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背景
共富诚信银行是位于新泽西的一家银行，1958年，其每股收益为10美元，管理良好且盈利能力强，总资产约5000万美元，但利润增长缓慢，公司没有进行现金分红，因此股价徘徊在50美元左右。
巴菲特策略
共富诚信银行的大股东是一家大银行，有意向将其合并。巴菲特对该公司的保守价值估计约为每股125美元，并有潜力达到每股250美元，但当时的市场价格只有50美元，有较大的价值折扣。巴菲特合伙公司在1958年大量买入共富诚信银行的股票，占其12%的股权，买入平均价格为51美元，对应市盈率为5.1倍。
在1959年底，为了给另外一个投资机会筹集资金，巴菲特以80美元每股卖出了共富诚信银行的股票，该笔投资收益率约60%。新的投资机会来源于桑伯恩地图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低估程度并不比共富诚信银行要大，但是巴菲特能够控股这家公司，以便于更快地实现价值。这笔投资将在下一个案例中介绍。
巴菲特认为，作出这种投资标的的置换是基于更好地使用资金，50美元的价格相对125美元的内在价值折扣要大于80美元的价格相对于135美元的价值折扣。另外，投资一个可以控股的公司可以更快速地让低估状态修复，所以他卖出了仍在低估状态的共富诚信银行，而买入了另一家可以控股的低估程度相近的公司。
自我剖析：巴菲特致股东信
1958年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操作方法，我想我最好回顾一下1958年的具体运作。去年我提到我们最大持股约占我们各个合伙人企业资产的10%~20%。我得指出，我非常乐意这只股票的价格是下跌的或者是保持稳定，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更大的头寸。正是这个原因，这只股票也许会在牛市中拖累我们的相对表现。
这只股票是位于新泽西的共富诚信银行。我们开始购买这只股票时，保守计算，它的内在价值是每股125元。然而，尽管每股收益达到10元，它却有充分理由没有做任何现金分红，其中最大的理由是其被压低的价格——每股仅有50元。我们拥有一个管理良好并且具有较强盈利能力的银行，但是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其内在价值。管理层对我们这些新股东很友好，该笔投资最终损失的可能性很小。
共富诚信银行25.5%的股权由一家大银行持有。共富诚信银行拥有资产约达5000万美元，约为第一国民银行或位于奥马哈的美国国民银行的一半。这家大银行一直想对共富诚信银行进行合并。出于个人的原因，该并购一直被阻止。但有证据显示，这种情况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因此我们有了这样的良好组合：（1）很强的防御性特征；（2）建立在一个步伐上的优良稳定价值；（3）尽管可能是一年或十年，但是这个价值将最终释放。如果后者属实，其价值大概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即每股250美元。
一年多以来，我们成功地获得了共富诚信银行约12%的股权，平均成本约在每股51美元左右。很明显，我们具有保持股价不动而增持股票的优势。我们所持股份将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张而增长，尤其是我们成为第二大股东后，就具有足够的投票权以就合并事宜提供征询建议。共富诚信银行大约只有300名股东，平均每月约有两个交易商。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说这部分股权从快速上涨的市场得益甚少了。
不幸的是，我们的确遇到了一些竞价对手。他们将股价抬高到65美元，而我们既不是买家也不是卖家。对于一个并不活跃的股票，很少的买单就可以造成非常大的价格波动，这就体现了我们投资持股中不能有“漏网之鱼”的重要性。
年底，我们成功地找到了一笔特殊交易，这笔交易可以使我们以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价格买入股份而成为最大股东。所以，我们以每股80元的价格售出共富诚信银行的股份，虽然该价格相对市场价格大约打了20%的折扣。
像共富诚信银行这样在某年实现可观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因此，当我们着眼长期投资业绩时，任何单一年份的投资业绩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过，我认为，投资这样一个低估且有很好（安全边际）保护的公司，是获得证券长期收益的可靠手段。
我可能提到，在80元左右收购的买家多年后也将做得不错。毕竟，80元相对于内在价值135元而言的低估程度，与50美元相对内在价值125元的低估程度比较，是不同的。在我看来，我们的资金应当在更好的形势下运作，所以决定以80元卖出共富诚信，再买入另一个公司。这个新投资部位比共富诚信银行要大，占我们合伙企业的资金总量达到了25%左右。它的低估程度并不比我们现在持有的证券低估程度大多少，但是由于我们是最大的股东之一，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优势更快地修正低估状态。正是因为这一特别的持股，我们确信在我们持股期间，我们的业绩一定会优于道琼斯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