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府的倒台不光成全了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还成就了大唐帝国另外一位军事将领——海军统帅、中国抗倭第一人刘仁轨先生。
刘仁轨家庭成分：平民。该同志系非劣质三无产品，无背景、无经济实力、无名牌学府文凭。赋闲在家，闷得发慌，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他有一颗勇敢的心，而追逐梦想的人，都少不了一颗勇敢的心。
刘仁轨是从下面一步一步干出来的公务员，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当年还是个小小的陈仓县尉（从八品下，连七品芝麻官都比他大两级），就干了一件惊动唐太宗的事。
别小看芝麻官，很多时候芝麻官能捅出西瓜的篓子。县尉相当于一个县武装部部长，一般来说，除了县长（令）和副县长（丞）之外，在当地也算是个人物了。
可陈仓这地方还有个折冲府，折冲府设了个折冲都尉。在唐朝都尉高的是正四品上，低的是正五品下。
就算是正五品下，也比陈仓县令的级别要高，更别提刘仁轨那个小小的陈仓县尉了。
一个县里住个折冲都尉，也就相当于现在在一个县里驻扎了一个地方军区的长官，折冲都尉就相当于师长。
在这个县里，没人能大得过他，也就没人能管得住他。陈仓折冲都尉鲁宁是个特别欠打的家伙，没事喜欢左手刀右手枪，在地方上干一些祸害老百姓的事儿，也活该倒霉，碰上了官比芝麻小、胆子却比天大的刘仁轨，这是个办事特别顶真的家伙。
他先是告诫了鲁宁一番，希望折冲都尉大人老实点，不要再妖孽下去了。
可人家鲁宁那么大的领导哪里肯听一个小小九品芥子官的告诫。你算老几啊！
刘仁轨不说倒还罢了，他一说鲁宁折腾得更厉害了。对他来说，生命在于折腾，哪天不折腾了，自己也就完蛋了。
没办法，刘仁轨就把鲁宁大人给抓起来扔进了监狱。小样，当我还真治不了你。
一个比芝麻还小的芥子官把一个比烧饼还大的领导给抓起来，真是不想混了。鲁宁在监狱里也没消停。骂！把刘仁轨的祖宗八代都给骂了一通。
小子，看来是公家饭吃多了，皮下脂肪过厚，痒痒得难受，那就拿棍子给我往死里揍。
揍完后，刘仁轨拍拍屁股走人了。可鲁宁不答应了，打得太狠了，还有没有王法了。他决定抗议，他抗议的方式也很特别——死。
芝麻官打死烧饼官！刘仁轨的光荣事迹在政界传为佳话。自古以来，官大一级压死人，没听说过官小N级打死人的。
这事很快就传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耳朵里了，李世民很愤怒：“这个县尉是谁啊？这么牛掰，随便就把我一个四品的折冲都尉给拍死了（辄杀吾折冲）！”
他要见见这个猛人刘仁轨，见过不懂事的，没见过这么不懂事的官。于是比芝麻还芝麻的小官刘仁轨，就被押至长安，接受唐太宗的当面质问。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刘仁轨一生是很难与皇帝出现交集的。但这一幕还是出现了。
面对唐太宗的质问，刘仁轨神色自若，从容应对：“鲁宁在臣的地盘，当着臣的百姓这样侮辱臣，臣实在是气愤不过才失手将他打死的。”
巧合的是另一个牛掰人物魏征同志当时也在场，他看着眼前的刘仁轨，觉得这是一个和自己一样挺二的人。于是挺二的魏征就看上了更二的刘仁轨。英雄惜英雄，老魏就站出来为刘仁轨说话。要知道魏征的话在李世民心里一句顶十句，结果，刘仁轨不但没受到惩罚，反而连升二级，当了栎阳（今陕西临潼北一带）县丞。芥子官就这样混成了芝麻官。
我们再来看看这时候的高宗皇帝李治，他的身体是越来越差，搞得身边宫女太监经常半夜拨打120找太医来急诊。
在大唐帝国内忧之时，外患始终没有消停过，征战杀伐之声此起彼伏。
西边，西突厥称霸西域，阻断商路，断了帝国的财路，同时使西域一些归附唐朝的附属国陷入不安之中。他们恐慌的是，说不上来哪天抽风的西突厥兵就会拎着马刀来剁自己。这帮家伙毫无素质，抢地抢钱抢女人，见什么抢什么。
东边，朝鲜半岛之上，与唐关系密切的小老弟新罗，遭到高丽和百济的两面夹击，哭着跑来找唐紧急求援。大欺小就不说了，还两个哥哥一起窜上来暴打他这个弟弟。
高宗皇帝不能坐视不管，这也不符合大唐帝国的行事作风。作为老大，得拿出老大的范儿。在西边，先是唐将苏定方干掉了西突厥，替代了其在中亚的霸主地位，使大唐疆界达到了今阿富汗和伊朗边界。
在东边，战事也顺风顺水，还是这个苏定方大败百济，生擒百济国王，砍掉了高丽的一个臂膀，使高丽闻风丧胆！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苏定方押送百济国王到东都洛阳献俘，高宗皇帝大为兴奋，决定乘胜拿下高丽。十二月，任命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各自带兵分几路出发远征高丽。
因为战争需要，青州（位于今山东半岛）刺史要负责筹集军粮，从海上运送到前线。
这时候的青州刺史正是当年的刘仁轨，这位仁兄怎么跑到这里待着呢？因为他得罪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一流小人、二等奸人李义府。刘仁轨以为凭借着自己一“二”到底的精神，就可以吃定官场。他忘了这是权力高层，一“阴”尚且无法自保，况“二”乎？
李义府同志还是很够意思的，特意为刘仁轨打造了一双小鞋穿，不过这双小鞋看起来还不够紧，因为刘仁轨并没有完全趴下，还可以自由地蹦跶。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李义府之所以恨上刘仁轨，是因为刘仁轨几年前曾在朝中担任给事中（御前检察官）卷入了李义府“女监泡妞”事件。我们知道当时大理寺丞毕正义受李义府指使非法释放美妇淳于氏，被人揭发。
刘仁轨就是奉旨审讯毕正义这件案子的人，他一点没给李义府留面子。该打就打，该灌辣椒水就灌辣椒水，把毕正义折腾得上吐下泻。你不是正义吗？干出这种事还好意思正义，也不脸红，死了算了。
毕正义也不客气，让死就死。不过他的死不是让刘仁轨给骂死的，而是被李义府逼死的。但这个账，李义府没有记在自己的头上，而是记在了老刘的头上。从那以后李义府就与刘仁轨结下了梁子。刘二愣子，你给我等着瞧！
一个人如果想折腾另一个人，总会找到办法，何况李义府又是个宰相。
当年的刘仁轨被唐太宗喊到身边训话，被魏征所赏识，做了一个知县，算是大器晚成。
刘仁轨不会吹牛拍马，逢迎权贵，只能安安稳稳地当他的知县大老爷，慢慢地熬资历。这样又过了二十多年，刘仁轨差不多六十岁的时候，逐渐升级升到了给事中的位置。
唐朝的给事中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的处长，虽然权势不大，但由于是在皇帝身边做事，所以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如果是一个年轻人担任这一职务，那简直可以用“前程似锦”来形容。刘仁轨当了四十年官，已经六十岁了，已经不用求什么前程了，完全应当继续过他的安稳日子。只要不出什么岔子，平平稳稳地再混几年退休，对他个人而言是最好不过的了。在中央办公厅退休，待遇怎么着也会比在县里要强一点。
可是命运偏偏不让刘仁轨过安稳日子，他当上给事中后接到的第一单重要差事就是去调查李义府案。
刘仁轨的调查结束之后，李义府向高宗皇帝打报告，建议把刘仁轨提升为青州刺史：老刘都为帝国政府服务四十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能力也算不错，临退休升一级吧。高宗皇帝立刻批准，因为这本来就是李义府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情。
不要以为李义府会轻易放过刘仁轨，李义府是个讲原则的人，既然你不给我面子，我也不让你的日子好过。他考虑的是，在长安杀个朝廷官员，比较麻烦，需要雇佣杀手来扔黑砖，打闷棍，背后捅刀子。如果扔不准，打不死，捅不倒，后续工作比较棘手，再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给搭进去就亏大了。
唐朝的政治特点是外轻内重，同品级的情况下，京官的地位和影响力大于地方官。刘仁轨从给事中升迁为青州刺史，虽然品级高了，但是离开了权力中枢。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李义府在干掉刘仁轨这件事上酝酿了很久。
这次出征高丽，刘仁轨负责海运军粮。
海运，海运，掉到海里喂鲨鱼，喂王八，还有比这更美妙的死法吗？就这么定了。
当时的气候并不是出海的时机，但却是李义府杀人的时机。
一心要置刘仁轨于死地的李义府接连督促刘仁轨快点启程出海。快，快，快去死！刘仁轨向朝廷请示：“这个时候正是海上风暴季节，补给舰队现在出发很危险。”李义府发出的加急命令一个接一个：“再不派出补给舰队，难道你刘仁轨想把前线将士们都给饿死啊？”刘仁轨被催急了，只好把补给舰队派了出去。
明明知道李义府没安什么好心，但刘仁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就是军令。
结果船开到海上的时候就遭遇了大风，所有的船只都被掀翻，军粮都倒进了海里做了鱼食料，很多士兵觉得过意不去也跳进海里喂了王八。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都喂鱼了，军队还吃个屁啊。朝廷闻讯，立即命令监察御史袁异式前往审讯。看看这小子是何居心，是不是不想干国家公务员了，想下海干养鱼专业户？
李义府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乐得只想发抖，他并不关心士兵和军粮喂王八，只关心刘仁轨有没有喂王八。
什么？没有！必须要把刘仁轨给我塞进王八肚子里！总之一句话，刘仁轨不能活。
袁异式临出发前，李义府认为这是干掉刘仁轨的最后机会，就开了一个口头支票给袁同志：“兄弟，你要是能帮我办成这件事，回头我就提拔你。”
袁异式知道李义府和刘仁轨的恩怨，当然听得出李义府的弦外之音，就是让自己干掉那个连王八都不吃的刘仁轨！宰相让自己办事，那是看得起自己，没问题。
袁异式到了青州之后，直接找到刘仁轨，开诚布公地说：“你和朝廷中什么人有仇，你自己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所以啊，你想想自己该怎么办？”
怎么办？马上办！
刘仁轨是个聪明人，不是一个傻子。李义府又玩这一套，当年逼死毕正义，今天又故伎重施，想让我刘仁轨也畏罪自杀。
刘仁轨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让袁异式转告李义府：“我老刘犯了法，惹了祸，有国法治我，要是你们依法处死我，我毫无怨言。如果让我自杀，那样只会让我的仇人更加高兴，我才不干这种傻事！”
想用人来吓死人，门都没有。刘仁轨不愿意死，袁异式也没办法，只能把他戴上枷锁关起来等候处理。
案情上报到朝廷之后，李义府还不死心又跑到唐高宗面前说：“不杀刘仁轨，没办法向天下苍生谢罪。”这话直接把刘仁轨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全民公敌。杀刘仁轨，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不杀刘仁轨，全国人民都不答应。
李义府的话刚放出来，就有人接住了。接住的人，是高宗最近亲自提拔的那一拨人里面经常和李义府唱反调的官员源直心。
源直心上来就对李义府亮出了黄牌：“老李，你别在这里胡扯了。海上起风，本来就是很突然的事，谁遇上都没辙，别说是刘仁轨，就是你李义府去了也白瞎，所以这次军粮喂鱼事件不能全怪刘仁轨。”
唐高宗本来也没有杀刘仁轨的心，于是借坡下驴发话：死罪可免，活罪难恕，可以给刘仁轨免职，让他以平民身份从军，继续为国效力。
还不错，总算刘仁轨的运气好，又逃过了一劫。但这也给世人们带来一个问题：要不要坚持原则？特别是坚持原则的代价较大的时候？以刘仁轨的聪明，不会不知道即使自己调查得再清楚，高宗皇帝也不会处罚李义府，在这种前提下要不要说实话？如果说在战争时期不能当汉奸是道德底线，那么和平时期文官的道德底线又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