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伯康
2007年11月21日，胡康民因心肌梗死猝然辞世。听到这个噩耗，我十分震惊，顿时无语。康民比我年轻8岁，他虽已年过七旬又患糖尿病，但依然朝气蓬勃，生气盎然，思想敏锐，奋笔不辍。万万没有想到他竟走得那么突然，那么匆忙，令人不胜痛惜。
康民是位难得的人才，是重庆著名的党史专家，被誉为重庆党史和地方史的“活字典”。30年来，他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披肝沥胆，对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和重庆地下党历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后继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现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决定结集出版他的《党史研究文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重庆地下党的历史，不得不多说一点话。
重庆是座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近代以来，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无数仁人志士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一批革命先驱者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汇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自那时起，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一代代党的忠诚战士，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无数牺牲，终于在1949年11月30日配合人民解放大军迎来重庆解放。地下党自此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结束了地下生涯，进入了一个历史新纪元。12月初，中共重庆市委在市政府礼堂曙楼举行隆重的会师大会。当时在重庆的地下党员满怀胜利的喜悦，与部队和老区来的同志会合。大家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兴高采烈，笑容满面，会场气氛和谐融洽。当年会师的情景，60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在目……
党在重庆地区的地下斗争壮丽多彩，经验丰富。尤其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8年，更是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极其光辉的篇章。
可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对国统区地下党组织却存在不少误解、非议，甚至恶意歪曲、诬蔑。如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地下党被诬蔑为“红旗党”，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被逼自杀；建国以后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南方局创立的伟大业绩和积累的丰富经验，在中共党史著述中均未得到应有反映；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人，乃至许多一般党员更是长期受压挨整。
由于地下党长期处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只能单线联系，独立作战。不少同志以社会活动方式影响群众，推进革命。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社会声誉，社会联系面宽，交友广泛。这是当年顺利开展工作的有利和必要条件。他们既保持了共产党人本色，但言谈举止又必须适应当时的社会身份。建国以后，他们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形成的思想作风依旧，同曾帮助过革命的朋友继续交往，没有变脸。他们因此而被认为是“党性不纯”、“将没落阶级的坏因素带进党内”。
“社会关系复杂”、“阶级界限不清”、“敌情观念薄弱”……或被取消党籍……或强令退党。例如，张秀熟、李筱亭等一批在大革命时期引领风云的早期党员……当年投身革命，出生入死，革命胜利后却被轻易取消了党籍，视为外人，作为统战人士安排工作，并被贬义地称为“长衫子党员”或“瓜皮帽党员”。再如，南方局驻地红岩村的主人饶国模，一生追求革命，抗战时期给八路军办事处以很大帮助，以后又大力支持地下党，1948年被吸收入党。1950年，她到北京探望子女，周恩来、邓颖超请她吃饭。她向总理汇报说，她已入党。总理非常高兴地站起来举杯，不再称她“刘太太”，而是说：“欢迎饶国模同志参加到我们党的队伍里来！”但她次年回到重庆，重庆却不承认她的党组织关系，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和西南监察委员，当了“民主人士”，并批评原川东特委负责人说，你们怎么发展了一些同路人入党？
再有，在长期地下生活中，地下党内形成了上下级生死与共、亲密无间的关系，每次见面都是生离后的重逢，有什么说什么，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从不顾及，根本没有什么等级观念。况且，地下党员中知识分子较多，他们投身革命主要不是出于个人求生存的需要，而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理想社会。建国后，他们仍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对党执政后出现的一些问题比较敏感，看到问题敢于发表意见，提出批评，也不管上下级关系，这同部队干部长期形成的严格上下级等级关系，同逐步强化的“一把手说了算”的制度相悖，因而往往被视为“骄傲自满”、“翘尾巴”，甚至是“反党”。在陆续不断、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不少同志“因言获罪”，老账新账一起算，成为批判斗争和整肃重点，酿成了许多悲剧。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几乎所有有过地下生活经历的党员都被不同程度地打成“叛徒”、“特务”、“假党员”，地下党几乎成了“嫌疑犯”的代名词。
参加过地下斗争的同志尽管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有的蒙冤多年，他们虽也有过懊丧，有过愤懑，但更多的是在沉默中思考，从未动摇参加革命的初衷，从未动摇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基本宗旨的信念。
对国统区地下党的不公，不仅伤害了同志，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党的事业，歪曲了党的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冲破了“左”倾思想的禁锢，为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真相，从中央到地方加强了党史研究工作。1980年，中共重庆市委成立了党史工作机构，康民被调到党史工作战线。他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态度，以炽烈感情和踏实作风，通过查阅档案，拜访老同志和知情者，实地察看革命遗址等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取得了显著成绩。他的研究成果使被歪曲了的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为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党的政策提供了大量翔实、具体的史实依据。他撰写的《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学生运动述略》和《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地下党外围青年核心组织简况》，为确定重庆地区党的七个外围组织的性质，承认加入者革命工龄起了重要参考作用。当时“左”的思想阻力仍比较大，有的同志又不懂得历史的复杂性，落实政策的工作遇到不少困难。康民根据史实，反复向有关部门申诉，据理力争，在市委支持下……终于为不少长期蒙诟受冤的同志讨回了公道。他的敬业精神和克服重重困难为落实党的政策办实事的政治勇气，受到老同志的称赞，很多老同志与他成为知心朋友，建立了深情厚谊。
康民在党史工作中极大地发展了自己的才华，这得益于他的好学精神和超强记忆力。他有强烈的求知欲，一生手不释卷，涉猎很广，尤其酷爱文史。1951年参加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过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历史和党史书籍。“文革”期间又基本通读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多年积累，融会消化，使他增长了历史知识，增强了历史感。他的博学多识，引人敬佩。他与同志交往，常在笑谈中广征博引，触类旁通，晓谕得宜……收潜移默化之效。他的党史著述，以热情而激昂的笔触，生动再现了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史，不仅内容丰富，情节具体，而且论述精辟，耐人寻味，对于不了解地下斗争历史的同志来说，无疑是一本丰富生动的教科书。
康民不仅知识渊博，更可贵的是他有高超的史识，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比较客观、公允、深刻的论断和认识。在党史研究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如实反映党的发展过程和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说的是真话、实话，很少套话，更没有空话、假话；同时，他也善于独立思考，能从浩繁的史料中挖掘深层内涵……探寻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提炼出思想，提炼出观点。因此，他的著述不仅反映了历史的本然，又讲出了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有高度，有深度……有新意，很少有沉闷之感，从中可以引发人们思考。
康民是个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人。他是重庆党史界当之无愧的专家，但他从不自矜，不争名贪功。解放前夕，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新青社，是清华中学学运骨干和带头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1950年他入团时没有记载曾参加新青社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落实地下外围组织成员革命工龄时，他对落实其他同志的离休待遇非常积极，而对自己的问题却不屑一顾。他的许多同学和地下组织负责人都希望他写个材料说明情况，他们都可以为他作证，但他就是不写，坚持享受退休待遇。许多同志每谈及此，都对他的精神境界表示由衷的敬意。这本文集收录的，其实只是他所写党史著述中的一部分；他的另外一些著述尽管花费了他许多心血，写成后却是以其他同志特别是老同志的名义发表的。至于他悉心辅导其他同志所写的文章，他都坚决反对署上他的名字。这种风格，现今是十分罕见了……
在康民的《党史研究文集》出版时，我说了上面一些话。希望年轻的党史工作者学习康民求真务实的敬业精神、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严于律己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在党史研究中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如实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我想，这也是对康民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