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君，您这一口标准长安音实在是……土得掉渣了！
【中古普通话】
您想穿越回唐朝吗？您想跟武则天、杨贵妃、李白、贺知章一起喝酒聊天吗？——您听得懂他们说话的口音吗？
武则天是山西人，杨贵妃生于四川，贺知章是听着吴侬软语长大的，李白更是据说一竿子戳到中亚去了。这天南海北的人凑到一起，就算是在现代中国，彼此的口音都可能要闹不少笑话给编成相声说，何况是在没电视机，没电话，没新闻联播，没视频聊天的唐朝，又何况唐朝全盛时候的疆域比现在还大，各种稀奇古怪的族群比现在还多呢。
所以啊，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各地人想要相互沟通、交流、学习、进步，普通话是不能不学的。
唐朝的普通话是什么模样？很多人想当然，觉得既然现代普通话是以明清两代的首都——北京话为基础发展出来的，那么唐朝普通话，大概也就跟首都长安的本地方言差不太多吧？哼哼哼，大错特错啦。
您要不信，穿越之前咱们就先搞个集中加强恶补培训班，让您学会一口标准的唐朝长安语音——当时叫“关中秦音”——然后再开始时间旅行回长安去，看看会有什么效果？
穿越初落地，您发现自己姓唐名穿，是一位世居长安的中级官员，业务能力平平，人缘不错，见谁都能打招呼说上话，成天跟朋友同事一起喝酒吃饭。好了，前半天您是在自己家里混，跟亲人、仆人都说秦音，毫无障碍，大家腔调一致。可等您饱餐完一顿，走出家门去官署上班，麻烦就来了。
进衙门，看到一个老家在江南的熟人同事张三，人家是正经考科举、进士出身来做官的。您笑眯眯地打招呼：“三郎万福。”
张三一愣，寻思您大概没睡醒，还以为在家里呢，口音一时没倒过来，也就客客气气地回一声：“螳螂面部（唐郎万福）。午食否？”
您脑子里飘过午餐案上那几盘大菜：清蒸蒜泥猪肉、生鱼片切鲙、煮驴肉丸子……忙不迭点头炫耀：“已鸡（已吃），已鸡嘟（猪）、鱼、驴，还有咩（米）饭……”
话没说完，张三再也忍不住，当场哈哈大笑！
这时候旁边一个官员李四听见笑声也走过来，问出啥事了，张三就把您刚才那句话按字音学说了一遍。这位李四脑筋转得比较慢，想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唐郎莫不是说：已鸡兜（猪）、哟（鱼）、喽（驴），还有美（米）饭？”
说完，老家在山东的李四也笑了起来。张三点头认可李四的发音——因为他俩说的才是在官场上通行的“普通话”，或者更确切点叫“官话”“正音”。您那满嘴“鱼”“驴”的，倒是跟现代普通话比较接近，可在唐朝就算是“首都本地土话”，跟卖菜的、种地的、开饭馆的、家里仆人、上门化缘的僧人之类说这种“秦音”正合适，在官衙跟同事官人们这么说话，不被嘲笑至死才怪。
那么，唐朝的“官话”，到底是以什么地方的语音为准呢？严格地说……其实它跟当时任何一地的方言都不大一样。
您在衙待半天，听着来自天南海北的同事互道“面部”（万福），斯斯文文、抑扬顿挫地用这种官话交谈办事。听时间长了，您会发现两点：
1.虽然大家相互之间交流顺畅，但不同地方的人，所说的官话发音还是颇有不同的，就像我们现代普通话推行力度都这么大了，社会上还是存在着所谓川普、广普、温普……
2.各位官员说话时的遣词造句，当然不会跟书面语（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唐代文言文）严格保持一致，但是似乎跟正常人在家里说话也不太一样。
说好听点叫“出口成章”，说难听点略似现在的公文体、官腔套话，大家都是文绉绉的，之乎者也的，句式语法过分规矩整齐，很少能听见零碎的口头语或残句。
您觉得别扭吗？其实大家也都觉得这么说话不舒服，真的……如果运气好，下班以后各位官员家里的仆人来接各自主人，您仔细偷听一下张三、李四跟自家老佣人说话，很可能会听到山东大汉李四正粗声豪气地讲着跟官话差异很大的方言，而江南书生张三口中快速流出的吴语更让您如听鸟鸣、一个字都不明白。别人也差不多都是这样，官话这玩意儿嘛，都要经过后天学习才能掌握。
有没有什么人是出生在一个“标准官话”环境里，从小到大就是听着“正音”长大的，除此之外根本不会说别的方言呢？
也不能说肯定没有，只是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如果有呢，那八成这孩子会是生在唐朝那些所谓“高门大姓”家里，姓崔、姓卢、姓郑、姓王或李，也就是这些高傲到都懒得跟皇室结亲的士族出身。再或者，姓孔、姓颜、姓孟，圣人后裔诗书传家，总之他得生长在这种全家人都拼命读书做官的环境里，父母都对他要求极严格，平常说话只准说“正音”，不准跟着仆人们说方言、讲俗字，才可能造就一个只会说官话的奇葩。
说了半天，到底唐朝的“官话”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语言呢？为什么它跟当时唐朝各地的方言全都不一样？
想知道答案的话，您得再往早点的朝代穿越，比如说……再往前穿三百年吧。
这回睁开眼时，您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小山顶上，面前天高云黯，大江奔流，黑压压的人流如蚁群般次第乘船渡江南来。您身边还并肩立着十来位衣冠楚楚的贵族男子，个个神色凝重，有人还咬牙切齿地低声怒骂着什么。留心多听一会儿，您渐渐明白了，这群人是王家的子弟，您正在目睹“五胡乱华，衣冠南渡”。
北方传来消息，那些草原胡狄的军队已经攻陷了西晋两京洛阳和长安，司马家皇帝也做了俘虏，北方和中原地区无可避免地将沦为胡虏天下。你们这些从东汉起就逐渐形成强大势力的士家大族，必须为自家的族人和产业做打算，像崔氏、卢氏就决定留下与胡人统治者就地周旋——毕竟那些部族人数太少，不可能把原住汉人全杀光——而像你们王家、谢家，还有庾家、桓家等，对北方的前景比较悲观，宁可拉家带口扛着米袋牵着牲畜跟随晋皇族司马睿等一起渡过江淮南下，到如今的南京一带开辟家业、修筑都城、奉立新君、建立东晋王朝。
您和家人亲友走下幕府山顶，回到迁徙队伍里，对十几岁的儿子羲之吩咐一声，叫他去队尾瞧瞧有没掉队的，自己上车继续南行。
环顾人流，您会看到，队伍里除了自家有血缘关系的妻儿老小，还有大量依附于你们这些士族的仆人、部曲、佃农等，他们都带着一部分财产农具跟你们南下，到了你们认为合适的地方，也听从你们的指令驻营建屋、开垦荒地、种田交粮，以及——跟当地人为争夺生存资源打架。由于当时北方中原地区的生产力和组织程度远远比南方发达，你们这些人的战斗力还是挺强悍的。主要靠着你们这些南迁的北方大族，再加上当地一些早就被中原文明同化了的朱、张、顾、陆等大姓支持，司马家新君在南京继续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统治。
而在这段时间内，你们这些士族子弟逐渐习惯在固定的家族里找对象，通婚圈子越来越小，也垄断了朝廷的人才选拔，日常生活当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是自家亲戚，你的小舅子又是自己妹夫和同事，你的上司是堂伯父又是表姑父……诸如此类，大家不但姻缘关系盘根错节，而且往上推溯，几乎全是这一两代从中原地区南迁过来的。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你们这些家族也就是“上层社会”流行的语音，基本上都是南迁之前中原那边的话音，也就是东汉以来洛阳地区的“洛下音”，跟江南当地百姓讲的当时的“吴语”简直是格格不入。但你们丝毫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反正对于你们这些贵族老爷来说，根本不用走出家门上街接触社会，什么收租子啦，买东西啦，修房子啦，自有学会讲双语的下人佣仆去办，你们只要做官和读书清谈就够了。至于那些顾氏、陆氏等本地的大族，早在东汉就全盘接受了中原文化，所以那些家族的士人虽然在家里也讲吴语，但出门就可以跟你们这些南迁士族讲洛下音，毕竟人家也是从小努力学习中原语才能够读书写文章的。
说到这里，您可能猜到了——唐朝的官话，难不成也是这种号称传承了两汉以来N 百年文化正统的优雅高贵的“洛下音”？
呃，嗯，怎么说呢，唐朝官话的制定者倒确实是这么想的，他们一心一意地想“复原”五胡乱华之前、“纯洁”的中原汉族的语音，但是呢，他们的最终成果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您还得耐着性子继续穿越下去看。
您在东晋建立初穿越成了王家的儿郎，几大家族共同扶持司马家皇帝掌握朝政，构成了一个又高傲又封闭的圈子，那些平民贱姓根本挤不进来。你们当然希望这种局面能一直持续下去，但大家都知道，官二代富三代们那都是一种什么德性，不劳而获躺在祖宗家业上睡大觉，只会越来越腐烂堕落。于是没传几代，江南这边的平民大头兵就造反啦，再加上北方中原的军队也时不时来个南下进攻，一波一波兵火延及，改朝换代，你的士族后代们家业不断凋零，在兵权政权上的垄断地位也慢慢消失掉。这么样过了三百年左右，到隋朝再统一南北中国的时候，你的后代除了家族姓氏、历史传承还可以拿出来吹一吹，也就在文化上还有些优势罢了（当时纸张很贵，印刷术没普及，书籍是稀罕物主要靠世代积攒，一般平民新贵要读书挺困难）。
这三百年间，原本留在北方中原的那些汉晋士族，像姓崔的、姓卢的，不可避免地要认奉那些南来的草原蛮族为主，也不得不在各方面都深受草原游牧文明影响，包括衣食住行，当然也包括说话发音。不过，正像一千年后又一次游牧文明入关时所发生的事一样，由于汉人数量巨大、汉人农耕文化更加适应中原地理和气候，那些南下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虽然身为统治阶层，却是被汉人生活方式给完全同化了，在中原占据主流位置的语言仍然是汉语，而且北方的“普通话”依旧是洛阳地区的洛阳音。
当然，这里的“洛阳音”和三百年前西晋时期的洛阳音并不完全相同。一则过了三百年，语音自身就会发生演变；二则，也掺杂了一定的胡音，引入了一定数量的胡人语言的借词。不过在大部分学者看来，北方这种百姓普遍在讲的语音，比南方中下层社会群众（不包括士族大姓）讲的“吴语”，还是要“纯正”不少。
您问为什么？唉，多解释几句吧。
你们这些中原士族南迁之前，江南地区和更南边的闽粤楚湘，（跟草原游牧民族相比）接受中原文化已经很深了，但是仍然保持着鲜明的自身特色，当地人的语言有的与汉语同源但差异很大，有的根本就不是汉语。当你们南迁以后，虽然人数少，但有更先进的文化和社会组织，就自然导致当地人的语音向你们靠拢。这个有点像英语殖民地那些所谓“印度英语”之类的东西，它们是少数外来人口文化优势加上当地土著人数优势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当地土著用自己土语的音系去生搬硬套学出来的“洋泾浜英语”。而在南北朝时期，就是南方的“老吴语”生搬硬套“洛下音”，最后大部分语音都类似洛阳腔，但整体音系和好些词汇又是“老吴语”底层的，发展到隋唐，汉晋老吴语基本上就给消灭了，出来的是一种“新吴语”，这个“新吴语”，再往后演变成了现代南方吴语的前身。
其实中国南方的方言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是在中原一波波移民影响下，用南方土著的音系来生搬硬套学的各时代“正音”“官话”。因此，一方面，南方方言里有不少字词看起来是“保留了古音”；另一方面，南方方言的内部音系却很“乱”，历史层次太复杂，整体上很难“还原”到“中原正音”。而相比之下，那些“乱华”的草原游牧民族，因为语言和汉语差得太多，相互影响感染的程度就比较小，发展几百年以后，大部分游牧民族后代就干脆抛弃了本民族语言，直接去讲汉语了。
于是在隋建国不久的开皇初年，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有那么七八个人鬼鬼祟祟——唉，不对，是趾高气扬、斯文优雅地来到当时一位著名学者陆爽家里，参加一个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文艺沙龙，主要论题就是“我大中华文化圈应该推广使用什么样的官话、国语、普通话、正音……”
与会的专家学者首先达成了两项共识：
第一，现代（也就是隋朝初年）人们说话的语音，不管是哪里的，都太歪曲、太猥琐、太难听、太“三俗”啦！用这种语音去读诗经、汉赋、乐府，好多都不押韵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精华都要失传殆尽啦，呜呼哀哉……第二，那么俺们要更正推广什么样的语音呢？当然最美好的黄金时代是夏商周三代啦，尧舜禹汤那时候啊……（此处省略复古癖们的梦话癔症三千字）只可惜三代离俺们现在太远了，语音完全不可考，那么退而求其次，俺们就去复原推广五胡乱华之前的中原洛阳正音吧！
这两项共识都挺容易就取得了，不过容易的部分也就到此为止。下面进入“洛下正音到底如何发音”的讨论阶段，学者们就开始吹胡子瞪眼拍桌子揪衣领——嗯，好吧，应该没有这么激烈，有身份教养的士族文人们还是保持着和平气氛，斯斯文文地进行学术争论。
争论的内容恶意推想如下：
“洛下正音当然应该以南迁士族保存在金陵的音系为主。”来自南朝的刘臻、萧该等人主张，“北朝音被胡化得太厉害了！比如对家中最重要的男性尊长的称呼，北方人居然普遍顺从胡语，管父兄叫爷、叫哥！汉晋时哪有这种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