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学生掀起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如巨浪排空，奔泻千里，势不可挡；又如惊雷阵阵，震撼着中华大地，立即得到全国广泛的支持和响应。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各地的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了。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西安、开封、济南、太原、长沙、桂林、重庆等城市的爱国学生和各阶层人民或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或发表宣言、通电，有力地声援和鼓舞了北平的广大爱国学生。
（一）黄浦江的风暴
上海，是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当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风暴涌到黄浦江的时候，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立即迅速地高涨起来。
上海广大爱国青年学生没有忘记三年多以前一·二八淞沪抗战，更没有忘记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的“淞沪协定”。现在大家又听到北平爱国学生为要求抗日，竟然血染古城，胸中怒火更不可遏止。12月12日，复旦大学发出通电，对北平爱国学生表示“万分同情，并以绝大决心，为诸君后盾，誓死反对任何破坏国家统一之企图”。
12月14日，各大学学生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保障爱国运动和爱国言论。18日，上海80多所中学联合发表宣言，反对华北伪自治运动，接着有50多所中学成立了救国联合会。
随之，上海爱国学生立即酝酿罢课声援和示威游行。12月19日，复旦大学爱国学生联合持志学院、同德学院和上海法学院的学生，在闸北一带举行了示威游行。当天晚上，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交通大学、两江女子师范，麦伦中学、正风中学、爱国女中等学校参加。当游行队伍经过安和寺路时，在国民党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和曾仲鸣的住宅前，愤怒的学生紧握拳头，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杀死汉奸！”声震云霄，划破了静寂的黑夜。游行队伍到达江湾时，几乎全市大、中学校的学生都聚集起来了。黎明后，大家汇集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门前，愤怒地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伪自治！”“吴市长快出来！”
迫于群众的强大威力，上海市的反动头子吴铁城出来了，他假惺惺地对大家加以“慰勉”，对游行学生提出的要求，只是支支吾吾地加以搪塞。在群众的压力下，吴铁城才不得不许下“绝对保护上海学生爱国运动和言论集会自由”的“诺言”。这时，群众才整队继续示威游行，直到天黑。
两天一夜的请愿和示威游行，仅仅是初战。从上海市政府请愿和示威游行回校后，部分学生提出到南京去请愿。12月23日，复旦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举起“赴京请愿讨逆团”的旗帜，向上海火车站北站进发。当队伍走近驻有日本军队的天通庵时，上海反动当局慌忙派了“专使”来劝说，不让学生经过天通庵，以免引起“友邦”的误会。学生群众不顾沿途军警的阻挠，冲进了北站，登上了火车。然而，火车上没有司机。去找站长的学生，被反动站长用手枪逼了回来。监视火车头的学生，也被特务拳打脚踢，从火车上推下来了。随后，火车头也被开走了。这时，夜已降临，车站被大批军警层层包围。车厢里、站台上、人潮汹涌着，救亡歌声不断。当天夜里，请愿学生发表了《告同胞书》，说：“国家处此危迫之秋，和平早已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舍抵抗不足以救亡，唯斗争方可言立国。”并表示：“此次行动，纯为爱国情绪所驱，将以严肃之精神，整齐之步伐，抱最大牺牲之决心，努力到底，冀达救亡图存之心愿。”
24日清晨，建国中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新亚中学、复旦实验中学、同济大学、武陵中学、光夏中学、正风文学院、同济职业补习学校等校的学生纷纷赶来，分别占据各节列车。到车站要求请愿的学生已达3000人。这时，上海的各工会、文化团体、各界抗日救国会的代表，络绎不绝地前来车站慰问，送来许多面包、饼干和水果。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何香凝也来慰问了。当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在车站阻挠爱国学生去南京请愿，诬蔑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受“坏人利用”时，何香凝当场就义正辞严地指着潘公展说：“学生们要求抗日，是爱国的！要说坏人，坏人就是你！”各界爱国人士对请愿学生的慰问，极大地鼓舞着爱国学生，增强了斗争的决心。
经过斗争，国民党上海当局迫不得已，假意允许开车，但暗中却在青阳港预伏军警，准备拦截火车。这个阴谋在火车驶抵青阳港时被学生们发觉，火车司机在学生的鼓励下，将车加足马力疾驰而过。到昆山时，列车才被迫停车，司机被混在学生中的特务，以“枪毙”相威胁而离车。但学生们不顾一切，自己冒险开车。国民党又拆毁路轨，将铁轨抛入河中。学生们奋不顾身，跳进满是冰雪的河里去捞摸，把铁轨打捞起来动手接好，继续前进。沿途很多铁路工人见到这般情形，也不顾反动派的阻挠，奋勇帮助学生修路。有一位老司机还冒着生命危险出来帮助学生开车。他一上车就热情地握住爱国学生们的手说：“你们为了抗日这样干，就是枪毙我，我也要帮助你们把车开到南京。”
12月26日，列车抵达无锡，又遭到了满载国民党宪兵的列车阻拦。
27日清晨，宪兵用武力劫持火车转朝上海方向疾驰。突然，列车停下，学生被迫下车。这1000多人的请愿讨逆团，便继续在无锡大街上举行了游行示威。在无锡车站旁的工厂里，工人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报馆的印刷工人和记者，全体罢工一日，以示声援。无锡的3000多学生也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和交涉，被捕的学生终于获释归队。
几天几夜的斗争，大家认识到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抗日救国，唯一的出路就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请愿团的领队考虑到，经过斗争大家觉悟已经提高；也考虑到在冰天雪地里苦战了五天五夜，需要休整；为了进一步聚积力量，巩固战果，使斗争深入发展下去，决定不再去南京请愿。于是，爱国学生们冒着寒风细雨，在宪兵的“保护”下，乘着铁篷车，回到了上海。
在复旦大学“赴京请愿讨逆团”出发的第二天，12月24日，各大中学校留校学生和一部分工人、店员、妇女，又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一天，天刚蒙蒙亮，各大中学的爱国学生就顶着寒雾，迎着晨曦，分别奔向示威的第一集合点——南京路上的大陆商场。九点钟刚过，从示威游行总指挥部五芳斋面馆里，放出了“砰！砰！砰！”三响爆竹，大陆商场的楼顶上撒下了无数张红红绿绿的传单。这是事先布置好的行动信号。聚集在商场附近的示威群众，像潮水一样纷纷涌向商场门口和大马路，组成了四个人一列的队伍，开始了游行示威。由“中学联”200人组成骑着自行车插着小旗的纠察队，在队伍两旁巡逻。
正当队伍在曾经洒着五卅烈士鲜血的南京路上行进时，潜伏在大陆商场里的一群英帝国主义巡捕，突然飞跑出来，杀气腾腾地向学生们扑来。顿时，人群沸腾起来。“冲啊！冲啊！”大家迎着警棍，赤手空拳地同巡捕搏斗。夹铅的警棍沉重地落在爱国学生们的头上、背上、臂上……有两个女青年学生被巡捕打倒在地，头发里冒出了鲜血。10年前的“五卅”运动，革命先烈的血迹染红了南京路；今天，又洒下了抗日爱国学生新的斑斑血痕。英勇的上海爱国学生，不畏强暴，奋起抗争，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冲上来，终于在搏斗中，冲开了一个缺口。这时，示威群众得到了指挥部传来的命令，按照既定的计划，奋勇地奔向北站广场集合。沿路口号声不断，一个人振臂高呼，千百个人立刻响应：“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对外，一致抗日！”“欢迎市民自由参加示威运动！”“民众们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游行的洪流像滚滚长江一样，将沿途的许多市民吸引了进来，许多店员、工人、职员、市民不断参加进来。当示威队伍转到宝山路时，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的许多工人冲出厂门，和学生队伍汇合，并肩战斗。游行队伍聚集在“一·二八”时曾被日机轰炸的东方图书馆的广场上，人声鼎沸，高呼口号，召开了上海市民大会。爱国学生发表了演说，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
市民大会结束后，人们继续游行示威。当队伍进入北四川路转向白渡桥边时，又几度遭到埋伏在桥南脚下的帝国主义巡捕的袭击和军警的阻击，也几度坚持集合前进，最后到达北火车站广场，有力地声援了当时正在北站要求到南京请愿的爱国学生。为了准备迎接新的战斗，指挥部下达了解散的命令，示威游行的群众才抑制着仇恨的怒火，有秩序地散去。
这是一次上海进步群众检阅自己力量的大示威，这一次示威游行和其他方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发扬了上海的光荣革命传统，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在这中华民族空前危难的时候，上海各阶层人民、许多著名爱国人士也展开了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继12月14日“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又先后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国难教育社”“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工人救国会”等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党的最亲密的战友、中国青年的导师鲁迅先生，给予了北方爱国学生以热忱的关怀和支持。一二·九运动后不久，北平学联派邹鲁风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邹鲁风带上鲁迅先生最喜欢吃的半面袋小米，怀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在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见到了一直坚韧地战斗在刀笔丛中、向着敌人英勇冲锋陷阵的鲁迅先生。当邹鲁风把自己的名字说出后，鲁迅先生一边亲切地招呼邹鲁风坐在自己身旁，一边低声地说了一句：“回头到外面喝茶去。”原来鲁迅先生为了避开站在书架前的一个日本领事馆的特务，就带着邹鲁风走出书店，来到附近一家咖啡馆。鲁迅先生对于当前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向邹鲁风询问了北平两次示威游行和学生被捕的情况。邹鲁风详细地向先生讲了两次示威的准备、街头上学生和军警的搏斗的情况以及当前运动的发展趋势。这时，鲁迅一直静静地听着，沉思着，没有说什么话，只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吸着纸烟。但是，在他那无言的沉默中，却饱含着一种异常炽烈的同情和比语言更为有力的安慰和鼓励。几天后，许广平受鲁迅先生的嘱咐，来到旅馆看望邹鲁风，并带来几十块钱，以备他拮据时之用。
1935年12月18日至19日夜，鲁迅先生写了《“题未定”草（六至九）》一文，热情赞扬了一二·九运动中爱国学生的英勇精神和广大群众对学生爱国行动的支持；同时指出了这次运动的必然性并寄以殷切的希望：“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9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
宋庆龄是一向支持学生运动的。北平学生“一二·九”游行后，她立即公开表示鼓励，并从上海寄给北平学联100多元钱，作为开展抗日救国工作的费用。她同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沈兹九等领导的上海救国会，一直热情支持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鉴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迫，整个华北又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爱国知名人士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宣言》指出：“华北教育界‘最后一课’的决心，是值得赞佩的。华北青年热烈的救国运动，尤其引起我们十二万分的同情。因为华北事件的教训，我们应该进一步的觉悟！与其到了敌人刀口放在我们的项颈的时候，再下最大的决心，毋宁早日奋起，更有效的保存民族元气，争取民族解放。”“争取民族的解放，不单是中国人民的天经地义，而是任何被压迫民族的天经地义。敌人的压迫愈严重，中国人民对民族解放的要求，亦愈高涨。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地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宣言》表示，文化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并宣布八项救国主张。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300多人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了大会章程，选出了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沈兹九、江问渔、邹韬奋、周建人、李公朴等35人为执行委员，发表了第二篇宣言《民族解放运动的呼声》，指出：“……民族危机的迅速发展，敌人侵略的决无止境，中国民族已到了和平绝望的时候，牺牲已到了最后的关头……”“在当前严重的危机下，全国大众已经超过了忍耐的限度，目下全国学生的爱国救亡的高潮，明显的是全国大众一致奋起救亡图存的先导。这一爱国运动正在开展中，钢铁般的民族阵线将由全国大众自动建立起来，形成不可侮的巨力。”
这时，刚从法国归来的冼星海，接过聂耳遗留下来的战斗任务，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为抗日救亡运动谱写了许多著名的歌曲，如《我们要抵抗》《救国军歌》等等。在无数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中，人们激昂地唱着他谱写的“：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