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加紧了对华北的进攻。5月6日，日本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规定二十九军退至河北南部，日军进驻平津，彻底消灭抗日运动等。紧接着，日寇将其华北驻军由8000人骤增至20000多人，进占北宁铁路沿线；并公然将“天津驻屯军”改为“华北驻屯军”。华北即将完全沦为“第二满洲国”了。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日寇屠杀了被迫为他们修建军营的数百名中国工人，将尸体抛入海河，河面不断出现浮尸。亡国灭种的惨痛，进一步逼到中国人民头上，又一次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慨。
同时，日寇大量掠夺华北的铁、煤、粮，棉，并进一步向华中、华东扩展。日寇的武装走私，已发展成为公开的强盗活动，日货充斥市场，不仅使民族工商业沦于破产，而且损害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四大家族的利益，使得作为国民党政府财政主要收入遭到严重损失，国民政府的经济更加困难。此外，日寇占领东北后，不仅野蛮地屠杀劳动人民，而且还强占了一部分地主的土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在1936年以前，侵略者仅采取圈地移民等办法就已经武装占地10多万垧（（1垧合10亩）。日本还公布了“移民计划”，预计在20年内，要占地1000万町步（合1.6亿亩），这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比东北全部已耕地还超出许多。日寇又以建立“战时经济体制”为名，将许多中国资本家的工商业“收归国有”。日寇这种贪婪的掠夺，引起了关内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惊恐。
根据时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中央适时地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策略。这时的华北，宋哲元从自身的利害出发，千方百计要保存他在华北和平津的地盘。虽然宋哲元已经向日寇作了很多让步，日寇却一步步地缩小他的地盘，最后竟要完全占领和统治华北，而把他从冀察和平津挤出去。因此，日、宋之间的矛盾有了发展和扩大。特别是在华北和平津人民群众及青年学生的抗日风暴一再掀起，二十九军的下层军官和士兵的抗日爱国情绪日趋高涨的情况下，宋哲元虽然对爱国学生运动一贯加以镇压，但这时却表现出某些动摇。为了争取二十九军官兵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特别加强了对二十九军下层军官和广大士兵的工作，同时也对上层人士进行了许多工作。
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1936年5月28日，天津成功举行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示威。这次游行示威原本定于5月30日，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出敌不意地提前改在5月28日举行了。爱国学生们高举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抗日大旗，走上了街头。他们把华北危亡的形势和海河浮尸这一亡国惨状，向天津人民和全国人民作了有力的宣传。
示威本来只发动数千人，然而一经队伍的呼喊，迅速地集合到1万多人。
不仅有广大学生，而且有一部分教职员、成批的工人，甚至连一些盲人也参加了。悲壮的怒吼显示了民族的觉醒。
接着，6月13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爱国学生举行了第四次抗日救国的大示威。游行示威中，高呼“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反对武装走私！”“彻查海河浮尸”等口号。在这一次大示威中，虽然受到军警的驱逐和阻拦，但民先队员和学生们将初步学习到的军事知识，运用到示威游行中来了。队伍在游行中采用了一种灵活迂回前进的“头调尾、尾调头”的战术。当先头队伍遇阻，即改变方向；后卫带头从旁绕道前进；再遇到阻击时，阵势一变，新的先头队伍，又变成后卫。这样，经历了七聚七散，使军警无法阻拦。同时，在游行示威中，已有不少军警不愿再像“一二·九”“一二·一六”时那样毒打爱国学生，因为他们同样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和爱国学生们的英勇抗日斗争，开始唤醒了他们的民族意识。
鉴于二十九军政治态度的某些变化，党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时地提出了争取二十九军抗日的新口号。在“六一三”大示威中，爱国学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这些口号激发了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爱国情绪。以后，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就逐步转到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场上来。
大示威后，学生示威队伍在鼓楼召开了市民大会。会上议决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二十九军勿南调，继续抗日”“武力保卫华北”等议案。
在炎热的盛夏，当学生在会场上讲演时，市民们纷纷为汗流浃背的学生送上凉开水，卖冷食的小孩也慷慨地把冷食送到学生的手中。这一次大示威和市民大会，成功地将工农兵学商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
天津的“五二八”和北平的“六一三”反对日寇增兵华北的示威行动，再一次迅速传遍全国。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的青年学生和各阶层人士、市民纷纷起来响应，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掀起了继一二·九后的又一次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怒潮。这次行动唤醒了更广大群众的民族觉悟，显示了抗日人民团结的伟大力量，又一次有力地打击了日寇侵略华北的气焰。同时，北平“六一三”示威的成功，也是学联和民先队在“三三一”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原则，努力广泛地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工作的丰硕成果，是北平抗日爱国学生运动走向新高涨的鲜明标志。
学生运动的新高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日本再一次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抗议，蒋介石南京政府以“违反校规，不知改悔”的罪名，命令各校当局开除大批爱国学生，并解聘了一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爱国教授。
学联对日寇和反动统治当局的这种狼狈为奸的迫害早有估计，便积极地领导各校广大学生开展反迫害的斗争。学联和民先队等团体分别声明今后将排除万难，坚持不懈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当爱国学生被开除时，各校纷纷组织“被处分同学后援会”，四处奔走呼吁，进行营救和揭露反动当局的阴谋。清华大学抗日救国会主席黄诚也被开除了，他为抗议被开除写道：“我是被开除了，我不留恋，我不懊悔，一切都是为了救亡，我要永为救亡而奋斗！可爱的朋友们，我是离开了，不过我相信，在同一方向的斗争中，共同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是永远相聚着。”后来经过组织的帮助，他又转入中国大学，并继续担任北平学联主席。
敌人的迫害，丝毫动摇不了被开除的爱国学生的革命意志，他们反而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了。由于在斗争中学联注意团结群众、师生合作和争取社会人士的同情，结果，国民党政府对进步学生的迫害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进一步暴露了反动面目，处于更加孤立的地位。各校爱国正直的教授、教师对学校表示不满，社会人士也指责学校不应开除学生。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获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继续向前发展。
（三）争取一切抗日力量
随着工作的开展，北平民先队扩大了内部民主，健全了组织生活，工作也更加活跃起来。1936年8月间，民先队干部实行了民主选举，李昌被选为民先队总队长。经过平津民先队员的平时通信和个别联系，特别是经过暑假中返家活动，全国很多城市都发展和建立了民先队组织。据1936年10月间的统计，共有31个城市有民先队队员，香港也发展了民先队员。民先队除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行活动外，在工农中还发展了队员。
在这一时期，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党在教师中进行了进一步争取团结的工作。各校学生救亡团体在“师生合作”的口号下，先后召集了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在这些活动中，学生救亡团体负责人介绍了自己组织的宗旨、机构及活动情况，解释学生对抗日救亡、读书、考试等问题的态度与主张，并阐明了师生合作共同救亡的重大意义，诚恳地表示为了更好地推进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虚心地接受爱国师长们的指导与帮助。此后，在开展各项救亡活动中都邀请爱国教师参加指导，除聘请杨秀峰、吴承仕、黄松龄、齐燕铭等进步教授外，还聘请了其他一些学术界知名人士作各种学术讲演。在全国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形势下，加之受学生们高涨的爱国热情、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的感染，许多教师提高了民族觉悟，参加了抗日救亡的行列。也有些过去认为学生游行示威是“青年人血气方刚做事太冲动”的教授，这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有了较正确的了解，开始转向同情与支持。各校教师和学生在抗日救亡的大道上携起手来，并肩战斗。
中国大学的吴承仕先生，年近花甲，思想进步，是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字学家。在党的领导下，他做了很多抗日救亡工作，写了许多褒扬民族解放的文章。他以最大的热情资助过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经费，上课时经常向学生分析当前的时局和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特务分子对他百般威吓与迫害，他毫不畏惧。当吴承仕先生接到国民党特务学生写的匿名信时，他在课堂上激动地怒斥说：“我已经60岁的人了，不过我觉得自己还有血气。真想不到竟有20来岁的年轻人，让人用了几个钱收买了，干着出卖祖国、出卖人民、出卖祖先的勾当。大家想想这种人还有起码的民族意识吗？”他始终坚持抗日救亡活动，和学生一同过着艰苦的生活，站在抗日救亡的第一线。他积极热情地参加北平文化界救亡团体的各项活动，经常在学生们举行的抗日救亡的会上出现。他还参加主持《盍旦》等进步刊物。他是进步学生们最敬爱的教授之一。平津沦陷后，他留在天津继续指导和护送青年学生开展敌后斗争。后来，吴承仕先生被日寇逮捕入狱，于1939年10月在敌人的极刑下英勇不屈地牺牲了，表现出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在争取师生合作的同时，学联和民先队还进行了许多争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沦陷东北的民族资产阶级实行野蛮的剥夺，在关内加紧经济侵略和武装走私，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部分民族工商业者也渐渐参加了抗日救亡的队伍。1936年5月，学联召开了一次扩大代表大会，决定在北平举行服用国货扩大宣传周，并通电全国一致行动。通电发出后，全国广泛响应，都开展了服用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六一三”后，除继续开展“服用国货、抵制日货”的活动外，学生还通过家庭、亲友等私人关系，开展了深入到户的抗日救亡宣传。民族工商业者对学联发起的这一运动普遍表示拥护，感到它是对日寇的经济侵略的回击，维护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许多人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转向同情与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