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本名季，是西汉皇朝的创建者。公元前256年出生在楚国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中阳里一个中等富裕的农家。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在大约33岁的时候，刘邦当上了秦朝的水亭长。公元前210年，他在途中放走被他押送去骊山的刑徒，率10余人遁入芒砀山区。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领导农民起义。同年九月，刘邦在沛县县吏萧何、曹参支持下，杀死县令，聚众响应，人称沛公。同月，项梁、项羽叔侄也在吴地起义。
刘邦率领一支不足万人的队伍从芒砀（今安徽砀山南）出发，在黄河以南地区曲折西行。公元前208年，刘邦率兵向秦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带关中进发。刘邦大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受到百姓的欢迎。这时，秦相赵高杀二世，立子婴为秦王；子婴又设计杀了赵高。乘秦内乱之机，刘邦接连智取武关和关，进逼咸阳。公元前206年10月，子婴向刘邦起义军投降，秦朝灭亡。刘邦进咸阳后，封府库，废秦苛法，宣布自己为“关中王”。不久，项羽率军入关，屠咸阳城，大失民心；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18个诸侯王。刘邦被改封为汉王，辖巴、蜀、汉中。公元前206年，4月，刘邦忍辱入汉中，以南郑为国都建立汉国，任萧何为丞相，拜韩信为大将军。8月，刘邦暗度陈仓，夺回关中，拉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刘邦采用了“斗智不斗力”的方针，长期与项羽相持于荥阳、成皋一带；另派大将韩信东渡黄河，先后灭掉了魏、赵、代、燕、齐，最后与刘邦夹击项羽。公元前202年12月，刘邦、韩信会师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南），聚歼楚军，项羽自杀。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
1.心怀天下，用人为本
刘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善于用人的成功。他曾坦诚地对臣下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需，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使用他们，这是我取得天下的根本原因。”的确。在对待人才上，他不拘一格，广为招揽，不求全责备，注重大节；在使用人才上，知人善任，扬长避短，人尽其材。正因如此，他才最终战胜了实力此自己强得多的项羽，成就了年轻时便立下的帝王之志。
重用韩信扭转败局
刘邦、项羽是秦末农民起义的两支主力部队，他们两人分头并进，没多久就推翻了残暴的秦王朝。但是亡秦之后，具有雄心大志的刘邦并不甘心就当一个由西楚霸王项羽所封的小小汉王，他要与强大的项羽争夺一统天下的君王之位。因此，于公元前206年，遂决策东进以争天下，从此拉开了楚汉之争的序幕。
楚、汉之争的序幕拉开以后，刘邦吃了很多的败仗。有一次在荥阳（今属河南）被项羽包围了，不得不向项羽请和，答应割荥阳以西者为汉，项羽不肯，刘邦帮急得没有办法。幸好陈平献了一个计道：“项王为人多疑而轻信，你能够拿出几万斤金来，实行反间计，以间疏范增、钟离昧与项王的关系，那就容易对付项王了。”汉王立即拿出黄金四万斤来交给陈平，陈平使人到处散布谣言说：“范增、钟离昧等为项王出生入死，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然而终不得裂土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王果然对范增等产生了怀疑，便打发使者到刘邦那里去窥察情况。刘邦办了丰盛的筵席迎接了那位使者，又故意装着惊异的样子说：“我以为是范增打发来的人，原来是项王的使者呀！”便叫人把筵席收了，摆出一些粗劣的饭菜来招待那个使者。使者回去告诉了项王，项王对范增等更加不信任了。范增劝项羽赶快攻下荥阳，项羽不听，范增一气之下，便告老还乡，在路上又“疽发于背”而死了。于是陈平乘着夜色，从东门放出两千多个青年妇女，都穿上军装，把楚军引到东门，又叫将军纪信穿上汉王的衣服，乘着汉王的车子，诈称是刘邦要求投降，楚军高兴得皆呼“万岁”！自己却与刘邦带着数十骑出西门逃走了。
刘邦虽然脱离了危险，但怎么消灭项羽、统一天下，还是很渺茫的。那时节，汉弱楚强，鹿死谁手，还看不出眉目来。刘邦麾下的将士，看到刘邦屡吃败仗，逐渐丧失了信心，在大军行经南郑（今陕西汉中市）的途中，很多都开了小差。那个未露头角，只当了个“治粟都尉”的韩信，自怨自艾地叹息着“良金美玉何人晓，高山流水知音少”，在朦胧的月色下也逃之夭夭了。萧何知道韩信是个奇才，刘邦“必欲争天下”，没有韩信是无法打败项羽的。便不顾一切的把韩信追了回来，然后向刘邦推荐说：“您能重用韩信，韩信就可以留下来；要是不能重用，韩信终究是留不住的”。刘邦说：“那我就任命他做一个将军吧。”萧何说：“即使做一个普通的将军，韩信也一定留不住的。”刘邦说：“那就请他出任大将好了。”萧何又说：“您向来怠慢部下，今拜大将如呼小儿，恐怕不好。应该择个吉日，筑个将台，斋戒沐浴，郑重其事才行。”刘邦答应了。
这天清晨，将士们一早便按令齐集广场。广场上，高高的将坛前悬挂着一面缀有金色旒苏的火红帅旗，坛下四周环列着全副戎装的将士。整个广场鸦雀无声，只听得帅旗、各队军旗在晨风中哗啦哗啦的飘荡之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将万道霞光洒满这庄严肃穆的广场。顿时，火红的帅旗、一排排各色军旗伴着满天的朝霞，将整个天空、大地、坛场映成通红、通红的一片，点缀着战士们枪尖那雪亮的闪光，好一派威武而兴旺的景象啊！
此时，衣冠整肃的汉王端坐车上，在萧何统率的文武百官的簇拥下来到广场，直抵坛下。汉王望着旌旗生辉、刀枪林立的场景，心里十分高兴，一个多月来压在心中的阴霾也一扫而空。他稳步登上高坛，丞相萧何手捧符印斧钺紧随其后，文武百官分别肃立将坛两边。萧何将手中的虎符、帅印和斧钺交与汉王。拜将仪式开始了。丞相萧何站在坛前手捧诏书宣读王命，身材魁梧、金盔铁甲披挂齐整的韩信气宇轩昂地健步登上了将坛。从此，韩信成为统帅三军的大将军。
刘邦授予韩信统率三军的大将军权，使韩信心里非常感激，决心为汉王效死力。于是，韩信一边精心练兵，一边周密谋划出关之策，制定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针。带领汉军神不知、鬼不觉地东出陈仓，出其不意杀得章邯部队丢盔弃甲、落荒而逃，章邯亦穷途末路自刎而亡。司马欣、董翳二军一听章邯败死，吓得胆战心惊。早就积怨在胸的秦民，闻汉兵到，纷纷倒戈，司马欣、董翳见此情况，也先后投降汉军。不到一月工夫，整个关中全部归了汉王。项羽企图将刘邦扼死在巴蜀汉中之地的计谋彻底破亡，连西行入关的赵相张耳，也随即投奔了汉王。汉王的兵力从此强盛起来。
力排众议 惟才是用
一天，汉王帐下来了一位身材伟岸、面如敷粉、唇若施朱的美貌丈夫。此人是阳武县人，名叫陈平，原是楚都尉，因项王发怒诛杀将吏，避祸而逃奔汉王来的。汉王刘邦听部将魏无知介绍后，立即召见陈平，直截了当地向他征询伐楚大计。陈平进言说：“大王想伐楚，目前正是时机。现在项王正率军讨伐齐地，后方空虚。大王若迅速东进，攻占他的老巢彭城，截断楚军归路，楚军一定人心大乱，容易溃散；项王虽然勇猛，但他一个人也无能为力了。”接着，陈平还把进军线路和攻伐计谋对汉王作了详细分析。汉王听了眉飞色舞，欣喜异常，觉得陈平才智谋略过人，真算得上张子房第二了。于是，不但仍旧授予他楚时的都尉官，还让他作自己的参乘（陪乘人），随侍左右，并兼掌护军。
帐下诸将见陈平刚来，又不见有什么功劳，就一下得了贵官，还跟随汉王身边，认为汉王这般抬举陈平也太过分了。下边不满的议论，汉王也有所风闻，但均不以为意；相反，更加厚待陈平。这下惹得周勃、灌婴这类功臣更加愤愤不平。他们在将士中搜集了些有关陈平的不廉行为，然后气呼呼地到汉王帐中告状，想把陈平告倒。他们对汉王说：“陈平虽然是个美男子，恐怕是个绣花枕头，未必就有真正的本事。听说陈平在家乡时，除了读书，不视生产；寄食在哥哥家里，行为不端正，不顾人伦纲常，与嫂子有暧昧关系，家乡人都瞧不起他。后来他投奔魏王府下，魏王不重用他；又逃到楚军中，项王对他也不好，他这才跑来依靠大王。大王信任他，赐予他尊官，令他掌护军，他却不忠于职守，收受贿赂，还按人行贿多少安排工作。像他这样渎职，实在是一个不奉公守法的乱臣！请大王明鉴，不要被他的外观和花言巧语所迷惑。”
汉王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笑着说：“寡人任用陈平，是因为他有才智。你们说的那些盗嫂受金之事是德行问题。当今楚汉相争，全靠能人出奇谋，武士出勇力。那些循规蹈矩的谦谦君子有啥用处！你们就不要再追究他的那些生活小事啦！”周勃等人只好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
汉王见他们走了，心里觉得有些问题还是得弄清楚，于是召陈平进来质问道：“先生，你原来事魏不行，于是事楚；结果又离开楚营，投到我处。人臣侍君可以这样不专一吗？”陈平从容回答说：“臣事魏王，魏王不能采纳臣的意见，所以离开他；到了项王麾下后，臣见项王信任喜欢的人，不是亲戚，就是故旧；其他人即使是奇谋之士他也不重用。臣听说汉王豁达大度，知人善任，远近豪杰都争相归附，所以臣才来投奔大王。臣来时，只身一人，除了身上穿的，余皆一无所有。如果不收受点钱财，就无法筹办活动经费。大王现在若真的认为臣的计划可以采用，就请大王听臣行事；假如认为不行，臣收的钱财全在，就全部封送官府，放我一条生路让我离开就是了。”
汉王听后，立刻向陈平赔礼道歉，并重金赏赐陈平，还提升他为护军中尉，监护诸将。这样一来，众将领再也不敢说长道短了。
从此，陈平一心一意跟随汉王身边，尽心为汉王出谋划策。汉王对陈平则言听计从。凡陈平计谋所需黄金，不管数目有多大，汉王总是全部满足所求，从不过问这些黄金的具体支出情况。君臣之间，相得无碍。陈平所献大小奇谋不计其数，多次使汉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他与张良成了汉王刘邦夺取天下以至治理天下所不可或缺的左右手。直到十数年之后，高祖临终之前的遗嘱中，陈平仍是汉高祖托付的安刘佐汉的重要大臣之一。
2.当机立断，消除隐患
怎样才能保障帝位的安全，这是每个君王都必须考虑而且也是要优先、重点所考虑的问题。古时将帝王之位喻为“神器”，而偷窥神器，时时想夺为已有者大有人在。那么，怎样才能消除被他人所侵夺的危险呢？最为有效的方法，那当然就是防患于未然，即使有本钱，有能力侵夺神器的人，在地球上消失，至少让他失去这种本钱和能力。刘邦就是最善于防患于未然的一个高手。
出其不意，让韩信乘乘交出兵权
公元前202年十二月，经过四年的浴血鏖战，刘邦终于赢得了楚汉之战的胜利。这年的十二月底，刘邦率领文臣武将离开还未打扫的战场，向设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北）的韩信的统帅部进发。
继续平定项羽的残余势力，这是刘邦来到韩信军的统帅部定陶以后，要迅速办理的大事，这说明他要做天下霸主的清醒意识。此时，刘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从汉王朝的长治久安着眼，开始以皇帝的身份和形象一步步地进行自觉的自我设计。他不贪图眼前一时的享受，不沽名虚妄，而是苦心积虑地进行奠定大汉基业的长远打算。从此立场和角度出发，刘邦在定陶做的又一件大事，就是收回大将韩信的兵权。
垓下之战，刘邦阵营的主战军团，是韩信用来做前锋的三十万齐国军队。项羽灭亡后，最让刘邦担心的便是这股力量。幸好韩信军团中的骑兵与步兵主力的统领灌婴、曹参，都是刘邦的嫡系部下。特别是灌婴的骑兵主力，在垓下之战中功劳最大，获得项羽尸首的五大将领，均属灌婴部属，后均被刘邦以封侯奖赏。
北进的路途中，刘邦即与张良、陈平密议，消除隐患的谋略已成竹在胸。因此人马一到定陶，人不休息，马不停蹄，突然亲临韩信驻军大营。韩信闻汉王驾到，忙迎出帐外，不知刘邦突至，又有什么新的举动。刘邦步入帐内坐定，开口直言道：“将军统军，屡建奇功，今又剿灭项王，寡人终身不忘。今强兵已灭，兵戈渐息，恐不复劳师，所以将军应交出兵符，择日返回封地了。”
韩信闻言，已知汉王之意，且目前态势又正如刘邦所说，因而也不好再说什么，当即取出兵符印绶，交还刘邦，自己移住驿馆，准备择日返齐。至前201年正月，刘邦又发布诏令，更立韩信为楚王，说楚地已定，义帝无后，齐王信出自楚中，习楚风俗，现改封为楚王，以淮北为封地，都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
解除韩信兵权，使他无法构成威胁；更立他为楚王，收回已经答应赐予他的封地齐国，以四战之地的淮北为封地，就大大减少了韩信可能与他相抗的资本。
刘邦收韩信兵权，并改封他为楚王这两项措施，显然是为防范韩信反叛而刻意所做的精心策划。首先，韩信的特长是带兵，帅而无兵，就不易兴风作浪。再者，齐国地广人众，有鱼盐之利，加之民风骠悍，自春秋以来就是东方大国，将这一重要地方封赏给韩信，刘邦既不乐意，更不放心，因而差不多在剥夺军权的同时，也宣布了改封他为楚王的决定。
明升暗降，缩小彭越的势力
刘邦到达定陶以后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封彭越为梁王，以原魏国的一部分为封地，都于定陶。这实际也是削弱彭越势力的一个有力措施。梁王的封号虽然保住了，但得到的封土并不是原魏国，而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由此彭越也失去了与刘邦抗衡的力量。
在楚汉战争中，彭越对刘邦的胜利起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彭越军势力量的发展和功劳的增加，也使他与刘邦之间产生了矛盾并日趋激化。这些矛盾多半是刘邦考虑问题从战略全局出发，彭越不免困于局部利益；刘邦在战争年代慎于封赏，彭越总想得到与功劳相当的封地和爵位，这样二者之间就不易调和。公元前203年（汉王四年）初，当刘邦在前线受到楚军猛烈打击、形势十分困难时，曾迫切要求彭越率兵迅速赶赴荥阳一带，从背后攻击楚军，但彭越却以“魏地初定，尚畏楚”为理由加以拒绝，这不能不引起刘邦的不满与警惕。
公元前202年（汉王五年）十月，楚汉战争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整个形势对汉军有利，刘邦指挥汉军主力追击楚军至阳夏，派使者敦促彭越统兵速来参加聚歼楚军的战斗。可是，此时彭越正在觊觎魏豹死后留下的王位，在得到刘邦的许诺之前，坚持按兵不动，这种置大局于不顾、置盟友于不顾的作为使刘邦既窝火又无可奈何。结果经固陵（今河南太康南）一战，刘邦因陷于孤军作战而失败。他向张良请教：“诸侯兵不从，为之奈何？”张良已看透彭越、韩信等人迟迟不发兵的目的，知道他们是要求更大的封爵和更多的土地，于是就对刘邦说：“彭越平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为魏相国。今豹死毋后，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早定。”建议取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北至谷城（今山东平阴西南）的广大地区封王彭越，以此为诱，促使他痛痛快快地前来参战。刘邦依计而行，遂派使者许彭越以王位，并许诺他想得到的土地，彭越果然高兴地率兵参加了垓下之战，为刘邦的胜利做了最后的一次贡献。
刘邦虽然暂时满足了彭越的个人愿望，但对他的信任程度却越来越低，经此一事，他们之间再也难以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从公元前202年到前197年的5年间，彭越与刘邦的关系虽未出现大的裂痕，但由于彭越偌大的地盘与诸侯王的权威对新王朝也是一个潜在威胁，而就刘邦当时逐步实施的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来说，矛盾愈加难以调和，由此，彭越被诛灭的悲剧终究不可避免。
3.称帝建汉，巩固皇权
汉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是，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帝王，他首先要考虑的是新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历史上不乏那些目光短浅者，一旦打下江山，便觉大功告成。于是，生活奢靡，思想放松，整天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结果好日子没过几天，江山转瞬又给别人夺去了，从而落得个被天下耻笑的下场。不过，刘邦决不是这类鼠目寸光之辈，他的所作所为，让我们不得不饮佩他是一位少有的英明之主。
为了老百姓，我才当皇帝
赢得了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成为华夏大地的最高主宰，项羽所封的汉王头衔已经不足以显示刘邦的权力、富贵与尊严，更换新的名号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需要。当年统一六国之后，秦王嬴政就曾直截了当地要求群臣认定他的新名号，刘邦的心思也自然为朝夕相处的臣僚所窥知，他们无须指点，即自发组织起来，要拥戴刘邦为皇帝。
于是大家决定以诸侯王联名上书的形式，恭请刘邦蹑足九五，速正大位，名正言顺地做皇帝。据史载，当时“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贩继伦，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厚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今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诸侯王要求刘邦“上皇帝尊号”，速正大位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功盛德厚”，王的称号已不能反映他地位之隆崇，二是汉王与其他诸侯王同处一个层次，“亡（无）上下之分”，不符合等级制度的习惯要求。刘邦虽然明白皇帝之位非已莫属，梦寐以求的也就是早日享受一下做皇帝的滋味。但当皇冠临头之时，面对诸侯王的上书，他又感到有谦让一番以显示风度的必要，于是回答说：“我听说贤明的帝王是不图虚名的，今天大家都这么推举我该怎么办呢？”
刘邦曾以谦和之量铺平了前进的道路，虽今非昔比，然而故伎重演，他觉得谦恭一番依然是必要的。事实正是如此，他已贵为汉王，又是一个胜利的政治、军事集团的首领和最高统帅，天下承平，皇帝自然非他莫属，他即使不谦让或者干脆自立大汉王朝，封冠加冕，也没别人与他去争，但有意地谦让一番，既是风度也是谋略。如此一来，刘邦在诸侯王及臣民当中又树立了一个温和谦恭、宽厚长者的帝王形象，这种感召力和以身教化的作用是不能轻视的。
诸侯王们知道刘邦谦让的原因，是要他们将推举他做皇帝的理由讲得更充分，所以劝进也就更加殷切，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诸侯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矣，愿大王以幸天下。”
虽然是出于颂扬，但言下的意思也十分清楚：你刘邦不做皇帝，我们这些已沾你光做了诸侯王的人怎能安于位？再说，还有更多的跟你打天下的臣僚正以焦急的心情，等待你以皇帝特有的尊严降旨赐爵和封土呢！
刘邦又谦让了几次，最后才表示同意说：“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这里，刘邦将他做皇帝的理由也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他做皇帝并非为一己之私，完全是为了国家，为了天下百姓，由此可见他的机智和聪明。而在客观事实的发展过程中，从历史必然性的选择上来说，他也的确以做皇帝为新的开始，实现了诸侯纷争后的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百姓的安居乐业。
刘邦以“便于天下之民”为由，经一番谦让之后“接受”了诸侯王们“昧死拜言”的劝进，在群臣的欢呼声中，于公元前202年甲午日，在汜水之阳（今山东定陶县境）的一个土台上举行了登基大典。
公元前202年二月初三，定陶汜水北岸，当祭坛筑起，旌旗环绕，鼓角声声，礼官各司其职之时，刘邦便要在这里登基称帝了。
诸侯王以及太尉卢绾以下的三百多名有功将领们，与原秦王朝的博士叔孙通一起，为张罗刘邦的即位大典忙得不亦乐乎。当吉时既到，鼓响号鸣，刘邦在群臣的簇拥下登坛祭了天地，然后回到大殿，面南坐于早已设就的汉帝位，文武百官分列两旁，礼官宣礼，群臣朝贯，歌功颂德，万岁之声传遍原野，腾上云空，正所谓：“大丈夫当如此也！”在诸侯王及群臣的欢呼声中，刘邦的人生理想终于实现。
稳定南方封二王
朝贺完毕，刘邦便颁诏大赦天下，追奠先妣刘氏为昭灵夫人，又立王后吕氏为皇后，立王太子刘盈为皇太子，接着发布了一系列的诏书，以指挥和调度各级地方政权、朝廷各部门各项事务的运行。
刘邦所发布的第一个诏书是封吴芮和无诸为王：“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故粤王无诸世奉粤祖，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无诸身率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
登基伊始，刘邦并没有首先封赏他最亲近的功臣宿将，而是对与他关系较疏远、且并无特殊功劳的故衡山王吴芮和故粤王无诸进行册封，这样做表面上似乎出人意料，实际上有他的深意。换言之，他追求的便是一种别样的效果。
刘邦封赐吴芮和无诸二王大有深意。吴芮原为秦王朝的番阳（今江西波阳县东）令，这是长江中游彭蠡泽畔一个偏僻小县。他为官不太扰民，颇有些政绩，因而被当地百姓誉称为“番君”。秦末农民战争的烽火燃起时，流落江上“为盗”的英布前来归附。吴芮看出英布并非等闲之辈，就把女儿嫁给他，并带领当地的越族人毅然投入起义，北上开赴反秦前线。
公元前207年刘邦率军攻取南阳时，吴芮的部将梅错率兵参战，协助攻取渐、丽等地。后来，吴芮追随项羽，率百越之众同项羽一起人关。项羽起初也承认吴芮参与反秦的功劳，因而在大分封时赐予他衡山王的名号，以邾（今湖北黄冈）为都城，是项羽分封的十八个诸侯王之一。但不久项羽出尔反尔，又削夺了吴芮的爵位与封土，将之降为番君。正缘于此，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以其参加反秦起义有功为由，很快改封他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市）。
无诸是春秋晚期称雄东南的越王勾践的后裔，承袭为王。秦统一中国以后无诸王位被废，原统治地被秦朝设为闽中郡（今浙江南部和福建一带）。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无诸认为复国的时机已到，遂追随番阳令吴芮参加了起义军。但项羽入关实行大分封时却没有赐予无诸任何爵位和封土，无诸自有无可言喻的愤怒与不平，因而在楚汉战争中倒向汉军阵营。及至战争结束，刘邦按其承袭传统封他为闽越王，以闽中郡为封地，以东治（今福建福州市）为都城，作为对他参加反楚战争的酬赏。
刘邦此举确为英明的决断。吴芮长期为官于江南，口碑甚佳，为了稳定江南地区政治的稳定，自然以封他为王于此地最为合适。同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吴芮本人在政治与军事上并无卓越才干，所统辖的军事力量又很弱小，封为长沙王，既是治理该地的合适人选，又可作为汉朝与宣布独立的南越王赵佗之间的缓冲。当时的江南虽然地域广阔，气候地理条件比较优越，但人口却很稀少，有待于逐步的开发，在经济文化均较落后的情况下，吴芮名义上虽领有五郡，实际上只有长沙和豫章二郡，象郡、桂林、南海三郡尚在南越王赵佗的统治下。吴芮既无能力收复象郡、桂林和南海三郡，也根本无法形成威胁汉朝中央的力量，所以做了长沙王以后，吴芮对汉朝中央惟命是从，不敢有半点的倨傲失礼之处，这样就保持了长沙地区政治上的稳定。及至刘邦按照既定方针，削平异姓诸侯王的时候，只有长沙王及后裔得以世享其禄，保住了爵位与封土。
因为无诸是粤人，又是勾践后人，因而在闽越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有着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刘邦同时封无诸于故地为王，这就使他能够更好地稳定汉王朝在那里的统治。闽中地处东南海隅，称为东瓯，亦是荒远夷蛮之地，中央政权鞭长莫及。而刘邦当时注意的中心是中原地区的政治建设，只要能维持闽越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使少数民族与中原人民和睦相处，当然无惜封爵。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封无诸为王治理闽中之地，较之从汉王朝中央派遣另外的任何郡县官吏都更加便利，可以说是不仅勇为而且乐为的事。
刘邦称帝之初即封赏此二人，显示了他政治上的深谋远虑，实际上是他削平异姓诸侯王所先期下定的一步棋。随着不久之后刘邦开始削平异姓诸侯王，这步棋的高明之处便得以显现，尽管中原地区的诸侯王们对汉朝中央剑拔弩张，英布、韩王信和燕王卢绾等甚至与中央王朝兵戎相见，但江南地区却保持了稳定。
4.以宽治国，休养生息
国泰民安，政权稳固是每一个君主所追求的目标，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国家政权才可以稳固，经济才能繁荣昌盛。人民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则国家亦危在旦夕，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秦始皇帝和二世皇帝因剥削，耗尽了民脂民膏；三年的反秦起义和五年的楚汉相争，使国家经济更面临彻底崩溃的境地。土地荒芜，生产凋零，粮食奇缺。
秦朝灭亡了，刘邦不想再做第二个秦二世。
要巩固新生的汉政权，就必须迅速恢复国家经济。为此，高祖刘邦采取了从宽治国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并且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得障这一政策的贯彻和实施。
积极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
人是恢复生产的决定因素。为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难，他首先从挖掘现有人口潜力着手，用赦免罪人、招抚流亡、复员军队、解放奴婢、鼓励生育等方法增加生产人手。
刘邦刚刚打败项羽，在定陶即皇帝位时，就下了一道大赦令。赦令说：“八年战争给老百姓造成莫大灾难。现在天下太平了，可以赦免狱中除死罪外的所有囚犯。”在以后的几年里，像这样的赦令，他还下达了七次。
由于战争，使得很多人流亡外地。刘邦移驻洛阳不久，便颁发了“复故爵田宅”的诏令。他宣布：“以前流亡隐匿在山泽而没有登记户籍的人，只要返回家园，就恢复其原来的爵位和田宅，任何人不得刁难和歧视。地方官吏中如有人违背这个诏令，将从重论处。”
汉政府鼓励从军的吏座复员，从事社会生产。愿意留在关中的，免除12年徭役；返回故乡的，免除6年徭役。复员的交卒因犯罪或其他原因而失去爵位的，或虽有爵位但没有达到大夫一级的，一律赐给大夫级的爵位；已有大夫级以上爵位的，再给增加一级。
奴婢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刘邦下诏规定：凡是因饥饿而卖给别人当奴婢的，一律恢复其自由人身分。
为了鼓励生育，高祖七年，刘邦颁布诏令宣布：“老百姓家生了儿子，可以免除两年徭役。”
农业要发展，土地是关键。为了使弃耕的土地得以充分利用，刘邦早在楚汉战争时期，就命令开放过去秦王朝的范围园地，准许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垦殖。他称帝之后，进一步落实“以军功行田宅”的政策，按军功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赏赐给从军官兵数量不等的土地，使他们成为自耕农或中小地主。
用轻徭薄赋调动生产积极性
汉朝的徭役制度基本上沿用秦朝规定，但在执行时有很大放宽。秦代男子法定服役年龄段是15～56岁。由于秦统治者急功近利，大兴土木，实际征发时还常常超过这个年龄段。刘邦则把它缩减为23～56岁。他对服役的天数也做了严格规定：每年在本郡或本县服役一月，称“更卒”，主要从事筑城、修垒或其他社会公益劳动；每人一生中到边疆戍守一年，称“屯戍”；到京城服务一年，称“正卒”。一般情况下按规定执行，如果条件允许，还适当予以减免。
汉初征收的简税也不算太重。秦时“收泰半之赋”（征收农民收获物的一大半）。刘邦规定“轻田租，什伍而税一”（征收实际收获物的1/15）的制度。并根据官吏薪俸和政府开支的需要，制定赋税的总额，认真执行，不许乱征。田租之外，征收“算赋”，即人头税，规定从15～56岁的人，每人每年出120钱，叫做一等。算赋收入用于军费支出。7～14岁，不论男女，每人每年交20钱”。称为“口钱”。这是奉给皇帝的。另外还有户赋，每户每月交200钱。这些规定，只许减低，不许突破。刘邦当政期间，就几次下令免除一些地方老百姓一年或几年的国税。
诸侯王、通侯和地方官吏敬献给皇帝的钱叫“献资”。献费开始没有统一标准，一些官员为讨好皇帝，或中饱私囊，竞相搜刮，层层加码，引起百姓怨恨。汉十一年，刘邦下令：“献费为每人每年用钱，任何人不许征。”
采取重农抑商政策
如何处理好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战国以来，弃农从商的情况就相当严重，它对封建社会的基础产业——农业，起着瓦解和破坏作用。秦始皇时便加以限制。西汉初年，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商人经济势力又有膨胀。从事冶铁、煮盐和传销的大工商主，大都役使奴隶进行生产。一个拥有一百名奴隶的工商主，财富可抵得上“千乘之家”的诸侯。临邛卓氏靠冶铁致富，拥有重叙八百，平时生活享受“拟于人君”。
弃本逐末的人多了，投入农业的人就少了。而且，商人“以求致财，用本守之”，那用经营商业和高利贷赚取的大量金钱来兼并土地，造成大量农民与土地的脱离。这既危及封建的经济基础，又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另外，不法商人还挖空心思扰乱物价和金融。汉初国家力量有限，允许民间铸钱。奸商们铸钱时掺杂铝铁，滥造钱币。他们还利用荒年或战乱，低买高卖。囤积居奇，更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基于此，汉初实施压抑商贾的政策。规定对从事工商业的人另立户籍，称为“市籍”。拥有市籍的人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受很多限制。比如：汉八年三月，高祖刘邦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织的衣服，不能携带武器，不能乘车骑马；本人及子孙不能担任官职；在经济上要加倍征收算赋，所雇用奴婢的其赋，也由主人交纳。
高祖刘邦实施的以上措施获得了显著成绩。秦末以来凋敝的经济出现了转机，而且作为“祖宗之法”，被他的后继者又严格地承袭下来。
“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已取得的成绩若不加以巩固，就会失去。取得成功了，还要看一看被打败的是如何败的，败在什么地方然后引以为鉴，并给予克服，经商如此，治政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