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重庆解放，一股清新之风迅速弥漫山城，涤荡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浸透了人们的心。最实际、最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是共产党员、解放军指战员们和各级干部的优良作风，一下子就把人们吸引住了。人们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认识了共产党，看到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从而振奋起来，焕发了主人翁责任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时代的风尚和多数人的信条。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自我改造得不好，入城掌权以后，经不住花花世界和捧场抬轿的诱惑，滋长了搞特权、图享受的歪风。但是邪不压正，他们受到群众的抵制……领导也经常敲警钟，以至于严厉处分，歪风邪气成不了气候。
这里，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自身的思想作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五里腿”之风不可长
进城之初，有的负责干部为自己的单位争房子、争汽车。有的同志还说，重庆山多坡陡，走不多远腿就痛，一定要坐小汽车。其实，那时还谈不上什么“皇冠。”
……“奔驰”之类的高级豪华型进口轿车，所谓小汽车，大多是美式军用吉普。这一争，使得物资分配部门很为难。
这事被邓政委——邓小平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人们都习惯地称呼为邓政委——知道了。他决定刹一刹这股风。
在一次干部会议上，邓政委讲话。他说：在座的同志们大都经过南征北战，走过万水千山，经历过最艰苦的岁月，练成一双铁脚钢腿，任何艰难困苦都没有难过你们，你们不愧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台下听报告的同志都会意地微笑着。接着，邓政委把话锋一转，尖锐地批评起来……但是，有的同志进城才几天就变了，走五里路就喊腿痛，要坐小汽车。做了官……腿也变得娇贵。要这要那，车子要小的，房子要大的。这种“五里腿”的风气决不可长。
邓政委宣布：物资分配委员会由他亲自负责管理，要坚决刹住“五里腿”这股风……
那时候，政治思想工作真灵，纪律十分严明，令行禁止，绝不含糊。“五里腿。”
这股风被刹住了，好些单位和同志主动退出大房子和小汽车，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二、二号楼的灯光
解放初期，主持西南地区工作的三位首长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三家人合住在一幢楼房里，即现在中共重庆市委大院内的二号楼。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专为宋美龄修建的公馆，按现在的标准，远够不上豪华，两楼一底，大小一共十几间房。刘伯承住底楼，贺龙住二楼，邓小平住三楼，三楼最窄小。这是经过互相谦让之后，按年纪安排的。刘年长，贺次之，邓最小。
邓小平对干部们说：“房子何必住那么宽？够住就行了。我们三家住在一起就很好。”他还风趣地说：“我们住在一起至少还有一个好处，互相更加了解，开党小组会，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也增加了内容，大家有话可说。”
当时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特别强调节约水电。首长们带头执行，每天晚上10点钟一到，二号楼的灯火全部关闭，就和军营里的作息一样，只剩下首长办公桌上的小台灯亮着，他们还在阅读和修改文件。
三、“王园”应该作公园
解放初，中共重庆市委把“王园”（国民党四川省主席、战犯王陵基的公馆和花园）划为机关驻地，并修建了一幢办公楼，即以前的重庆市博物馆陈列厅。刘伯承对此很不满意，多次念叨：“重庆市委不该设立在‘王园’，‘王园’应该给人民作公园。”这是刘司令员多年的心愿了。
刘伯承早年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在重庆入党，对重庆和重庆人民有很深厚的感情，认为重庆没有什么公园，群众缺少游览休憩的去处；而对那些显宦富豪占据大片土地建造住宅和花园深恶痛绝。他早就立下心愿，将来一定要把它们还给人民建公园。
市委知道了刘司令员的批评，深感惶恐，但一时又无法搬迁。为此，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锡联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检讨，上报西南局，承认错误，准备创造条件……纠正这个错误。1950年9月，陈锡联调离重庆，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临行前，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再次向西南局写出检讨，认为自己进军到西南后，在市委机关驻地上没有执行刘司令员指示，缺乏群众观念，深为沉痛，现在调动工作仍感歉疚，希望以后能够弥补。
1954年，大区撤销，市委机关搬至原西南局驻地。刘司令员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王园”辟为了公园，即现在的枇杷山公园。
四、不靠口号靠行动
1950年初，一位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在西南局机关接受刘邓首长的严厉批评。
这支部队因为接受了群众主动提供的慰问品，但数量过多，同时又应群众的要求接收了部分青年参军。这就违背了中央关于减轻人民负担、停止扩军和加强纪律性的规定，犯了错误。
西南局办公厅当时还在现在的重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办公楼里。这栋楼房早年是一所教会学校，抗战时曾是国民党行政院。二楼会议室设备异常简陋，一张乒乓台算是会议桌，周围放着几张长条竹椅。师政委坐着等候。刘邓首长走进来，师政委起立敬礼。情况已经清楚，不需再查询。邓政委开门见山就尖锐地批评，指着师政委胸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一个词一个词地讲，什么是“中国。”
……什么是“人民”、什么是“解放”、什么是“军”。邓政委说：历史上中国的军队不计其数，只有我们解放军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的人民军队。像你们这么搞，就要把符号上的“人民解放”四个字勾掉，就和旧军队没有两样。
邓政委越讲越生气，声色俱厉地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权靠什么取信于民，靠什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你知道不知道？不是靠口号，是靠实际行动。《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得再多，宣传品张贴得再多……行动不兑现，一点用也没有。
师政委始终立正，听着批评教导。
邓政委说完就走了。刘司令员叫师政委坐下来，慈祥地鼓励他，犯了错误就要改……改了就好。
政委严厉，司令员慈祥，好像他们的性格和职务安反了。其实，他们的严厉是爱护，慈祥不是迁就。刘司令员有一句名言，就是“慈不掌兵。”
刘、邓共同抓的是一个典型，通过批评教育这位师政委，把部队的思想作风进一步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