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墙怎能挡得住抗日救亡的强大呼声！当南下宣传团到来的消息传遍全城时，城里展开了募捐运动，许多居民和学生把钱、粮、棉被用绳子传送过城墙，表示对他们的支援。固安师范学校的校长王雨珊冒着丢掉职业的危险，深夜越过城墙来慰问宣传团员们，表达了民众的抗日决心。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给了学生们极大的鼓舞。特别让他们感动的是，正当大家冻得双脚麻木时，东北四省流亡同胞组成的慰劳队到了固安，送来了300双毛袜。学生们从这些饱受苦难的同胞手中接过这些毛袜时，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热泪夺眶而出。他们激动地向东北同胞表示：我们一定勇往直前！我们要穿着这些毛袜，走遍全中国，唤醒全国人民起来抗战！北平学联派出孙敬文等同志携款来到南下扩大宣传团驻地进行慰问。各校也派代表送来慰问信和食品。在人民的有力支援下，学生们虽然一连数日被关在城外，饱受冻饿之苦，但大家宣传抗日救亡的情绪，却不曾减退。北京大学的同学还给大家朗诵了英国诗人雪莱的意味深长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月9日，宣传团全体团员在固安召开了大会。在会上，大家围绕“当前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呢，还是集中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问题，纷纷发表意见，各述理由，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的还提出折衷意见，主张改成“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后由宣传团总指挥、北平学联负责人董毓华发言，向大家阐明了当前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瓜分的半殖民地状态，变为由它独占的殖民地。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当前最危险、最直接的敌人，应该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至于对待英美帝国主义，则要尽量利用和扩大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更好地孤立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讨论，许多宣传团员都进一步领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大会也预料到国民党反动派对宣传团必然有更大的迫害，要求大家严加戒备。接着宣传团又组织大家讨论“如何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学生们通过学习和讨论，初步懂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包括些什么人，不应该包括些什么人，以及怎样把劳动群众组织起来等问题。经过学习和讨论，大家顿觉眼界大开，长了许多知识，有人说道：“几席座谈会，胜读10年书。”这样，大家对今后的抗日救国工作，心明眼亮，更加充满了信心。
固安大会后，宣传团研究制订了行动计划，调整了组织，决定以团为单位分几路前进。由于第四团大多数人已返津，只剩下12人，即并入一团，去雄县、高阳，第二团去新城、容县，第三团经涿州沿平汉线南下，约定10日后3个团在保定会师。
1月14日，第二团到达新城县的辛立庄镇。辛立庄完全小学老校长齐望溪在会见了先遣队员之后，立即为大队的到来着手安排。他马上停了课，叫学生们把教室腾出来，铺上干草和席子，烧好开水，并动员学生从家里匀出一些被子。当宣传团员们抵达之后，都为老校长的爱国热忱和盛情接待所感动。第二天正值辛立庄大集，宣传团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了抗日宣传。
但是，不出大家所料，反动当局一定会来干涉的。这天，“冀察政务委员会”派来一个“王委员”，要约同学去谈话。这个“委员”扬言南下宣传有“背景”，劝大家赶快回学校。宣传团员据理驳斥他的谬论，说明南下宣传是大家的爱国行动。他又提出要和同学们直接见面。显然，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指挥部立即作了应付的准备。第二天早晨，这个“王委员”带着武装便衣，“新城县陈县长”带着保安队，分乘着几辆大卡车耀武扬威地来到了辛立庄。这位“王委员”下车伊始，就说要给宣传团员们训话。他清了清嗓子，大言不惭地说：“爱国我也赞成，不过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学生读书，这是天经地义，对日本的事是国家大事，政府自有主张，……这数九寒天，青年学生奔波于穷乡僻壤，不只自己吃苦，还会被‘共匪’利用……”
指挥部董毓华闻讯赶来与这个“王委员”辩论，师大学生曹国智即席演说，说明南下宣传抗日的道理，呼吁凡是中国人都要爱国。他讲得声泪俱下，激动人心。这时，师大学生刘正谊已认出所谓“王委员”这个党棍，以前在一个剧团里见过，名叫王文瑾，便怒不可遏地斥责道：“王文瑾！你拿了日寇汉奸多少臭钱，是不是在汉奸殷汝耕的门下，讨了个委员的头衔？你带了这么多的打手来镇压抗日运动，你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吗？”同学们愤怒已极，大骂汉奸可耻，高喊“打倒亲日派走狗！”
那个伪县长指手画脚地追问刘正谊：“你是什么人？”于是几个特务霍地抽出手枪，指着他的胸口，一个家伙揪住他的脖领。刘正谊毫无惧色，指着王文瑾的鼻子怒斥道“：你们想干什么？”同学们向前冲了过去，怒吼声此起彼应，吓得“王委员”面色如土，目瞪口呆，一句话也吐不出来。宣传团员们这边正气凛然，保安队那边威风扫尽。全场空气异常严肃，四周围观的群众都点头称赞。
这时，站在一旁的伪县长一看形势不妙，急忙出来替“王委员”解围。他说：“诸位冷静一点，王委员讲得有道理。我家乡在冀东，现在沦陷了，亡国奴的滋味我是知道的。可是抗日是政府的事，同学们年轻，还是回学校好好读书去吧。”他的话音刚落，学生们就群起质问：“你既然尝到了亡国奴的滋味，为什么还甘心当亡国奴？”有的学生还嘲笑他说“：是不是怕丢掉了你那顶乌纱帽？”这位伪县长又窘又羞，欲辩无言。正僵持中，一个跟班的出来打圆场说，“好啦，快十二点了，该去吃饭了。”“王委员”和伪县长急忙转身灰溜溜地走掉了。
大家知道，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指挥部紧急研究对策，决定深夜突围，继续南下宣传，奔向新的集合地点——孔家码头。同时，决定派一人去一团，联系救援；并派董毓华和宋黎连夜赶回北平，向学联汇报这里发生的情况。两人深夜出发，踏着积雪，奔回北平。第二天早上，二团为了避免敌人追击，便把队伍化整为零，假装“回家过年”，实际却同从数十里外赶来支援的第一团部分团员一起，分散出发了。当晚到达雄县咎岗镇，再沿平汉路南下，向涿州、任丘前进。
二团到了任丘，又碰上了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他们在街心架起机枪，学生们却毫无所惧，迎着枪口，昂首入城。进城之后，得悉城内还驻有三十二军的一个团。这个团当年曾经在冷口抵抗过日寇，士兵有抗日要求。宣传团指挥部立即抓住时机，对该团开展统战工作，当即派出代表与该团团长相见，表示仰慕他们的抗日功绩，希望他能支持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团长为学生的至诚所感动，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并带了许多馒头和半头肥猪，亲赴宣传团，慰劳爱国学生。第二天，宣传团同三十二军的这个团并队向高阳进发。一路上，一个学生伴随一个士兵，畅谈抗日救国道理，教唱救亡歌曲，大家情绪高涨，歌声不断。
三团于1月13日抵达高碑店，高碑店的警察局长已预先部署用武力对付宣传团，当地小学校长也表示爱莫能助，三团只好暂且栖居小学校的空屋内，各小队分别去附近小村进行宣传，只有10多人留在住处，处理食宿等事务。下午四点钟，大多数外出宣传的学生还没有回来，突然由公安局长带领的便衣队和警察20多人，一下子拥进了三团的住所。他们都是圆胖脸，身穿灰布袍、黑马褂，腰里插着手枪，手里拿着绳子。他们强行搜查，没收了宣传品，撕掉了同学的臂章，恶狠狠地逼迫学生出来。“不出来！”大家愤怒地回答。“谁是负责人？”便衣警察们问道。“我们每个人都负责！”大家齐声响亮地回答。当外出宣传的学生陆续回来以后，他们就移住到一个小店里。但便衣警察又把小店包围起来，其中有两个彪形大汉和几个恶狠狠的打手强令宣传团员们分散居住，遭到学生的拒绝，于是他们就强拉硬拽并且大打出手了。学生们也拾起砖头石块，操起桌腿凳脚，雨点般地向他们投掷过去。他们竟然将学生的住所放起火来，幸未成灾。然后他们又一齐拥上来用水浇学生。学生们的棉衣被淋湿了，顿时结上了一层冰，但没有一个人后退，他们用肩膀顶住门，一个便衣警察也没能进得去。
（三）走上与工农结合的道路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团员们离开学校的第一天，生活就整个儿变了样。当时，北平、天津的学生，尤其大学生，出身工农家庭的极少。他们有些是城市知识分子的子女，有些还是地主官僚的子女。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农村，也不知道阶级压迫，是要求民族解放的热情和从书本上看来的萌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促使他们下决心来到农村参加扩大宣传的。这些学生，在学校里都住在温暖的洋楼里，吃着大米白面。下乡之后，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他们穿着简单的衣服，吃着冻硬的干粮就咸菜，晚上和衣睡在铺了一点干麦秸的地面上，每天清晨用刺骨的冷水洗脸，随后又冒着吼叫的寒风出发，拖着疲惫的双腿前进，遇到农村就去宣传，这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个严峻的考验。
自身的生活艰苦，这些热血青年倒并不在乎。这点生活上的艰苦哪比得上整个民族的痛苦！为了抗日救国，他们甘愿裹风雪，冒严寒，到农村去，把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发展为全民运动。夜越深，天气越冷。有的学生睡不着，对着窗外无边的黑夜，低声地哼着救亡歌曲。他们的思潮像海浪般地激荡着：怎样去宣传呢？农民不识字，宣传会有效吗？
在南下扩大宣传团还没有出发时，有的学生就提议不穿皮鞋，一律穿蓝布大褂。但即使如此，他们刚在农村出现的时候，仍然引起了农民的惊讶。农民们望着这些足登胶鞋、头戴航空帽的“长袍先生”们和烫了头发的“小姐”们一路走一路唱歌，就说：“大冷天，读书人还下乡来宣传，嘴里还唱着赞美诗哩！”他们讲演、唱歌、呼口号，老乡们也听不大懂。由于摸不清他们的来意，有的人见他们到来，就把大门关了，只从门缝里偷看他们。小孩子们则指指点点地议论着：“你看他们吃大饼哩！”“他们穿着皮袍子哩！”
宣传团遇到了困难。学生们虽然怀有满腔的抗日热情，却不懂得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必须引导学生首先向农民学习，深入到贫苦农民中去调查访问，认识反帝反封建的一致性和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关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学生们白天进行调查访问，展开宣传活动；夜里在宣传团内讨论农民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当学生们走进农民们阴暗冰冷的小土房进行调查访问时，亲眼看到了他们难以想象的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的情景。在这严寒的岁月里，有的小女孩只披着一层单薄的布片。同学们吃大饼咸菜，已经算是够苦的了，而农民连过春节也不一定能吃上。他们辛辛苦苦用血汗换来的大米和小麦，都要交地主的地租或还债。他们赖以活命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棒子面窝窝头和小米粥。往往是糠菜拌年粮，到年底就没吃的了，哪里能顿顿都有咸菜来下饭！一个佃农以高利贷借来20块银洋，向地主租佃了三亩地，种一年，地租八成，剩下两成，还要付数不清的苛捐杂税。何况地又被大水淹了，干了一年等于白干。有一家人，已经两天没吃饭，孩子们饿得直哭叫。妈妈说是靠她丈夫挣钱，她丈夫每天跑70多里路去趸柿子卖，一天卖几十个来换饭吃。她丈夫没回来，只好等着，等他回家，才能有饭吃。学生们看到一些农民，年纪轻轻就被沉重的劳动压得背驼腰弯，年轻的母亲瘦小得像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而三四十岁的母亲却像一个弓腰偻背的老太婆了。一个妇女，已经怀孕8个月，却还在拖着沉重的石滚子压场。一个士兵说，过年时，他7岁的小女儿嚷着：“爸爸，给我一个铜子买糖吧！”可是，他连一个铜子也没有。
眼前农民的悲惨情景和农民们的血泪控诉，深深地震撼着学生们的心。他们默默地走出一家家破旧的土房泥屋，思想激烈地斗争着。他们想到：我们每天吃的大米白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我们穿的棉衣、皮袄是一阵风吹来的吗？不是，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们大学里享受的一切，原来是建立在农民血汗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每天谈论着抗日，谈论着发动民众，如果占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都被压在封建剥削的大山之下，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怎么能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