沅城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拉锯阶段，两派今天你搞个游行向我示威，明天我贴出一批大字报揭你的老底，谁也不能把谁怎么样。
反到底战斗队是“联派”的主力战斗队之一。为了形成最大的战斗力，沅城一中的“联派”将高初中学生联合组队，以部分高六六班、高六七班的学生为骨干，带着初中学生闹革命。反到底战斗队以高六七班的程思明、韦诺为正副队长的。此外，还有以高鸿鹄、朱大力为正副队长的东方红战斗队，以于刚、袁先志为正副队长的长征战斗队，以崔红真、张建华为正副队长的一往无前战斗队……高中同学思想基础、文字基础都较好，能沉下心来研究问题、写大字报，多数时间待在办公室里。初中同学喜欢跑跑颠颠，外出贴大字报大标语。一年多的实践证明，这样的组合便于发挥各个层次的积极性。看这阵势，会让人联想到战争年代的兵团、纵队。
反到底战斗队的大字报、大标语，大多出自程思明、韦诺。程思明说：“我们是凭脑子干革命的，他们是凭四肢干革命的。”
韦诺有几分恭维地说：“其实我也是凭四肢干革命，你才凭脑子干革命。这些大字报都是你写的，我只是抄一抄嘛！”
程思明心里充满自豪感，表面显得很平淡：“我俩就别这样分了。”
程思明中等身材、壮壮实实，在高六七班学习成绩中等偏上，个性强，认准的理九头牛也拉不回，被同学称为“死牛筋”。“文革”开始，他很注意看报纸、听广播，脑子一下子活泛起来，提笔便是一篇文章。能力的提高，使程思明更自负了，好在副手是韦诺不是别人，才能配合着干革命。
韦诺的个子与程思明差不多，但明显瘦削。他学习成绩中等，性格懦弱，大事小事都听程思明的，背地里被同学称为程思明的“跟屁虫”。
韦诺的父母都是小学老师，父亲任教于县城小学，母亲则在离县城十多公里的一个山村小学教书。刚出生时韦诺才五斤多一点，哭声很细。沅城有个习俗，认为孩子名字取得越俗就越有可能养活，比如说狗儿、猫儿的。父母都是老师，不愿起个动物名字，就给他取名韦婼。“婼”是沅城对女孩子的特有的叫法，相当于其他地区“囡”，外地人听着很有点洋气，本地人听着土得掉渣。母亲在乡下，大部分时间交由县城的奶奶带着。奶奶捏在手上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呵护过度，使这个瘦弱的男孩干啥都怯生生的。
韦婼七岁报名上小学时，老师认为一个男孩子叫“婼”不合适，擅自在报名表上写下“韦诺”二字，这十多年就这么叫下来写下来了。名字是改了，没想到韦诺本性难移，同学便将其称为“唯唯诺诺”了。
韦诺崇拜程思明，很有些历史年头了。
小学二年级时，二人到沅城郊外捕蜻蜓，沿着田埂往前走，走在前头的韦诺“啊”地大叫起来，差点没摔到水田里：一条小水蛇横亘在田埂上。
“闪开！”程思明一声吼，把手中捕蜻蜓用的网袋朝小水蛇扔去，小水蛇“嗖”地窜进水田，秧苗晃动了几下，没了踪影。
惊魂未定的韦诺哆嗦着：“我们、回、回去吧！”
“不怕！我把它赶跑了，不会再来了。”程思明大声八气地说。
韦诺不敢移动步子。
“这样，我在前面捕，你在后面往竹笼里收蜻蜓。”程思明在前面打头阵，韦诺依然战战兢兢，好在水蛇再也没出现，这天他们捕到了不少蜻蜓。
“文革”开始，特别是组建战斗队后，韦诺觉得程思明的“牛筋”是一种力量，更加崇拜程思明了。好在韦诺写得一手好字，楷、隶、行、草样样在行，还能绘画，有时在大字报上涂上几笔，便增色不少。两人配合一直很好。
……程思明取下挂在墙上的军用水壶，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有件事，我早想和你商量了。”
“什么事？”
程思明一字一顿地说：“二次串联。”
“二次串联”，韦诺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但很快明白了程思明的意思。
“二次串联”意应来源于“串联”。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在被接见的红卫兵中，就有沅城一中的师生。此前半月，根据上级的通知，沅城一中选出了师生代表——标准是家庭出身好，“文革”中表现好，赶往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这对于偏僻、封闭的沅城，无疑是天大的事情。就个人而言，能到北京见到毛主席，打下了一辈子的政治基础。未能到北京的师生，既羡慕又茫然，既忌妒又失落，开始不敢多说什么，随着运动的深入增添了愤懑：“我们也是红卫兵，为什么他们在天上，我们在地下？”批判“资反路线”后，更是义愤填膺：那些上北京的，都是“资反”路线的积极分子，沾了“资反路线的光”。
也就在这时，省城、重庆、成都，以至上海、北京的红卫兵纷纷来到沅城串联。他们吃住在县招待所里，往返于学校、机关之间，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沅城的红卫兵从大城市红卫兵的侃侃而谈中，从出人意料的各种举动中，看到了自己的闭塞、落后，当然也看到了外出串联的可能性。师生们很快形成共识：“此时不串，更待何时！”没过几天，各种各样的串联队从沅城出发了。他们大多先到省城，在那里稍作修整，顺道学习省城的革命经验，然后或取道重庆，或取道贵阳，再奔向北京。不几天工夫，沅城一中十室九空了。
沅城一中大多数串联的师生刚到省城，党中央、国务院就发出了停止乘车串联、提倡徒步串联的通知。这座小城里走出的师生很听话，徒步就徒步，无非是苦一点，累一点。也有少数年纪小的、生病的，返回沅城原地闹革命。徒步串联的红卫兵出发两个多月，快的刚走到长江边，慢的还没出湖南，国务院又发出了停止徒步串联、回原地闹革命的通知。他们也就陆续回来了。
程思明和韦诺是一起外出串联的，勉强走到武汉，在那里逗留了四天，看看大势已定，只好返回沅城。
……程思明说：“要想长点革命见识，连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都没去过，那是不可思议的。”
韦诺说：“人生一辈子，不要亏待了自己。”
二人想法很一致：与其这样折腾下去，不如出去走一走；去北京，对于生活在沅城这块小地方的他们肯定是今生唯一的机会；外出要秘密行动，不让战友知道，也不让家里知道，要知道就去不成了。
接下来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这下出现了分歧。韦诺认为，要多带点钱和粮票，穷家富路，没有钱就寸步难行。程思明则不以为然，带钱粮外出，与旅游有什么区别？出去，就是要经风雨、见世面。
此时，到街上贴大字报的初中同学回来了。程思明大声地吩咐道：“把这些都贴出去，贴到十字街附近，别太偏僻了。”
“好咧，好咧！”几个初中同学应承着，踮脚从铁丝上取下大字报，拎起糨糊桶又往外继续革命去了。
程思明递了个眼色，二人走出战斗队办公室，在校园里边溜达边商量。
程思明斩钉截铁地说：“每人带十五元钱，二十斤粮票，就这样定了。”
韦诺看看程思明，慢慢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沅城下起了细雨，大街小巷罩上了一层迷迷蒙蒙的雨雾。二人背着军用挎包，沿着小巷走到县城南面的军供站，这里负责援越抗美部队来往军车人员的接待、安顿。这些军车从国内把大米、衣物拉出去，回来在沅城休息一晚，再回省城，回返的车多数是空的。
他们找到正指挥检修车子的带队干部：“首长，我们想搭你们的车子，到省城学习‘文化大革命’经验。”
“到省城学习‘文化大革命’经验？”带队干部满脸络腮胡子，指着他们臂上的红卫兵袖套，“上级指示，国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出国部队一概不介入。”
“一概不介入？”韦诺急了。
程思明马上改口：“首长，其实我们要求搭车和‘文化大革命’没有多少关系。我们的亲戚在省城，病重住院了，要赶去见一面。现在各地都在打派仗，长途公共车停驶很久了。”
“刚才不是说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吗？”络腮胡子一脸严肃。
“学习是附带的，主要是看亲戚。我们怕如实说了，因为是私事，首长不同意。”
“亲戚病重？亲戚是什么人？”
“工人，纺织厂的工人。”
“那你们俩是……”
“我们是表兄弟。”程思明说。
“他是我表哥，我是他表弟。”韦诺补充。
络腮胡子看了一下：“再革命，有病还要治，亲戚病了还要看。”
“谢谢，谢谢亲人解放军！”二人异口同声。
带队干部停顿片刻，压低声音：“我们上午九点出发，你们先准备准备吧。”
二人谢个没完，走到大卡车后面，找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坐下，把挎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清理。几件换洗衣服、洗漱工具，草绿色的挎包里还有余地，钱和粮票用别针别在内衣口袋里。
不一会儿，带队干部来了，安排他们上车。出国部队的解放牌卡车驾驶室都坐了正副驾驶员，程思明和韦诺被分开坐进两车的驾驶室。
九点钟，车队准时上路。二人接受刚才的教训，不谈“文化大革命”的事。没想到解放军却很有兴趣，主动问了起来。二人试着给解放军说沅城的文化大革命，讲大串联。解放军同志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部队途中开饭，让二人一起吃，第一天晚上住军供站，给他们安排了床位。两天后，二人一分钱也没花，就顺利地到达了省城。
告别时，满脸络腮胡子的干部说：“我们每次外出执行任务，都从这里出发。你们返回沅城时可以来这里看一看，碰巧了可以带你们回去。”二人又一次感谢亲人解放军。
到了省城，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乘上到北京的火车。二人顾不上找住处，径直向省城火车站走去。
火车站和“文革”初期串联时大不一样。那时人多还讲秩序，现在人没那么多了，到处是吵架的、辩论的，也不知吵什么、辩什么。
他们站在离入口处不远的地方观察，上车仍要查验车票，没有票不可能上去。韦诺盘算起缝在衬衣口袋里的钱，全用上了也不够买北京一个单程的票，怎么上得了车？
“天无绝人之路。”程思明拉了韦诺一把，“先住下。”
二人绕过一条街，找到靠近火车站的一所大学。大学里梧桐枝枯叶败，教室里乱七八糟。二人进了一间空教室，程思明把桌子椅子一拼，打着哈哈，倒头就睡：“韦诺老弟，委屈了。”
韦诺睡在硬桌椅上，很难合眼，身边的程思明响起了鼾声。
第二天一早，二人在校门口小摊上吃了碗米线，向火车站赶去。一股长长的人流正流向入站口，看来很快将有一趟列车开出。
韦诺很茫然。
程思明满面春风，看到老远处好像有熟人，大步迎上去，果真是在沅城百货公司、小学工作的五位武汉支边青年，凑巧都是“联派”战友，他们要趁单位无人管理之机回老家探亲。
“战友们，想想办法把我们捎上。”程思明说。
虽说亲不亲观点分，战友们脸上仍现出困惑的神情，检票这一关怎么过？
程思明确实有过人之处，看到昨天、今天的检票员都戴着“铁路造反司令部”的红袖套，认定火车站为该派掌权。他还发现，这些检票员看一下票后，连个验票的标记也不打，就挥手让乘客进站了。
听了程思明的解释，韦诺仍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
程思明停顿了片刻才说：“这些检票员不在乎有票无票，而在乎显示他们一派的权威，在乎检查本单位对立派。你们看，他们的目光不是停在票上，是盯在旅客的脸上。”
韦诺和几位“联派”战友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
按程思明安排，韦诺和四位“联派”战友先进站，然后韦诺带三张票出来，再接程思明他们进去。这一招真管用，程思明、韦诺和五位“联派”战友都顺利地上了车。车上很乱，象征性地检过几次票，程思明他们很容易地混过去了。
火车上一天供应一次吃的，都是馒头。渴了到洗手间喝点冷水，有时洗手间没水，就等火车停站找个水龙头猛喝一阵。车到武汉，五位战友握别二人，程思明要了两张战友的火车票，以备车上再验票。
在正常情况下，从省城到北京也就七十多个小时。但这次，直到第五天清晨，传出广播声：“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北京很快就要到了！”接着响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车厢里欢腾起来了。
程思明、韦诺的情绪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从座椅下的“领地”上爬起来，整整衣服，兴奋地扒到窗口往外看。
北京真大！四周贴满大字报大标语的火车站广场就比沅城一中还大。出了站往北走不远，就是长安街，七八辆汽车并行也不拥堵。最壮阔的就是天安门广场了，顶大半个沅城大。巍峨的天安门城楼雄峙正北，相对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广场东面是革命博物馆，西面是人民大会堂。
程思明、韦诺按车上打听的办法，赶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在一幢小亭子前换取了外地赴京人员准住证，又按工作人员的指点，出劳动人民文化宫，沿着东长安街往前走，到了一个部委的接待站。接待站安排他们住宿一个星期，借给一个星期的饭票，手续很简单，服务员看看学生证，写下借条就行。
天还早，二人在屋外水龙头处洗了把脸，返回刚才路过的天安门广场。
“真大！真大！”韦诺大声地赞叹道。
“这是世界最大的广场！”虽然也是第一次到北京，程思明显得懂的更多，“相当于七个莫斯科红场。”
“相当于七个莫斯科红场？”韦诺对此有点疑虑，但没说出口。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东一群西一群地围在一起，有的听演讲，有的交换毛主席像章。从形形色色的红袖套上，可以看出人们来自全国四面八方。
“走，上那里去。”程思明指着北面。二人走到金水桥上。
这里离天安门城楼很近，城楼比电影、画报上看到的要雄伟、壮丽得多。程思明往前走走，又往后退退，试了几次，城楼上人的表情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他们知道，国庆节那天，无论如何是到不了这里的，于是便从桥上慢慢向南走，穿过车水马龙的长安街，走向南面的广场，边走边回头看天安门城楼。
“国庆节那天，我们再怎么也要站在这里，离天安门城楼再远就看不清了。”程思明指着脚下的巨大水泥方砖说。
“我们头一天晚上，必要时头一天下午就到这里来占地。”韦诺说。
“哪能行？这么重大的活动，肯定要提前清场的。头一天晚上就到这里，说不定被清理看管起来了。”程思明显得很有经验。
韦诺连连点头：“头天不行，第二天一早赶来，但要早！”
当天晚上，他们坐在充满霉味的住房里，订了个计划，哪天到哪里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