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中国有句古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尽管种瓜不一定得瓜、种豆不一定得豆，但只有种瓜才可能得瓜，只有种豆才可能得豆，而种瓜肯定不可能得豆、种豆肯定不可能得瓜。对于孩子来说，一定的家庭氛围和一定的社交环境将使孩子受到相应的熏陶和影响。一个没有几本像样的书籍的家庭，一个长年累月热衷于打麻将的家庭，一个经常有不伦不类的酒肉朋友出入的家庭，显然很难指望孩子对读书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家庭和相关人员注意文化品位，重视文化知识修养，尽量营造良好的社交环境，是应该极力引导和提倡的问题。苏联著名作家、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的经历可供人们借鉴。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出生于俄国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用中国话说叫书香门第。帕斯捷尔纳克在这样的家庭里，自然从童年时代开始就受到家庭文化艺术的熏陶。
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画家，在莫斯科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学院担任教授。帕斯捷尔纳克的母亲是一位音乐家，能演奏一手好钢琴。帕斯捷尔纳克的家里经常举行音乐会一类的文艺聚会活动。当时的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自然都是他家的常客。帕斯捷尔纳克幼年时期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也许就是列夫·托尔斯泰这一类享誉世界的大作家、大艺术家出席他家的音乐会这一类活动的情景。
帕斯捷尔纳克从小在这样一种家庭氛围及其家庭社交环境的影响下，近朱者赤，逐渐形成了浓郁的文化素质。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充满了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他很小就开始读书，并且读得很多。同时，他还很早就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等多种语言文字。他小时候最先倾心的是母亲热爱和擅长的音乐，并很早就具备了一定的音乐素养。
帕斯捷尔纳克13岁时，在避暑地与著名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经常来往。在斯克里亚宾的影响下，在父母的支持下，他开始学习作曲，幻想成为大作曲家。整整6年，他都孜孜不倦、刻苦奋发地学习，获得了可观的成绩，中学时代就创作了3部钢琴曲（在他逝世后的近20年，1976年才在莫斯科正式发表），并得到斯克里亚宾的充分肯定和鼓励。但不久他感到自己的音乐天才有限，对自己能否达到艺术高峰产生怀疑，于是断然决定放弃音乐。帕斯捷尔纳克意志坚定，行为果断，他不但终止了音乐学习和实践，而且拒绝出席音乐会，还避免与音乐界的朋友来往，以免牵扯精力和耗费时间，妨碍自己往新的目标前进。
1909年，19岁的帕斯捷尔纳克进入著名的莫斯科大学攻读哲学，偶尔也写些短诗。1912年，帕斯捷尔纳克曾经到德国参加哲学讲习会，受到著名哲学家科根教授的赏识，并挽留他在德国深造和任教。但帕斯捷尔纳克谢绝了，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志趣与哲学并不相符。他决心涉足诗坛，向文学方面发展。
帕斯捷尔纳克回到莫斯科以后，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1913年，他的第一部诗集《云中的双生子》问世。1917年，他的又一部诗集《越过障碍》发表。同年夏季，他又创作了组诗《生活，我的妹妹》。这些作品的发表，果然使帕斯捷尔纳克一鸣惊人，蜚声文坛。这时，他还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
十月革命前夕，文学上的各种现代派别像潮水一样在俄罗斯风行一时。但帕斯捷尔纳克对那些文学流派并不热衷，他坚持自己的独特风格，在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
1917年，帕斯捷尔纳克与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交往甚密，马雅可夫斯基的天才诗作使帕斯捷尔纳克为之倾倒。他深感自己无法望马雅可夫斯基项背，并因而曾经一度想离开文坛，放弃文学创作，这使他非常痛苦。
帕斯捷尔纳克从小由于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向来不过问政治，甚至逃避现实斗争，一心一意闭门写诗。对于十月革命，他既缺乏热情，又不加以反对。但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他的诗友纷纷离开祖国、流亡国外时，他坚决留在祖国，继续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帕斯捷尔纳克的这种品格是难能可贵的。
20世纪20年代，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创作走向高峰。他一边发表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一边创作一些气魄宏大的史诗性的作品，如长诗《高尚的疾病》，生动地再现了革命领袖列宁的崇高形象。长诗《一九零九年》和《施密特中尉》，以独特的韵律、掷地有声的语言歌颂了俄国的第一次革命及其不朽的英雄们。苏联无产阶级文学泰斗高尔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些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32年，帕斯捷尔纳克发表诗集《重生》，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热情讴歌了祖国和人民的美好前景。
帕斯捷尔纳克的思想具有文化人的明显特点。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的态度游移不定。例如他在自传体的中篇小说《护照》和未完成的诗体小说《斯别克任尔斯基》中，一方面肯定革命的崇高理想，另一方面又否定过火的暴力。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独立思考和善良的人文观点以及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
20世纪30年代，帕斯捷尔纳克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工作上，他翻译了雪莱、济慈、萨克斯和莎士比亚等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他的译作内容准确鲜明，文笔生动优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唤起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爱国热情，许多报刊上和文集里都出现了帕斯捷尔纳克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1943年，帕斯捷尔纳克参加作家慰问团到战争前线慰问。他经常出席各种文艺晚会，慷慨激昂地朗诵自己的诗歌。1943年，帕斯捷尔纳克出版了作品《在早班车上》，1945年出版了作品《辽阔的大地》，都受到很高的评价。帕斯捷尔纳克的那些歌颂祖国人民和壮丽山河的优美诗篇，被认为是俄罗斯诗歌宝库中的精品。
帕斯捷尔纳克的最后15年，仍然始终勤勤恳恳地为祖国和人民工作，继续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参加裴多菲选集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还完成了歌德的巨著《浮士德》的翻译，所有这些都是对俄罗斯文化建设非常巨大的贡献。
从1946年到1952年，帕斯捷尔纳克用了整整6年时间埋头苦干，创作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描写了一个颇有才华的旧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曲折而悲惨的遭遇。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的创作以及是否发表、何时发表等问题上一直是犹豫不决的。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苏联当时不正常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环境造成的，不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过错。1948年，帕斯捷尔纳克曾经与苏联《新世界》杂志签订了出版合同，但不久他又后悔，废除了合同，退还了支付的稿费。1955年，帕斯捷尔纳克又向苏联几家出版社投稿，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1956年5月，莫斯科电台在对外广播节目中报道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新作《日瓦戈医生》及其出版情况。由于帕斯捷尔纳克名声很大，声誉很高，因而引起了西方出版商的注意。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奈利派人向帕斯捷尔纳克要走了原稿。苏联有关方面这时又神经过敏，在获得这一消息后，设法阻止小说出版。帕斯捷尔纳克于是给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奈利打电报，要求退回原稿，表示不愿意出版。但西方出版商也许主要是从盈利出发，不仅不肯退还稿件，而且很快将小说翻译成意大利文并于1957年在意大利出版了。接着，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日瓦戈医生》竟被迅速译成德、法、英等23种文字，广为发行，成为轰动世界的畅销书，出版商们发了一笔大财。当然，这中间不排除西方出版商还包含着政治考虑，即对“苏联黑幕”的曝光。
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
这种情况使苏联当局大为恼火，并对帕斯捷尔纳克极为不满。他们因此反应极为强烈，采取了一系列不正确的做法。1958年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执行局、莫斯科作家协会分会理事会主席团作出决定：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作家协会会籍，谴责他成了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真理报》和其他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无限上纲的批判。所有这些不妥当的粗暴的举动使帕斯捷尔纳克受到极大的打击，陷于极度痛苦的境地。过了一天，苏联共青团书记又在讲话中发出要将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的警告。也许是文化历史的原因，很多俄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结十分执着，对“驱逐出境”的待遇视为极刑。帕斯捷尔纳克十分恐惧，连忙给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写信，信中说：“驱逐出境对我来说等于宣判死刑，我要求对我不要采取这种极端措施……尽管我有许多缺点错误，但我从未料到，会成为西方借用我的名义而掀起的政治浪潮的中心。”帕斯捷尔纳克声明：“自愿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11月4日，《真理报》发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这封信。11月5日，帕斯捷尔纳柯又给《真理报》写信，再次承认“犯了错误”，并再次声明“拒绝领奖”。当时的苏联党政当局可能鉴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检讨，没有把他驱逐出境，但也没有让他去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从此以后，帕斯捷尔纳克销声匿迹，隐居在莫斯科郊外。
帕斯捷尔纳克的晚年十分悲惨，他病魔缠身，处境上和心理上都十分艰难。
但帕斯捷尔纳克意志坚强，始终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而且从未中断写作，始终辛劳耕耘。他的诗集《待到天晴乌云散》和话剧《双目失明的美人》等就是这一时期创作的。当然，在当时，他的所有作品自然不可能得到发表的机会。
1960年，杰出的作家、诗人和翻译家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在心情痛苦和贫困交加中去世，享年70岁，被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公墓中。
当时的苏联当局因为《日瓦戈医生》而对帕斯捷尔纳克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扬言要对他采取极端措施，是毫无根据的、没有道理的，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当局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态度有所改变，他的作品，包括《日瓦戈医生》也陆续出版，并逐渐对他及其作品作出比较公平的评价。另外，据外电报道，苏联政府允许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去瑞典领回了诺贝尔文学奖。
从总体上看，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时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和翻译家，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和贡献相当可观，在苏联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地位，他跻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行列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