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廉吏
劝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身真伪复谁知？
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的《放言》诗。诗中所说的“王莽谦恭未篡时”，指的是王莽“大奸似忠”；而“周公恐惧流言日”，则是说周公“大忠若奸”。而古时候的忠臣和清官，又往往属于同一个范畴。
周公，姓姬名旦，史称周公旦。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因其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
周公是周代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太公姜子牙同为武王的左膀右臂。武王灭商建周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将王室成员和一些开国功臣封为诸侯，让他们建立一些小诸侯国家，来拱卫周朝的中央政权。其中，周公被封在曲阜，国号为鲁。但周公为了更好地辅佐武王治理国家，竟命儿子伯禽代他到鲁国就封，而自己则继续留在武王身边。
忍辱负重，吐哺握发
武王分封诸侯的第二年，不幸患了重病，周公见其久治无效，不禁心忧如焚。他跪求上天保佑兄长康复，并表示自己甘愿代之去死。然而，上天并没有接受他的请愿，武王仍旧一命归西。
按照武王的遗愿，他死后由其嫡长子即位。但是，他的嫡长子姬诵当时还是个幼童。周公惟恐“天下闻武王崩而衅”，诸侯会来机欺负幼主，从而导致战乱，使百姓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遵照武王的遗言，毅然摄政，代成王管理起天下大事来。
不料，周公的义举却遭到了他的弟弟管叔鲜和蔡叔度等人的妒忌。
管叔鲜，本名鲜，因为他的封地被定为管国，所以史称管叔鲜。同样，蔡叔度本名度，因其封地称蔡国，所以史称蔡叔度。当初，武王为制服和笼络商朝的奴隶主贵族，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也予以分封；但为了防止武庚叛乱，他又就近设立了管、蔡二国，并让管叔鲜和蔡叔度前去治理。
管叔鲜、蔡叔度都是利欲熏心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见周公执掌朝政，便四处造谣惑众，说什么“周公旦不是真心帮助成王管理国家大事，而是谋篡王位。看来，小侄子将要惨死在这位叔父手中了！”
也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管叔鲜和蔡叔度一手制造的谣言，很快传遍了朝廷内外、举国上下。于是，很多人先是窃窃私议，继而公开评论，最后发展到当面指责，竟把周公误解成了伪君子、大奸臣，甚至连足智多谋的姜子牙也有点儿相信了。
周公遭此诽谤、侮辱，心中自有说不出的苦楚。但是，他为了江山社稷的安全，为了天下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总是逆来顺受，一面更加勤恳地办理国家大事，一面耐心地向人们解释。他对姜子牙等人说：“我为什么不避嫌疑而出来摄政呢？怕的是侄儿年幼，坏人会乘机做乱，颠覆我们祖先好不容易才打下的江山！”
周公清楚地知道：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要有一大批清正廉洁而又精明能干的人才。为选贤任能，他天天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候，甚至洗一次头发要中断三次，吃一顿饭也要三次放下筷子。此即史书上所说的“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
人们听了周公的解释，特别是看到周公的辛劳，渐渐对管叔鲜和蔡叔度的谣言产生了怀疑。而管叔鲜和蔡叔度见其诡计将不攻自破，不禁又惊又怕。正当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武庚不失时机地跳了出来。他怂恿他们起来造反，共同对付周公。于是，管叔鲜、蔡叔度和武庚勾结在一起，又联合东方夷族，打起了叛周的大旗。
周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迅速稳定了内部，接着便以成王的名义率师东征。经过三年的苦战，先后伐灭50多个小国家，一直打到海滨，杀死了武庚，迫使管叔鲜自刎，并将蔡叔度俘获，从而彻底平定了内乱。
革旧布新，利国惠民
周公平叛之后，为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确保周王朝长治久安，使百姓尽快过上好日子，他首先将商朝旧都及其周边地区封给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康叔，定国号为卫；将现在的商丘一带封给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定国号为宋；又在宋国附近新建了陈国（今河南淮阳县）、杞国（今河南杞县）和谯国（今安徽亳县）。接着，又选择洛邑（今河南洛阳市）这个地方，营建了一座仅内城面积则达81平方里的东都。然后，几乎全力以赴地着手进行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建设，此即“制礼作乐”。
周公的礼乐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君位的嫡长子继承制、爵与谥的制度、官吏制度、法律制度，以及音乐、舞蹈的规则等等。
在周公之前，王位的承袭有的是子承父位，有的是兄终弟及，并无定式。因此，一些统治者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往往不择手段地明争暗斗，甚至互相残杀。其结果，是社会动乱，百姓遭殃。周公最先建立并维护了嫡长子继承制，确定了王位承袭的合法秩序，抑制了一般统治者对王位的争夺，对当时的社会安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周公之前，无论任何人都是“生无爵、死无谥”。周公最先建立了爵、谥制度。所谓爵，是指统治者的等级；所谓谥，就是人死后所得到的称号，实际上是当权者对死者善恶功过的评价。他规定：爵位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
在周公之前，商朝已建立了官吏的组织及制度。周公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修正、健全。据史载，周成王时，辅佐他的是“三公”，即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下属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总称“三事”。其中，朝臣分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和太卜，合称“六卿”。“六卿”之外，还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五官”。地方行政，分为国、邑两级。诸侯的封地称为“国”，大夫的封地称为“邑”。而各国的行政机构和职官设置，大体上和王室的设置一样，只是规模小一些。
至于立法，夏、商时代虽也有之，但过于侧重“天”和“命”。周公从百姓的利益出发，提出了“明德慎法”的口号。所谓“明德”，是提倡政治清明，以思想教育为主；“慎法”，是审慎地使用刑罚。
在思想方面，周公改造了商代以来的传统意识，提出了“敬德”即“以德治国”的主张。他要求每个贵族在享受相应权利的同时，也要时时处处遵守有关制度，重视道德规范，以便“以民宁”。
周公一向认为：音乐和舞蹈不仅是一种文艺形式，而且和等级制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又为不同阶层的人作出具体规定，使天子、诸侯和卿大夫各有各的乐、舞；下不能谮上，卑不能凌尊。
为使百姓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他还“以九职任万民”，也就是将老百姓分为9大类：第一类是农夫，负责生产粮食；第二类为菜农，负责生产瓜果蔬菜；第三类垦荒、建房；第四类从事畜牧业；第五类制造器物、饰品；第六类经商；第七类纺纱织布；第八类从事杂务；第九类为闲散人员，没有固定的职业。
周公的改革，在当时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并由此而取得了累累硕果：使西周很快呈现出一派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景象。
还政成王，退当良辅
周公在制礼作乐的同时，一面带头遵守礼、乐，努力为文武百官做出榜样；一面殷切期望成王健康成长，以便早日将政权还给他。
为利于成王将来能成为一代明君，周公为他精心挑选了最好的老师；自己也常常亲自过问他的学业，安排他接见诸侯、聆听廷议、深入民间，指导他如何做人、如何为君、如何治天下。
成王长到10多岁，周公又经常安排重臣陪他外出巡视。有一次，当成王巡视归来时，周公又亲自出迎。这时，他见百姓们都跪在道路两旁，恭恭敬敬地迎成王；而成王却心安理得地骑在马上，显现出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他心中很不是滋味，遂走上前一把将成王从马上拉下来，让他步行于市，还让他亲自扶起跪在两边的那些老年人。成王不解其意，问叔父：“我是周天子，百姓跪迎是天意，为什么非得这么做？”周公向他解释道：“天意就是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
待成王长大成人后，周公及时地将政权归还于他。但是，周公担心他年轻气盛，治国时会“有所淫佚”，又特地作了《多士》、《毋逸》两篇诰文以戒之。在《多士》中，周公写道：自商汤到帝乙，历朝帝王无不“率祀明德”，处处顺天意，从民心，体恤百姓，所以国泰民安，四海升平；而纣王即位后，却不明天理，不恤人情，只顾自己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不管百姓安危死活，以至于君臣都有罪可诛。．还写道：周文王在位时，一直是为人仁君，爱护百姓，关怀孤苦无依的人。他不嬉游田猎，不追求享乐，曾与百姓一起开路、种田。他勤劳国政，往往太阳偏西时还来不及吃午饭，因此享国50年等等。在《毋逸》中，周公又写道：离创业的时间一久，子孙很容易忘却当年之艰难，从而变得骄奢荒淫，致使家破人亡。从前，殷王中宗“恭敬畏天命”，对百姓宽厚仁慈，不敢荒废自安，所以当政长达75年；高宗武丁，因为“久劳于外”，长年和百姓生活在一起，所以即位后能顺乎民意，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结果是享国55年。而此后的殷王，却不知百姓稼穑之苦，怠于国事，迷恋酒色，只知道纵情逸乐，结果大多短命。在位的时间也不久，多的不过10年，短的只有3～4年。他谆谆叮嘱成王千万不要有“我是周天子，姑且先享受一番”的想法，更不能铺张浪费，随意糟蹋老百姓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还一再警告：假如这么做，就会失掉民心，最终后患无穷！
成王从周公的教诲中受益极大。他常常仔细阅读《多士》和《毋逸》，认真总结殷亡周兴的经验教训，小心谨慎地处理政务，时时为百姓着想，深受众臣和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因此，在他执政期间，进一步巩固了父王留下的基业，铲除了商朝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安定因素，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他本人也被公认为继往开来的一代明君。
周公已去世3000多年，但他的思想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至于他本人，更为历朝历代所称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