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始艺术
在原始人类集体劳动的过程中，节奏对于统一人们的步调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先民们虽然已经初步具有了音阶观念，对音色变化也有一定的追求，但受生产力水平和认识能力所限，那时的旋律是较为简单的。因此原始乐舞中节奏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应该更甚于旋律因素的功能。原始乐舞的面貌已无法全然窥见，后世对于这方面情况的了解主要依赖于古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两个方面。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原始乐舞的记载。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
朱襄氏之乐。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记载：远古部落朱襄氏治理天下之时，“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人们借助乐器来求雨，与干旱的自然条件作斗争，赋予音乐巫术般的功能。
陶唐氏之乐。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记载：原始部落陶唐氏当政之初发生了水患，河道淤塞不通。由于湿气严重危害着人们的健康，使得“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所以人们“作为舞以宣导之”，发明了舞蹈来驱散湿气，舒展关节，与灾害和病痛作斗争。在这里，音乐的功能具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弹歌》。《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载：“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歌词简短而古朴，反映的是原始人类用竹子和泥丸制造弹弓，用来获取鸟兽的狩猎过程，流露出人们对制造灵巧工具的自豪和喜悦，也表现了他们获取更多猎物的渴望。
葛天氏之乐。《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记载的葛天氏部落的乐舞可能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古老的一部多段体乐舞，由三人手持牛尾作为舞具，边舞边唱。其歌词内容已无从稽考，但从八阕乐曲的题目（载民、玄鸟、逐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来推测，当时的农业、畜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这部乐舞不但反映了人们的劳动和生活状况，也具有巫术功能，成为原始宗教祭祀的手段。
伊耆氏之乐。载于《礼记·郊特牲》：“伊耆氏始为蜡……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其蜡辞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伊耆氏之时人们已进入农业定居阶段，并且在岁末进行祈求丰收的祭祀仪式，希望通过乐舞活动，来指挥和改变自然，使它服从自己的愿望。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艺术实践经验的积累，乐舞也获得了极大发展，出现了代表原始社会最高水平的作品《箫韶》。《箫韶》传说为帝舜时的乐舞，因主奏乐器为编管乐器箫而得名，同时又因包含九个段落、九次歌唱、九次变化而被称为《九韶》、《九歌》、《九辨》。而《尚书》中“《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记载又反映出其祭祀对象与神鸟凤凰有关。这部作品在表演时，有镛、磬、琴、瑟、笙、箫、鼗鼓、柷、敔等乐器的演奏，有人歌唱，有人化装为各种鸟兽起舞，场面宏大，感人至深。难怪春秋时期的吴公子季札在观《韶》后“叹为观止”（事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而孔子也给予“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评价，并被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发出“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的感慨。
同时，一些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也是了解原始乐舞的重要途径。例如，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村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就展示了5000余年前原始人类造型优美的群舞场面。盆内壁所绘三组舞者，每组五人，牵手列队而舞。舞人头上皆饰有发辫，身边拖一小尾巴，正是人们扮成氏族图腾或狩猎对象而舞的情景，恰与文献中“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皋陶谟》）的记载相吻合。而众舞人整齐划一的动作，则说明乐舞有着统一的节奏和韵律。另外，新疆康家石门子、云南沧源等地发现的岩画也为后人提供了部分原始乐舞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