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事编制
中国古代以马拉木质战车的交战为主的作战方式。据有关资料推断，夏代已开始使用战车进行小规模车战，经商代、西周以迄春秋，战车一直是这一时期军队的主要作战装备，驾乘战车作战即成为这一时期战争的特征。
车战的基本作战单位是乘。乘是以战车为中心配以一定数量的甲士和步卒（徒兵），再加上相应的后勤车辆与徒役编组而成。所以乘是车、卒组合的基本单元，也是当时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古代车战分攻守两种，攻车直接对敌作战，守车用于屯守及载运辎重。一般文献中所称的战车即指攻车，又称兵车。考古发掘证实，商代的战车为四马两轮，木质结构，重要部位一般还饰以青铜车器，西周和春秋时期战车的形制大体略同。四马两轮式战车是中国车战的定型用车。
从周代史料看，战车乘法为每车载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长，称“车左”，又名“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名“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车上一般还备有若干有柄的格斗兵器，如戈、殳、戟、酋矛、夷矛等，插放在战车舆侧，供甲士在作战中使用。主将之车，乘法特殊，主将居中，御者居左。此外还有四人共乘之法，叫“驷乘”。但这属临时搭载性质，并非编制通例。每乘战车所隶属的步卒，据《司马法》记载，春秋以前为22人编制，其中包含7名车下甲士和15名步卒，为一步兵两，配合战车作战。连同3名车上甲士，共计25人。
战车作战的基本战术原则是：舆侧接敌，左右旋转。战车在接敌过程中，主要是车左以弓矢在舆侧射击杀伤敌人，接敌后则须与敌车接舆近战。为了保护舆侧不使敌车接近，战车轮毂都设计得很长，故又称“长毂”。作为一种保护措施，一般均在轮毂两端加有坚固华美的铜套，此外还要在轴端加上兽饰，如西庵出土的西周战车，车毂全长40厘米，轴头铜兽长13.5厘米，总长度达53.5厘米。所以欲与敌车接舆，就必须先行错毂。两车错毂是一个互相闪避、寻找战机的复杂的运动过程，需要不间断地进行旋转。因此车战的驾车要领规定战车的前进和后退都要严格保持在一条直线上，车身左右旋转要能达到90°的直角，即《吕氏春秋》所谓的“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在此战术原则基础上遂形成了战车的初级战术编队。有关资料表明，在车战的战场上，即使车阵被敌击溃，战车也不能单独行动，仍是两两成双，称“双车编组”。“双车编组”由左右两辆战车组成，其中一辆是主车，另一辆则称“副车”。《周礼·春官》记载车仆所掌的五戎之萃，实际就是这种副车，有时也称“贰车”、“佐车”。这样编组目的是为了便于从左右两个方向同时接近敌车的舆侧，以形成对敌车的夹击；而在防御中，两车又能互相掩护一个侧面，不至左右受敌。这样的一个双车编组便是战车最基本的战术编队。由此组成的战车队也便成双行排列，左列战车称“左偏”，右列战车称“右偏”，或统称曰“偏”。偏有九乘、十五乘、二十五乘、三十乘或五十乘战车组成。若干个这样的战车队再进行编组，即构成更高级的编队。
作战时，甲士在车上，步卒以两为单位随同战车行动；各战车队的战车则以一定方式展开成阵。阵本指战车和步卒的排列，亦即当时军队的战斗队形，其基本形态为方阵。方阵，春秋初称“拒”，其总体配置由左、中、右三个方阵组成。方阵战术要求战车结成一个正面宽大的巨大整体来实施攻击，因此当时军队作战受地形条件制约甚大，一般均将战场选择在便于大量战车集结展开的开阔暴露的平原地区。在西周及其以前时期，方阵内的步卒与战车成互相脱离的两线配置：步卒以两为单位在战车队前方列成一个绵密的横队。这种大排面的密集方阵很难保持队形，为了协调动作，需要在行进间不断整顿队列，如记载，牧野之战中，周军在接敌过程中每前进一段距离就要停止一次以整顿队形；接敌之后，每进行四至七个击刺动作也要停止一次整顿队形，其前进速度十分缓慢。由于整个方阵形成一个大排面的整体，其中的步卒两便无任何机动余地可言，这不但影响了兵力的发挥，而且削弱了方阵对复杂地形的适应能力，因此机动性较差。此外，由于步卒和战车成两线配置，易被敌人从中截断，使战车失去步卒的掩护，因此其步车的协同也很不密切。
当时军队行军一般采取前、后、左、中、右的行进序列，有时在前卫部队之前还派出斥堠，称为“先驱”。由于军队的物质保障条件有限，故行军速度较低，据《周礼》所载，其标准日行军速度为三十里，称为“一舍之地”，再高的速度则为兵家所不取。野战宿营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车队集结之后，在营地四周掘壕，并将掘出之土以木夹板夯实成环形土墙（垒），时称“营军”；如果限于时间和地形条件不能筑垒，就用辎重车辆相互联结，组成一道临时的环形工事，时称“次车以为藩”。作战前首先出车布阵，其程序先派出游动战车（阙车）在两翼警戒，防止敌军袭扰；然后再派出马拉的重车（广车）在阵前横列，以为屏障；最后战车部队从军门鱼贯而出，按一定方式排列成阵。开始攻击前一般还要进行挑战，称为“致师”。致师多以一乘车的兵力赴敌，带有考验对方决心和窃测对方军力的威力侦察性质，同时也为己方的队形调整争取时间。致师时并伴有一定的礼仪性言辞。正式攻击开始后，进攻军队以正面宽大的严整队形缓慢前进，各级军士以不同发令工具随时协调部属的动作以保持队形。接敌过程中双方以弓矢对射，接敌后以长兵击刺，战车冲击，首先打乱敌方阵形，然后聚歼散兵。一般说来，如有一方阵形动摇，胜败即大致定局，所以战斗持续时间较短，最长不过一日。追击的实施一般并不猛烈，《司马法》说：“古者逐奔不远”，“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大概为了保持队形，一般不提倡长距离追击。车战时期的作战是以野战为主而很少攻城。原因在于以战车为中心装备起来的军队缺乏有效的攻坚手段；同时，当时的战争也没有向纵深发展，对要塞的争夺并不十分迫切。《孙子兵法》认为“攻城则力屈”，攻城之法是用兵的下策。因此，车战作为战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早期形态，具有形式简单、机动性差、车卒难以密切协调、持续时间短、野战而非攻坚为主、无突袭性而颇似决斗等特点。
车战在春秋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兼并战争的加剧，战车数量大幅度增加，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晋国一次出动战车已高达七百乘；而到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诸侯国，如晋国和楚国，所拥有的战车数量已在四千乘以上，公元前505年的柏举之战，各国参战的战车也均在千乘以上。连年的战争造成甲士的奇缺，而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国遂增加了兵源充足，装备简单而又易于训练的徒兵，步兵由每乘战车隶属22人增加到72人，同时又取消了原来的7名车下甲士，连同3名车上甲士，共计75人，以五伍（25人）编为一两，共三两。方阵战术也由原来步车相脱离的两线配置，改变为三个步兵两以战车为中心的环形配置，把过去的密集队形改变为疏散队形，密切了步车协同，加大了方阵纵深，提高了方阵对复杂地形的适应能力和前进速度。公元前567年，在耶鄢陵之战中，晋国苗贲皇首创翼侧攻击战术原则，使方阵战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以上因素制约下，车战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所扩展。一场战争往往由若干规模不等而又具有共同目的的战斗所构成；遭遇、迂回、翼侧攻击、长途追击等多种作战形式亦开始出现。
春秋战国之交，铁兵器的广泛采用和弩的改进，使步兵得以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齐的车阵进攻。同时，由于战车本身车体笨重，驾驭困难，特别是当参战车辆数量骤增以后，战车对于战场地形及道路条件仰赖日趋严重，其机动性随之减低，而小块耕地的大量出现又严重地破坏了井田的道路系统，更增加了战车队运动的困难。此外，随着战争性质和结构的转变以及城邑地位的提高，对要塞的争夺日趋频繁，从而大大降低了战车在作战中的地位。于是，传统的车战逐渐被步骑战所取代，到战国时期终于形成了以步兵为中心，车兵为辅翼，骑兵为机动的新的战争方式。战国时期，各国军队中战车的绝对数量仍然可观，如《史记·张仪列传》记述当时秦军的组成是“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可是，从车兵与步兵的比例来看，车兵在战斗中已不再担任全部或主要的作战任务，而是退居两翼，降为担任警戒、阻击、掩护军队翼侧的辅助兵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