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伯伯上山挑铺盖
初中毕业那年，中考的作文题是《路遇》。我写的是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吵架之后互不理睬对方，若干年之后路遇，双方冰释前嫌。由于立意没有高度，结果得了很低的分数，痛失了进浏阳一中读书的机会。
初三的语文是郑席武老师教的。就在毕业考试前一个月，浏阳市镇头区和北盛区共同组织的语文比赛，我得了第一名，五十分的作文评了四十九点五分。郑老师做梦也没想到，我的毕业作文会考得这么糟糕。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想，那个作文题目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当时有没有更好的题材去表达中心思想呢。直到郑老师去世，我才意识到自己浪费了一个大好题材。
我和郑老师一个姓，但是素昧平生。论辈分，我是“珍”字辈，他是“席”字辈，我就这样一直叫他伯伯。我爸爸姓何，老家在汩罗。五十年代初，我爸爸随母下堂到了浏阳，随养父姓了郑。我爸爸的养父虽然姓郑，但他与郑老师的祖上没有一点血缘关系。我爸爸没有哥哥姐姐，只有弟弟妹妹，因为读书这件事，郑老师成了我最亲的伯伯。
我家离郑老师的家有２０多里地，我读完小学了也没有见过这位后来叫他伯伯的老师。我爸爸其实与郑老师也不熟，平时没有打过什么交道。直到有一天，我爸爸突然告诉我，说我要转到林场学校读书去了，还说郑老师来到我家，帮我把铺盖都已经挑到林场学校去了，我从此以后可以读寄宿了，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有能耐的好心的伯伯。
当时对于我来说，解决寄宿是个大问题。我家住在湖南浏阳一个叫黄茅尖的山上。那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一日三餐吃红薯。我读书的时候，山上只办初小，高小就是在山下读的。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山上有两个同学被浒溪学校录取了，我是其中之一。从我家山上走到浒溪学校得走１３里多地，其中有８里多地是山路。每天天没亮就得起来做饭吃，然后打着火把去对面叫上那位同学和我一起去学校。由于路途遥远，天不亮就出发，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上课铃就已经敲响了。放学以后，得爬山回去，到了山脚下，又得摇火把才能看见路。每天这么辛苦的来回之后，晚上就非常疲惫了，根本打不起精神来温习功课。我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上一个星期学之后，那位同学的母亲患癌症走了，他也就辍学了。从此，我就只能一个人去上学了。记得有一次，我正在路上走，一头狼突然冲了出来站立在山间小溪，还好它没看见我，却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爸爸因此非常担心我的安全和学业，他到处求人跟学校领导讲情，要他们安排我寄宿，但学校说没有这个条件，无法安排。
有一天，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我父亲到山下办事，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姓宋的先生，他来我们山上砍柴。山上人烟稀少，村民们遇到陌生的人都很热情，能够请客人到自己家里吃一顿饭，家里一下子就热闹了许多。我爸爸也是这种好客之人，和宋先生聊着聊着，就请他到我们家吃饭。席间，我爸爸又情不自禁地为我上学的事情唉声叹气。可巧的是，郑老师和这位宋先生正好是邻居，宋先生知道郑老师在林场学校教书，他特别认可郑老师的为人，回去以后就马上把这事告诉了郑老师。因为跟郑老师不熟，我爸爸当时对这件事情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后来才了解到，郑老师当时在林场学校也只是一个普通老师，在林场学校教数学。他得知我的情况以后，不仅马上帮我做通了学校校长的工作同意安排我寄宿，而且还亲自上我们家来帮我挑铺盖。我爸爸说，这样的大好人，走遍天下也难找啊。我爸爸当时激动得不知道该怎样来表达感激之情，叫我马上喊郑老师为伯伯，谢谢伯伯。
去林场学校报到的时候，我爸爸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否则就对不起伯伯的这一片情意。去了林场学校以后，我再也不用每天来回奔波，自然也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伯伯担任我的历史课老师，看见我认真学习，甭提有多开心，经常表扬我。我各科总分得了全班第一，我的班主任朱老师就说我是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
早两年，我建了一个林场学校的同学群。通过与同学们聊天，我才知道，那个时候，寄宿生的名额是很难争取的，很多同学都对我们寄宿生羡慕有加。因为我在学校叫郑老师为伯伯，无论是学校的老师还是同学，都以为我是郑老师的亲侄儿。林场学校不办之后，我们又转到金鸡湾中学读初三，学校住宿条件更加紧张，为了给其他同学创造寄宿条件，伯伯叫我和他睡一张床。伯伯经常回家帮家里干点农活，我一个人住的日子多，我的住宿条件比哪个同学都要优越。在初三的最后一个月，伯伯每天早上还蒸一个鸡蛋给我补身体，虽然是用菜油蒸的，我不太吃得习惯，但我还是非常感动的。要知道，那个年代有几个家庭每天吃得起鸡蛋，我们家只有生日才有鸡蛋吃。周末，我就去帮他家做点力所能及的农活，顺便蹭个饭吃。这更让许多同学羡慕万分，觉得有伯父的孩子真好。
由于我在林场学校得了一场大病，初二下半学期我有三个月没去学校上课，成绩一下子掉了不少。初三那年，我努力追赶，还是只考上了浏阳七中。主要原因还是我在《路遇》那篇作文上摔了个大跟斗。面对这个成绩，我一直对伯伯心存愧疚，忐忑不安，辜负了他对我的关心和栽培。
浏阳七中就在伯伯家的对门，我初中毕业以后也经常去伯伯家里做客。他们全家人待我都非常好，他的四个子女与我家四姊妹的关系就如同亲兄弟姐妹一般融洽。我上高中的第二年，他的女儿考上了湖南师大数学系，这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喜欢语文，也想有一天能够考上湖南师大中文系。可是我在高中的成绩一直不好，高二参加预考就被刷下来了。当我想放弃学业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伯伯对我的关怀和期望，想起了自己在初中担任学生会主席的辉煌，想起了朱老师称我为“山沟里的金凤凰”的鼓励，觉得我没有理由沉沦下去。于是又鼓足勇气回到浏阳七中读高三，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湖南师大中文系。
我上大学以后，伯伯被调到浏阳五中教高中语文。他被评为全国高中优秀语文教师以后，将全部奖金作为特殊党费交给了中共中央。伯伯作出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读高中的时候，就是浏阳一中的尖子生。成绩非常优秀，还担任了校学生会主席，受到过时任团中央书记***的接见。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虽然参加了高考但不给他的试卷评分，所以大学注定与他无缘。高中毕业后，为了生存，伯伯只好跑到江西的大山里去烧炭。伯伯说，改革开放以后，他由民办教师变公办教师，还得到“全国优秀教师”这么高的荣誉，他的内心确实是非常感谢党、感谢这个时代的。我觉得，他能获得这一荣誉，也是当之无愧的。他经历了那么多人生苦难，他才会对于像我这样非亲非故的人倾注这么多无私的爱，因为在他的内心，他总是希望我们不要再有他那种苦难，他把这种爱给了我和他所有的学生，只是我享受的这种爱比其他学生更甚。
我爸爸的家庭出身也不好，加上养父不支持他读书也不支持他教书，他只能在交通不便的穷山村做一辈子苦力。那个特殊年代共同的记忆，也让伯伯与我爸爸从我进入林场学校开始就成为了互诉衷肠的特殊兄弟。
我大学毕业以后，本来想去伯伯任教的学校教书。到那里以后，我看到想去那里的毕业生实在是太多了，就改行去了国有企业。后来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好，我想转行教书。而此时伯伯已经是浏阳五中的一把手了，他要进一个湖南师大中文系的人并不难，可我真的不好意思再给伯伯增加麻烦了，始终没有开这个口。
后来我自学法律，四十一岁的时候从国有企业出来改行做了律师。２０１３年，我在岳阳市购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新房。为了表达我对伯伯的感恩之心，我邀请伯伯、伯母到我家小住了几天。我还把他在岳阳的学生都叫过来一起聚会，同学们都对他非常尊敬，大家相聚甚欢。
伯伯对我的爱一直温暖着我的人生，每当我遭遇人生逆境的时候，都会给我力量和勇气。我在想，假如我爸爸当年没有在路上遇见那位宋先生，我和伯伯之间的故事就不会发生，我的人生也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当年我没能在初中毕业的时候给伯伯交上一篇及格的《路遇》的作文，今天重写《路遇》，伯伯已经不能再为我批改了，我只能以此寄托对伯伯的哀思。
第二节姑侄对话油茶林
高中毕业三十周年前夕，我突然接到教我英语的张蔚娜老师的电话，说什么要向我赔礼道歉，这真让我羞得要往地缝里钻。我马上意识到，是我的一篇小小的文章闯下“大祸”了。
在此之前，应傅芳觉老师之邀，我曾经写过一篇回顾高中生活的短文，草草成篇，发表在傅老师出版的《教学相长集》上。后来，傅老师又将这篇文章再版了一次。文章提到了当年高三的英语老师不让我进教室一事且此事对我敲开大学之门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张老师当时为什么不让我进高三读书呢，这事说起来有点话长，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在浏阳七中读高中一、二年级的时候，成绩非常差，除了语文和政治以外，其他功课基本上都是不及格的。当时班上六十个学生，我的排名是第四十九名。在那个大学很少的年代，这个成绩基本上是没有希望读大学的。尤其是我的英语，基础特别差，影响了我对于整个功课的自信心和上进心。
当时，浏阳一中、三中、六中实行的是三年制，我们普通中学实行的是两年制。在两年制高中的预考中，我也记不清打了多少分了，反正离分数线差了一大截。预考之前一天晚自习，我们班发生了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在教室里打扑克牌的事件，被班主任宋老师抓了个正着。这事虽然对第二天的考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个不是问题的根本。我不是个非常调皮的学生，之所以会参与到这个事件中去是因为我对于那次预考毫无信心。没有通过预考以后，我的内心很彷徨，不知道人生之路下一步该怎么走。混沌之中就开始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小说，父母不让我看，我就偷偷躲进被窝打着手电筒看，结果一个晚上就把我1.5的视力搞成中度近视了。
当时处于普通中学由两年制改三年制的特殊年份，浏阳七中在1986年就没有毕业班了。因为1985年浏阳七中的高考录取率比较高，经浏阳市教委批准，同意浏阳七中在这一年办一个延长班，允许原来读高二没考上大学的再继续读高三，还可以招一些往届生进来复读。学校通知我去参加高三的入学考试。由于假期完全没有看书，在七十个人参加考试有６５个录取名额的情况下，我还是被淘汰了。
为了让我继续学业，父亲替我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降到高二文科班继续读书。那个时候，我家里有四姊妹，都在读书。我是四姊妹中年龄最大的，如果继续读书，家里经济会非常紧张，加上学习基础很不牢固，我估计自己再复读也考不上大学，于是就不想继续读书了。我提出回家帮父母做点事，让弟弟、妹妹能够读书考大学就行了。但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他不想让我在穷山沟里呆一辈子，最后我只得依了他。
在高二读了一段时间，我感觉学习并没有什么长进。过去我觉得降班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成绩再差我也不肯降班。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感冒发烧拖了很长时间，实在受不了才请假回家看病，在离开学校不到一公里的一个山坡上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力量爬起来了。只能爬几下又在地上躺一两分钟。四周荒无人烟，一路上想求救却没有等到一个人。山上到处是坟墓，我以为我可能要死在那个山上了。最后用了三个多小时才爬到了我一个做医生的亲戚家。这一场大病，导致我有三个月时间没能上学。因为害怕降班，我就找各种借口不肯再去学校了，也是我爸爸反复做工作，分析利弊得失，我才去了学校。我晚上开夜车补习功课，班主任说我能够赶上功课了，学校才同意我不降班。这一次做降班生是迫不得已要听父亲的，但进入高二以后，我的心思一直飘忽不定。到了十月份，山上要收油茶果了，我就请假回去搞秋收。当年油茶果丰收，已经参加工作多年的姑姑也回来搞秋收了。姑姑比我大五岁，浏阳七中理科班毕业以后考上了株洲化工学校，分配在浏阳市古港磷肥厂。她以过来人的身份劝我不要读高二，说进高三复读是系统全面地对高中的功课进行复习，效果会好得多。即使复读一年考不上，再复读一年，效果也会强很多。我觉得姑姑说得非常有道理，正好我在高二也读得毫无起色，于是油茶果也不收了，我马上就跑回学校找老师讲好话，要求进高三文科班。
那个时候，我只知道谁是校长、谁是教导主任、谁是班主任。至于那些副校长们是谁，谁管人事，谁管教学，谁管秩序，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按照我的想法，先得找一个认可我的人出来帮我说好话才能说服班主任。于是我就去找了傅老师。为什么去找他呢，因为他是我的语文老师，我的语文成绩在班上不说是最棒的，也可以称得上是前几名的。高二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六国新论》，傅老师在班上作范文讲，简直把我吹上天了。当时，刘定邦老师是浏阳教委的领导，他来浏阳七中调研高二毕业班复习迎考工作的时候，专门对这篇文章作了批阅修改，他认为我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提出“制度改革”、“选拔能人”的主张非常有见地。果然我没想错，刚开口，傅老师就说他支持我读高三，他认为我是个非常有前途的学生，将来一定有大出息。这话虽然只是一种鼓励，但听着非常暖心，也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接下来，傅老师马上带着我去找班主任。
高三的班主任还是宋老师，他对学生特别好。在高二的最后一个学期，宋老师为了不耽误我们的学习时间，让我们在早自习开始之前准备好杯子，杯子里放好鸡蛋和麦乳精，然后他提着开水壶过来给我们一个一个冲泡。他将知识改变命运的学说演变成“皮鞋草鞋”理论，让我们明白好好读书就可以过上城里人那种西装革履的生活，不好好读书就要继续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在宋老师的带领下，高二文科毕业班的录取率创造了浏阳七中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所以这个出了名的班主任又得继续做高三文科班的班主任了。
傅老师到了宋老师那里以后，就大讲我的优点和他的看法。宋老师是教地理的，我的地理学得一塌糊涂，高二预考的时候我又是在教室被抓住的不听话的学生之一，他自然不会完全相信傅老师的观点，再加上快要段考了才要求进来，他心理肯定觉得不怎么合适，但碍于情面，他也不好拒绝。于是当场表态，“你去找教导主任，只要教导主任同意，我是没有意见的”这皮球就踢到教导主任那里去了。教导主任是我姑姑过去的老师，不是我的任课老师，他对我姑姑的印象很好，对我的情况并不熟悉，于是他把球又踢给了班主任，“你去找你们班主任，只要班主任同意，我是没有意见的。”我马上将班主任叫到教导主任那里，三人一见面，班主任就点了一下头，“你去把你的课桌搬下来吧”我就这样走进了高三文科班。
在我将课桌由高二的教室搬进高三的教室的时候，英语老师走了进来。我估计她当时肯定很纳闷，这个学生怎么这个时候跑来读高三。她质问我“是谁让你进来的？”我觉得我可以不回答她，反正她想也应该想到我是不敢私自搬课桌进来的，于是我选择沉默不语。这下可把她给气坏了，她就说我不能进来，理由是成绩那么差，要进来就早进来，这个时候进来怎么跟得上班级的步伐。这时，全班同学都停下了早读，像看一个傻瓜一样地看着我，脸上全是对我不屑的表情。张老师可是全县有名的英语老师，组织部门要她去担任副县长她都不同意去，很多同学都是冲着她英语教得好才到浏阳七中来的，他们对她当然非常尊敬。这个时候，即使我受再大的委屈，他们也不会站到我的一边说话的。特别是这个时候，有个班干部走了过来，劝我回去读高二，说什么好好打基础对我有好处，反正七里八里地说了一大堆道理。可我什么也没有听进去，我感觉就是我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达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我的内心突然无比坚定起来，我坚决不能回去，我必须要读高三，这是班主任和教导主任都表了态的，谁也没有这个权利让我回去。于是我拚命地护着课桌，作出决不离开的表情。或许是英语老师问清楚了情况，或许是英语老师觉得多一个差生也无关大雅。反正到后来，没人赶我走了。
三十周年同学聚会的时候，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来了，我才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真相。那个时候的张老师，不仅是英语老师，而且是浏阳七中管人事和学籍的副校长。我作为一个在高三文科班入学考试中被淘汰的差生中途又插进来，在那个以高考为指挥棒的年代，学校领导不能不考虑这种情况是否会影响到班级的升学率和学校的荣誉。作为主管副校长，她完全有权过问，她当时也只是向我了解些情况，并非责怪于我。对于我中途插班这件事情的处理，既坚持了原则性，也保持了灵活性。她向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如果如实向老师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表明我有求学上进的决心，张老师是不会为难我的。因为我当时那种沉默不语的态度让张老师感到很恼火，所以她一时也没有控制住情绪，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事后，张老师没有计较我的冒失和懵懂，还是非常认真地向班主任了解了我进入这个班级的前后经过，全面听取了包括傅老师在内的全体课任老师的意见，向校务会作了特别报告，尊重了班主任和教导主任所作出的决定，对于我这个特别的情况作了特殊的处理，给了我这个差生特别的关照。
经历了进高三的这场风波之后，我暗下决心，决不能让班上的同学看不起我，我必须要争这口气。对于第二年能不能考上大学这件事，我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反正我以前读的是高二，即使这次考不上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要自己背什么包袱，没有压力在学习上才掌握了进退自如的主动权。但在战术上我又要重视它。因为我的终极目标是考上大学，所以提高学习成绩是一点也不能马虎的。
首先的难题，英语这个拦路虎怎么解决？进入高中以后，我英语的最好成绩是４９分。那是我花了所有的早自习时间拚出来的。进入高三以后，张老师每天用一块小黑板写上几十个单词，让我们在课堂上跟着大声读。很多同学当场就记住了，我不行，我就利用课间再默记这些单词。由于基础不好，我决定从初中一年级的英语开始起步。于是我到初中借了一套完整的英语教材。之后，我制定了“三背”的英语学习计划，即背单词、背语法、背课文。因为其他功课还需要花时间，我决定只利用每周三次的早自习、英语课堂和晚自习一个小时的时间学英语。我们的教室外面有大小不同的两个小池塘，池塘边上种了好多杨柳，我特别喜欢跑到那个池塘边上去大声读英语，吃了宋老师给我泡出来的鸡蛋加麦乳精，再吹点晨风，读起英语来特别精神，想怎么读就怎么读。学校后山还有个小山包，现在建了一个烈士塔。那个时候，我和同寝室的两个理科生每天都要去后山上散步。到了周末，我们就去那里的油茶树下背诵英语，油茶树下大片的绿茵，蹲着、躺着都可以读书。为了提高记忆效果，我还采取了第一天背诵一遍、第二天重复一遍、一个星期将一周学的内容再复习一遍、一个月之后再将全月所记的内容复习一遍的学习方法。这样做了以后，我的英语成绩直线上升。一个月以后，我开始在月度测验中打满分。后来，预考英语成绩是满分，高考英语成绩９５分。那个时候记的单词，我至今仍然能够背出百分之八十。看到我的巨大进步，英语老师也没有吝惜她的表扬。
在有信心搬掉英语这个最大的拦路虎以后，我的自信心上来了，于是开始琢磨别的功课的学习方法。为了感谢班主任给我进高三的机会，我决心在地理学习上做出一些让老师刮目相看的成绩来。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我初中的一个同班同学，他考上了浏阳一中，他们是三年制的高中，他将和我同时毕业。他的地理学得好，好到什么程度？他能够背诵地图。我很好奇他是怎么背出来的，我也没敢去请教他。我觉得地理要学得好，一定是要背地图的。我开始把彩色的地图册拿来研究，看看要怎么背，结果琢磨了一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突然，我灵机一动，背不了地图册上的地图就背地理书上的地图，那可少多了。于是我跑到学校小卖部买了几十张白纸，将地理书上出现的地图全部描了下来。怎么记呢？用什么时间记呢？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将地图挂在蚊帐上，每天睡觉熄灯之前看一遍，早上起床之前看一遍，中午吃完饭回寝室看一遍。这样几乎没有多占用我的任何学习时间。说干就干，我马上买了针线，将描下来的地图挂在了蚊帐上。这一招还真灵。一个月下来，我把书上的地图背得滚瓜烂熟。那年预考考了五十分地图，我一分也没有丢。
我的历史课的成绩也不好，我反复思考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历史书都已经翻烂了，那些内容似熟悉非熟悉。说不熟悉吧，好像翻到哪里都见过；说熟悉吧，每次考试不是这里忘记答就是那里忘记答。最后我总结一点，问题出在不会答题上，对于那些记分的点总是没答或者少答，与题目无关的点答了很多。问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有了。我找了一本高考历史复习资料。只看题目不看答案，自己先作答。及时发现自己写的答案和书上的答案差在哪里，再分析纠正一遍。这样反反复复做了一百道题左右，发现自己回答的比历史复习资料上回答的还要全面，历史成绩就这样提高了。高三期末考试，应该说是我的历史课考得最好的一次，所有的题目全部答对了。满心欢喜这次期末考试的历史课要拿满分的，可是分数下来以后让我大吃一惊，居然只有７３分。我将标准答案对了一遍，没错啊，全答对了。我觉得这是阅卷老师看错了，这一错不要紧，让我在班上的排名一下子掉下来十多名，面子上挂不住了。于是我就去找历史课老师反映情况，想把分数调上来。历史课老师叫陈剑，是一位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老师，我向他反映试卷看错了。陈老师把试卷拿过去看了看，就说了一句话，“谁叫你的字迹这么潦草，我怎么看得清呢”我心想，对啊，确实是有些潦草，不认真看，根本看不清写的是什么。好在现在还不是参加的高考，如果是高考，我的字迹这么潦草，就是全部做对了又怎么样呢，不还是没有分啊。我朝陈老师点了一下头就回教室了，再也不争这个分数了。我一路上告诫自己，无论哪门功课，字迹一定要工整，否则，高考就会失败。在高考的考场上，这个问题是我看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考上大学以后，第一个写信感谢的老师就是这个历史老师，他没有纵容我，及时发现和指出了我的缺点。
政治课是除了语文之外我最喜欢的课。我特别喜欢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觉得哲学学了让人聪明。预考的时候，我和我同寝室的一个理科生都得了９９分的政治课分数。一天，我们俩一起去散步。我主动问他，“你觉得政治要不要利用最后这段时间再复习一下？”他说，“不用了，再怎么复习，也就这个样子了。”我本来也认为再复习没什么用了，他这么一说之后我反而觉得要好好复习一下，看看现在我们俩是同样的分数，到时候我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差距。于是我把所有的哲学概念又花了一个星期的早自习的时间背诵。结果那年高考出了２５分不定向选择的政治题目，多选一个或者少选一个要倒扣分。由于我把概念背得熟，判断起来容易，一分也没有丢。而我的这位室友，丢分丢得很惨。我的政治打了８１分，他只打了５９分。痛失那年考上大学的机会。
我经历了进高三的风波以后，人开始变得成熟了。我在实践中摸索的一套新的学习方法也完全管用。考前三个月的时候，我回了一次家，我外婆问我“今年考得上大学么”，我开始自信的表态，“大学不敢保证，考个中专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就在那一届，我以全班第四名的成绩考上了湖南师大。
人总是要受些挫折才能长大。我是一个在逆境中才能成长得更快的学生，用现在的话来说，智商不高，情商也不高，但逆商比较高的那种人。如果没有进高三的那场风波，我可能还会按步就班继续浑浑噩噩地坐在教室里用过去的老方法去学习。那个时候有很多同学复习了很多届也没有考上大学，就是没有找到学习方法。而我的懵懂行为遭遇的这“当头一棒”，歪打正着，把沉睡多年的我给唤醒了。
我将此文的初稿发表在朋友圈里以后，已过古稀之年的张老师再次给我发来了信息，说她为有我这样励志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她说自己当年面对一个稚嫩的学生，完全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完美一点。她没有想到，这件小事对于我这个“内心无比强大的”懵懂少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正能量。看起来是这件小事促进了我的发愤努力，但归根到底，离开了老师的帮助、教育、鼓励，我不可能敲开大学之门。回顾那段历史，我深切的地感受到，语文是学习各门功课的基础，极大地增强了我的理解能力和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而英语成绩的提高，则极大地振奋了我的学习精神，让我产生了进一步改变其他功课的学习方法的念头。我想很多同学都与我感同身受，当时农村中学缺乏优秀的英语老师，大部分农村孩子都是因为英语成绩不佳而放弃了曾经的大学梦。我们没有考上重点中学，在一个普通中学读书，能够遇到这么好的英语老师，何其有幸！张老师用她独到的教学方法提高了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的英语水平，增强了我们敲开大学之门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