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呼呼地出了沈阳站。韦诺望着窗外朝后闪动的楼房、行道树，很兴奋：“这次真来劲！以前听到枪声都害怕，这次，哼，其实被枪打了也没什么，打死就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打伤了，住一段院不也就好了？”
“打死了就死了？你父母怎么办？我怎么交待？”程思明没有好气地说。
“我父母？他们认为我这辈子不会有多少作为，不在意。你嘛，就更好办了，你和我好得穿一条裤子还嫌肥，谁也不会觉得你有什么责任。”
“人命关天的事，你说得那么轻松。”
“人命关天？我这命还能关天？”韦诺旁若无人地讲着，“当然，那天没有思想准备，也不知射击的人在哪个方向，要不，那么容易打伤我？”
程思明没应声，他不知道韦诺讲这些有什么用。韦诺有点感觉，不再讲了。
火车过了山海关，车厢里有点闷热了，关内关外就是不一样。
车到天津站，韦诺说：“我们在北京下车，坚持上三天，国庆节上午就能见到毛主席了。”
“北京下车？”程思明看着眼前的韦诺，似乎从不相识了，“不行不行！前一段清理就那么严，现在快到国庆节，更严了。”
“不行？这次出来不就为了见毛主席？原来商量得好好的，你怎么变了？如果见不到毛主席，我这血真是白流了。”韦诺很不高兴。
程思明说：“不是我变了，是情况变了。你被打伤，多大的意外！你的腿……万一发炎就难办了。”
“我感觉很好，医生也说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至于北京清理的问题，我觉得两三天时间，完全可以想办法对付。”
“我不同意！”程思明打断了韦诺的话，声音很高，“拣了一条命，不幸中的万幸，还不接受教训！”
“我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吃了这么多的苦，不就为了见到毛主席吗？现在有这种可能，为什么不争取呢？”韦诺的声音也很高，这是过去没有过的。
韦诺还要说什么，程思明把头转向窗外，不愿再听。
火车“咣当咣当”地向前走着。走了一阵，韦诺又提出在北京停留的问题，程思明不回答。
当天下午，火车徐徐进了北京站，一个前后急剧晃动，停住了。
“这样吧，你到售票处换签南下的火车票，先回去，各种证件都归你。”韦诺说着就要下车。
程思明急了：“一起出来的，怎么能分开呢？你没有证件，怎么行？”
“见毛主席，这是我们这一生唯一的可能，就这样放弃了，我觉得太可惜了，会后悔一辈子的！”
“我也觉得可惜，但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办法？怎么没有办法……看来只有分道扬镳了！”韦诺说着，下了车，朝站外走去。
程思明急了，急忙下车，在转角处追上韦诺。
“你说怎么办？”程思明问。
“把证件都给你，你走，我留下。”韦诺口气很硬。
“我不是这个意思。”
“哦，你也想留下了，好，我们就打游击。”
“打游击？”程思明征询地问韦诺，这是过去没有过的。
韦诺把程思明拉到靠栏杆处：“北京这么大的地方，再清理也有空子可钻。不去换准住证，不到接待站住宿，就不会被清理。”
“你讲具体一点。”
“清查清查，关键在晚上。晚上我们待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大厅，谁知道我们是不是来上车的，谁会来查？白天就好办了，到处走一走逛一逛，累了到公园长椅上睡一觉，坚持三天就到国庆节了。”
程思明没有吱声。
看着程思明快被说动，韦诺来劲了：“刚到省城时，你不是曾用‘天无绝人之路’来教导我吗？怎么现在糊涂了？这就是像你这样的小知识分子的毛病。”韦诺这样尖刻地批评程思明，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
“你别来劲了，还不知道行不行呢？”
“我这只是开个现笑，改变一下低迷的气氛。”韦诺笑了。
当天晚上，他们在北京站候车大厅的一个角落坐下。程思明看看周围没人，掏出沈阳警备区医院给的酒精纱布，很快给韦诺换上。他怕被人看见腿伤了，惹出麻烦。
三天过去了。国庆节一早，北京站的钟声“咚——咚——”地响了六下，洪亮、悠扬。程思明、韦诺到车站洗手间里洗了把脸，用手把头发梳理整齐，到附近一家胡同小饭馆吃了早点，找到9路车站。他们早已探听好，两站就到天安门广场。谁知站牌下等了二十多分钟，来了辆9路车，把乘客一摔掉头就走了。他们问行人，说是大活动，公交车不再驶往北京站。
二人拔腿朝天安门广场走去，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好在半个多小时就看到广场南面的正阳门城楼了。二人加快步子，从正阳门东侧走进广场。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天安门广场已是人的海洋、《毛主席语录》的海洋、红旗的海洋、革命歌曲的海洋。二人费了很大的劲，挤到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
韦诺不甘心，使劲往前钻，没想到一只大手有力地抓住了他的衣领：“你要干什么？”
韦诺抬头一看，那人身着蓝制服，虎背熊腰。韦诺毫不怯气：“往前挪一挪，离伟大领袖毛主席更近一些！”
“不能再往前挤了，再挤就以破坏革命秩序论处！”声音很严厉。
程思明很快挤上去：“对不起，我们从边疆来，想见毛主席的心太迫切了。我们不再往前挤了。”
那人的目光在二人身上扫了一遍，松开了手。
十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溽暑散去，和风顺暢。天安门广场四周的树木吸吮了一个夏季的阳光和雨水，格外繁茂翠绿，把晨风中猎猎飘动的红旗衬托得格外鲜艳。
二人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中。三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忽然，广场四周喇叭里的革命歌曲戛然而止，《东方红》的乐曲声响起，像谁在统一指挥，又没有谁指挥，人们挥动起《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像大海的波涛骤然而起。
程思明、韦诺使劲挥动着《毛主席语录》，高呼着“毛主席万岁！”
离天安门城楼太远了，他们只能凭想像和过去电影上看到的场面，判断毛主席——站在城楼中间的就是毛主席。但在他们的心里，毛主席的形象是那样的高大、那样的清晰。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们和广场上的百万群众一样，不停地高喊着，嗓子喊哑了也全然不知。
第二天办返程票时，韦诺仍兴奋不已：“沅城一中靠自己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就我两个。前面那批赴京代表，不过是沾了‘资反’路线的光，算什么！”
程思明嘴上没说什么，心里认同韦诺的观点。
七天后，程思明和韦诺回到了沅城。
二人“二次串联”的事一下子传开了，不管“联派”还是“造派”，反应惊人的一致，都说二人干得漂亮。今生今世到过北京，还到过东北的沅城人，毕竟是少数。靠自己的力量见到毛主席的，更是只有他两人。韦诺、程思明一度成为沅城传奇式的人物。
韦诺受伤的事，他们暂定不讲，以免有人幸灾乐祸。
一九六九年五月，沅城一中的学生要到洛水县勐罕公社插队落户。程思明到了韦诺家，只说了三个字：“一起吧！”生死相依的战友，还需要多说什么呢？
韦诺回答：“要下乡，肯定一起。”
然而没过几天，韦诺到了程思明家：“真对不起，以后不能战斗在一起了。”
程思明没回过神来，只顾收拾自己的衣物。
“我不下乡，留在沅城。”韦诺说。
不下乡，留在沅城？程思明听清楚了，也懵了。
程思明找韦诺的第二天，韦诺到了县知青安置办公室，二话没说，亮出一九六七年初秋沈阳警备区医院的证明。
安置办公室一位中年女办事员拿着证明，正面看完看反面，反面看完看正面，半信半疑。她隐约听说过韦诺二次串联的事，但没听说谁在外出串联时被枪打伤。沅城县城就那么大，一中就几百名学生，有这样的事还能不传开？
“怎么，不相信？解放军医院还能出假证明？要不信，你看看这里。”韦诺说着，一把捋起了裤腿，右小腿后面子弹贯穿的伤痕黑里透红。
女办事员没看韦诺的小腿，拿着证明到隔壁的办公室找领导，半个多小时才回来：“领导说了，要调查调查。”
韦诺又捋起裤腿，指着小腿后面的伤疤：“调查吧！”
女办事员把医院证明放进抽屉，上锁，转身走了。
韦诺火了，腾地起身，走到隔壁知青办主任的办公室，将裤腿卷起来：“你们不相信我韦诺？”
知青办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看韦诺的来势，有点惊诧：“不是不相信……”
“不是不相信，那你们还要调查！”
“什么事都需要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知青办主任不软不硬。
“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算物证吧！”韦诺指着右小腿，“要人证吗？我去找上一两百个同学来作证。”
“一两百个同学？”知青办主任发沭了。最近因下乡的事，每天有人来这里吵闹，不是知青本人就是知青的父母，一个个火气大得很，一下子来一两百人，不把知青办给砸了？知青办主任的口气软了，“不需要，不需要。我们再请示一下，再请示一下。”
两天后，县知青办公室主任把韦诺喊去，告诉他可以不下乡了。
“沅城一中学生被枪打伤的，除了我韦诺还有谁？这样的人不属于毛主席讲的老弱病残者，还有老弱病残者吗？”韦诺得理不让人，大声说着，在办公室走来走去。
程思明忙着下乡准备，没想到会生这样的变故：“这是人生大事，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呢？”
“我要和你商量，你未必会同意。”
“同意不同意，你听听我的意见总有好处，我们毕竟……”
程思明耐着性子劝韦诺：农村虽很苦，但待国家走上正轨，总还需要有文化的人，不会把成百上千万知青永远甩在农村。你一个人留在沅城，这算什么？不下乡的知青分工不分工，人家还会单独为你制定个政策？再说沅城这地方“文革”后遗症那么严重……“这个、先留下再说。”韦诺不以为然。
“现在走易留难，要走，也就是一句话。你不好反悔，我代你去说。”
“我不想随大流。”韦诺言提高了声调。
“不想随大流？现在不随大流就一事无成。”
“不随大流就一事无成？我看未必如此。我们要随大流，能二次串联吗？”韦诺理直气壮。
程思明哭笑不得：“什么时候了，还扯二次串联的事。”
韦诺一本正经：“二次串联，你可能不以为然，我却终身难忘。用鲜血换来的人生经验，我不会轻易丢掉的。”
程思明耐着性子左说右劝，韦诺根本听不进去。
程思明他们离开沅城那天，韦诺去送别。韦诺留沅城惹出一些不快，程思明仍牵挂着这位挚友：“出现什么意外，需要到洛水去插队，就告诉我，我们那么多的同学……”
韦诺谈笑风生：“那是一定的，不过我想不会走到那一步。”
一九七七年的初夏的一天，韦诺从广播里听到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即给程思明去了一封信：你到农村后没丢功课，回城后又在洛水县教育局工作，经常接触高中时学到的那些知识，高考对于你不能说手到擒来，也是大有可能的，你无论如何要参加考试。
不愧是同生共死的战友！程思明捧着韦诺的来信，感动了一阵子，接着又生出些内疚：这几年对韦诺态度生硬，不该这样。
程思明准备报名，还回信劝韦诺也参加高考。韦诺回信说，我这底子正常情况下也考不上，如今成百上千人里取一个，更是一点可能都没有，免了吧。
洛水县教育局长年近六十，是个瘦高个的和善老头，对程思明参加高考很支持：“这是个好时机，你去参加吧！工学上有什么矛盾，由我来调整。”
程思明连连感谢。他自一九七三年春天回城到洛水县教育局后，的确像韦诺所言，经常接触中学课本上的知识，加上老局长的关照，几近脱产复习，程思明更有信心了。
星期六的晚上，程思明的妻子回到洛水县城，她是沅城一中初六七届的同学，知青回收后在离洛水县十多公里的一个乡村小学当教师，一年半前生了个女儿。
“你去上大学，我全力支持，只是带着孩子，又在村小教书……能不能把我调进县城小学？”妻子提出。
妻子工作调动的事，他们刚结婚时，不，结婚前就提出过。洛水县城小学有二十多名教职员工的编制，老的干了十几年二十年了，挪不动；新的都有背景，没有背景的无一不送过大礼。程思明是个普通办事员，五六年过去了，希望仍旧是希望。
“你快休息吧，明天我去找老局长。”程思明说。
星期天一早，程思明找到局长，老局长当即到县城小学摸情况。这里教职员工满编，有两个年纪较大的老师，还要等两年才符合退休条件。老局长随即赶到程思明家，再三表示眼下办不了，只有等以后有空位再说。
送走老局长后，程思明看着妻子，无奈地摇起头来：自己去上大学，家庭的担子就全部落在妻子瘦弱的双肩上了，她难以担起这副沉重的担子。想着想着，程思明把床上爬来爬去的孩子紧紧抱在怀里。
过了一会儿，程思明放下孩子，对妻子说了声“看好孩子”，又去找到老局长。正在院子里逗小孙子的局长，把程思明让进屋里。
“老局长，我很感谢您。这可能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机会，爱人不能调进县城我也要考这个大学……不过我想再问一句，上完大学我还能回教育局工作吗？”
“回教育局工作？这个……我当然希望你回教育局工作，你工作兢兢业业，能力强，有目共睹。”老局长给了进屋缠他的小孙子一颗糖，支使他出去，“不过，这次高考不是定向培养，没有哪里来回哪能里去的政策。再说，你没上完大学我就退休了，到时不便再说什么，即使说了谁又会听呢？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呀！”
程思明讪讪退出，一路走一路想，老局长讲的都是实情，大学毕业后的分配问题岂是一个县教育局长能够左右的。洛水县教育局虽是清水衙门，比一般的单位还是要好一些。如果大学毕业后回不了洛水县教育局，工作不如现在，那去读四年大学有什么用呢？
妻子通情达理：“你下决心去考，再难，我来担着。我上课时就从村里找个老人照看一下孩子。”
“临时找个老人照看孩子怎么行？妻子教书的那个寨子沟沟坎坎的，寨前还有条小河，万一……”程思明望着孱弱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心里颤抖着。
得知程思明犹豫不决，韦诺打电话催促：到北京见毛主席，是我们人生不该忘记的一件事，也是很有启示值得记取的事。这就是，看准了一个目标，就要勇敢地往前走。
程思明想起二次串联，很有几分激动，但又自嘲地说，那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而现在……再说，韦诺枪伤是不幸中的万幸，万一是另外一种结局，这辈子就不得安宁了。
程思明最终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韦诺义愤填膺，用毛笔写下了一封措辞极为严厉的信：你程思明就想庸庸碌碌过一辈子了？你当年的锐气哪里去了？你的聪明哪里去了？程思明收到后没再回信，两人一度断了联系。
一九八三年起，全国兴起了自学考试热潮。程思明咬紧牙关苦学了四年，一九八七年的秋天考完了十三门课程，取得了大专文凭。而此时，恢复高考后的大学已有四五届毕业生了，他们不仅学历上占优势，年龄上也占优势。两次提拔教育局长，一次提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程思明都是候选人，也都因年龄大而在最后时刻被否定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上级提倡干部“下海”，就是经商，不知缘何兴起这股风。政策对此甚为支持，“下海”的干部可以优先选项目，优先贷款，还可以免除几年的税。洛水县一些干部纷纷弃政经商、弃教经商。
韦诺不计前嫌，来信催促程思明，下海吧，这是你改变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韦诺还表示，一旦程思明“下海”，将无偿地支援十万元作为起动资金。
程思明虽没表态，但付诸实践了。星期天，他到附近农场、农村做调查。在洛水种橡胶、种茶自然条件优越，劳动力成本低，销路有保证，两种产品的单价均呈现上升势头。他买了不少有关橡胶、茶叶的书籍研读起来，作一些知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