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9号的深夜11点57分，萧韵帧还在看萧擎生前的照片。阳征程看到萧韵帧整天为萧擎的事忧心伤痛，清明节临近，阳征程决定给萧韵帧看一则医生的日记。
“我知道生活中大多数医生都无愧于‘白衣天使’的称号，可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休息吧。”萧韵帧说。
“你怎么可能睡得着？让我陪陪你吧。”
“好，将你推荐的东西发给我，我自己看，好吗？”萧韵帧心疼阳征程。
“我们一起看吧？”
于是阳征程和萧韵帧并肩看着医生的日记。
“北‘协和’南‘湘雅’”，‘协和医院’是北方最好的医院，每天都有最多种类的疑难杂症，每一天，都有不同城市牌照的救护车冲进医院大门，都抱着最后的希望直奔“抢救室”。下车的病人和家属操着不一致的口音，但神情同样疲惫，像是经过了一场长途旅行，如今总算熬到了终点站。他们冲进办公室的时候，手里都拽着一张 A4 纸，上面盖着鲜红大印，加上一行小字——“病情疑难危重，建议转上级医院。”在病人眼里这里，就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没有上级可转。作为危重病人的中转站，那里就是人间修罗场，监护警报以高频率发出扎耳的“滴滴滴”，心脏按压到骨头的声音是尖锐的“嘎吱嘎吱”，这些杂音里不时掺和着医生的高声呼喊：“抢救！过来这床！抢救！”
抢救室的门外的地上躺着横七竖八的病患，那都是一些病情较轻，但家在外地的患者。幸运的，会找到接收的科室，住进病房。不幸的，医生判断无法治疗，被家属拉回家，对方家属的情绪瞬间崩溃，这里已经是寻医问药的尽头！毕竟从抢救室里来的病人只有一个终极目标：活着。
对于某些重症患者，死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每天都看着身体恶化，却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那天，一个男孩叫高晓林就是这样出现在曾医生面前的-----根本查不出病症。可从曾医生与他对视第一眼起就知道，这个小伙子，活不下来。高晓林挂着氧气罩，见到曾医生只是点点头。因为呼吸困难，他必须费上一点劲儿，才能靠坐在床头，很用力、很沉默地吸氧，微微张嘴，也只是喘气，扣在脸上的呼吸罩腾起一层白雾。。
“我是来会诊的医生。”曾医生首次碰到病人几家属总是这样介绍。
曾医生翻看着他的急诊病历，二十多岁，来自农村，一开始高烧不退，当地医院认为是肺炎，却越治越重，直到全身多个器官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出现崩溃迹象。一个月后，他才被告知那一句：“治不好了，太重了，转上级医院吧。”曾医生把他的病历翻到最后，都没有说明这到底是什么病。曾医生踱步到高晓林跟前，一边看着 CT 片子，一边悄悄打量他。仅仅病了一个多月，他已经瘦得脱了形，病号服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双颊凹陷下去，显得眼睛格外的大，也格外有神。整个人看起来比病历里写得还要差一些，不仅各项化验指标都出现问题，口腔和皮肤也已经开始出现溃烂。他这么年轻，疾病恶化的速度就那么快——留给他们的时间真的太少。
医院只有非常宝贵的最后一张空床了，必须把它留给最有救治希望的病人。抢救室随时都会有全国各地转运来的重病人，能不能得到最妥善的治疗，有时就取决于有没有一张病床。曾医生绕到前门，喊了一嗓子“高晓林的家属在吗？”一个衣着朴素、操着浓重乡音的中年妇女应声跑过来，“她！她是高晓林的妈妈！”
看她黝黑的面庞，显然是个平时干农活的劳动妇女。曾医生用尽量简单的话语问了她一些情况，但她完全沉浸在悲伤的情绪里，什么都答不上来，抹着眼泪不停重复着：“求求大夫，救救孩子，求求你了。”
看着高晓林的母亲，曾医生虽然万般无奈，但还是要考虑如果她不能很好地配合，后续治疗会很难开展。曾医生不死心，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曾医生只能安慰她几句，沮丧地离开抢救室。下班前，他忍不住悄悄打开急诊的病历系统，发现高晓林的名字仍在急诊名单里，并没有被任何一个病房“救”走。曾医生盯着电脑上的名字看了又看，几次把鼠标移到右上角的“叉”，都没能点下去。全国最好的医院，也是病患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他不在此地接手这个男孩，他几乎可以看到他的结局——无处可去，最终在急诊把钱花光，放弃治疗，拉回家乡去。或许还会因为穷，连救护车都坐不起，只能找一辆不正规的“黑车”，很可能走到半路，母亲就得眼睁睁看着儿子去世却束手无策。他还是没能关掉带有高晓林名字的电脑界面。这三个字，让他一直联想这个年轻人拼命吸氧的样子。他在临床一线摸爬滚打这么久，面对的都是最凶残狡诈的疾病，自认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识过了。此刻仍难免心生恐惧，怕万一接手失败，病人和家属没有退路，他同样没有退路。但要他看着对方在急诊室等死，内心还是不安。他不想让他们体会那种病情未知，只能慢慢死去的恐惧。最终做出了决定，接诊高晓林。他返回到了抢救室的门前，这次不仅见到了高晓林的妈妈，还有他的姐姐。原来，姐姐一大早就去想办法筹钱了，刚刚赶回来。这次曾医生没有再谎称自己是会诊大夫，直接亮明身份说：“我是呼吸危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生，想跟你们所有家属谈一谈。”姐姐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她说弟弟还没有结婚，父亲早就去世了，自己与母亲就是他所有的亲人。
除了病情以外，曾医生还了解到，两姐弟从小生活在农村，姐姐为了供养高晓林考上大学，年近 30 岁都没有结婚。现在弟弟进入律所，就快要当上律师，只要他成功了，就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姐姐才考虑起结婚的事儿。可自从高晓林得了这无法查明的恶病，一切安排都变了。姐姐不相信晓林这么年轻就得了绝症：“就算死，至少也得死个明白！”所以她带着弟弟千里迢迢赶来他们医院。曾医生相信，她对弟弟的全力救治并不是出于金钱的回报。因为从一开始，曾医生就很明确地告诉她，晓林很难救回来，但她依然决定，即使倾家荡产也不放弃一分希望。在谈话的过程中，曾医生一直在仔细观察晓林的姐姐。她没有丝毫犹豫，眼睛里盈满真诚、感激和信任，这是他们医生最喜欢的家属。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能理解曾医生的话，同时也保持着理智。在与疾病的战斗中，医生和病人家属其实是最亲密的战友。谁也不想在战斗过程中带着拖后腿的战友，更不想遇到在背后捅刀子的叛徒。只是姐姐对花费有些担忧，担心不能撑到最后。曾医生说自己会尽力帮她省钱，有多少就交多少，不够的再想办法。最后曾医生嘱咐她：“办完手续直接转到病房去，别等明天了。”曾医生通知病房的值班医生准备收病人，半小时后，高晓林就会离开急诊室，被推到曾医生的病房。趁着这段时间，曾医生通知病房的医生准备接收病人，自己赶去食堂填饱肚子。那一餐曾医生吃得很快，只想着赶紧去看资料。曾医生知道，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已经无声的打响了。
夜深了，曾医生还在仔细查阅高晓林姐姐提来一大袋厚厚的资料，从县医院到省城的三甲医院，哪怕复印的一片纸。曾医生不放过任何能确定病症的蛛丝马迹，结果越看越心惊。高晓林的病情，没有病因，没有好转，没有希望。曾医生只希望这一次不要让一个小伙子走得不明不白。等曾医生整理完资料，高晓林的姐姐还守在楼梯间，她用那种泡沫拼板铺在地上，行李袋当枕头。他劝她不用 24 小时都守在这里，只要保持手机畅通就行。她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这附近的招待所太贵了，连最便宜的地下室都要将近一百块钱一晚。她想省下钱留给弟弟看病。曾医生再次走进病房，询问晓林的病情。他戴着吸氧面罩、每说一句话都有点困难。曾医生尽量挑重要的问他，他说的很有条理，几乎没什么废话，一看就是查阅过相关资料。
只是说到后面，他张口越来越吃力，声音也逐渐变小。他有点于心不忍，看时针已经指向凌晨五点半钟了，曾医生让他先休息。他很累了，看医生要走，仍然小声地说了一句“谢谢”。在回家的头班地铁上，他给值班大夫发微信，让他把那些按小时收费的监护、吸氧等项目，给高晓林每天象征性地记一点费用。虽是杯水车薪，省一点儿是一点儿吧。接着，他向上级医生汇报了他的想法：
“省城的三甲医院已经做了很全面的检查，为了节省时间，我想跳过那些常规检查，快速取活检，依靠病理给病人一个诊断。”
虽然明面上是请示领导，但曾医生内心早就下定主意，即使不同意也要争取。最后，院领导给了他全力支持。通常，从取活检到出结果的时间是一个星期，如果是疑难的疾病，需要的时间往往更长。曾医生决定给高晓林输血，把各种风险降到最小，集中火力多个部位同时取活检，最后在两天时间内做完了这一切。
然而就在做完检测那几天，高晓林隐隐陷入了不安。“他得的是血液病吗？”有一天查房的时候，他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高晓林告诉他，父亲就是在他十一岁得血液病去世的，还是挺罕见的病症，叫“多发性骨髓瘤”。他担心自己会重蹈覆辙，花光家里的积蓄。“我怕自己也遗传了这个病，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又觉得不太像。”他忐忑地盯着他的眼睛，期盼得到否定的回答。曾医生安慰他，“多发性骨髓瘤不遗传，你的症状也根本不像这个病。”曾医生没说出口的是，晓林的病，应该远比他父亲的要凶险得多。高晓林似乎松了一口气，又追问他自己得的什么病，想自己查查文献。
曾医生能理解他的心情。千里迢迢来到最好的医院，依然得不到答案，对自己命运无法把控，只能在等待中抱有希望。然而这种等待是没有期限的。重症病房里 24 小时灯火通明，没有任何光线、温度的变化。如果不是医生来上班了，高晓林根本不知道又过了一天。
高晓林的姐姐几乎全天驻扎在楼梯间，白天就把泡沫拼板拆掉，摞成一个凳子坐在那里。那是曾医生进出病房的必经之路，下班就会跟她聊一会儿，她倒是很热情健谈。她总是看到他就赶快站起来，从楼梯间冲到他面前，每次的话题都离不开检查结果。曾医生安慰她，取了好几个位置的活检呢，会有结果的。但他内心其实没有把握。他有预感，高晓林身体里那个“看不见”的狡诈敌人，这次也不会轻易束手就擒。高晓林的病情每况愈下，持续高烧不退，皮肤每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溃烂，已经从两条腿蔓延到了腰背部。作为重症监护室里为数不多“清醒的病人”，他的每一分钟都很煎熬：躺不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就连口腔都溃烂了，每吃一口东西都很疼，他们给他插了胃管打营养液。病痛的折磨、睡不好觉、见不到家人等等，病人很容易患上“监护室综合征”，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曾医生把高晓林挪到一个角落的床位，在四周拉上帘子，隔离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空间，还嘱咐夜班护士晚上关掉他头顶的灯，希望他能尽量好过一点。他虽然不爱说话，但能体谅曾医生对他的关照，每次问起感觉怎么样，他都说好。但他能感觉到，他之所以能撑下来，完全是因为对病理结果的期盼在支撑。高晓林仍然每天高烧不退，全身多个地方都在溃烂，有的地方甚至能隐约看到骨头，令人不忍直视。每天下午半小时的探视时间，姐弟俩都在互相鼓励打气，话题只有一个：“病理结果就快出来了，再坚持一下”。他们很乐观的认为，取了好几个部位的活检，一定能诊断清楚的。只是姐姐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弟弟的伤口情况。那里被曾医生他们用纱布遮着，平时高晓林也会用被子盖住伤口，他们都没有特意对姐姐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