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陆电影
开端（1896—1921）
这个世界有了光，然后有了影。电影是一种能够将光影关系玩弄得最出神入化的现代发明。有人认为，如果要谈电影，就要上溯到我国汉代出现的灯影戏及之后出现的皮影戏。但是，真正有意义的电影，不是发明自中国，而是科技发达的近代欧洲。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咖啡馆放映第一批电影成功之后，正式标志着电影时代的来临。既然中国与电影的发明无缘，那中国电影发展就由电影放映开始。1896年，卢米尔兄弟雇用了20个助手前往五大洲去放映电影，于是电影很快被当作一种“新奇的玩意”输入中国。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的电影放映。次年7月，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来上海，在天华茶园等处放映电影。以后10年里，北京于1902年在前门打磨厂福寿堂放映《脚踏赛跑车》等短片；1903年，中国商人林祝三自欧美携带影片、放映机返国，在北京借打磨厂天乐茶园放映影片；1904年，慈禧太后70寿辰时，英国驻北京公使曾进献放映机一架和影片数套祝寿，影片在宫内放映，仅映3本，发电机发生炸裂，慈禧认为不祥，清宫内从此不准再映电影；但1906年起，电影放映在北京城内逐渐增多，如西单商场的文明茶园等场所。在香港，大约1904—1905年间，位于中环的云咸街建起第一家香港电影院——比照影画院。在上海，意大利商人A.雷玛斯经营电影放映赢利颇丰，在1908年建起了一座可容250人的虹口大戏院，这是上海正式修建的第一座电影院，雷玛斯因放映电影发了财，从而吸引外国商人纷纷来上海争夺放映市场。就是这样，电影这种拥有艺术和商品双重价值的文化产品，在西方商人扩大市场商业策略推动下，传入了中国。随后，很多欧美商人见中国的放映业有利可图，纷纷来华投资。他们经营放映业，修建及发展连锁式影院，甚至在中国建立电影企业，摄制影片。
1900年，美、英等国都曾有电影摄影师在中国拍摄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新闻镜头；1901年，美国比沃格拉夫电影公司和法国百代电影公司曾派摄影师来北京等地拍摄短片；1907年，意大利人恩里科·劳罗除经营电影放映外，还在上海、北京等地拍摄新闻短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等。1905年，中国人也尝试拍摄了电影，主持人是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由于自己的电影院“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片外，仅有戏法与外洋风景”，因此为扩充片源，扩展营业起见，他萌生了利用照相馆的技术能力自己摄制影片的念头。1905年春夏之交，正值京剧谭派艺术创始人谭鑫培筹庆生日之际，任景丰购得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一架和若干胶片，由该馆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摄影师，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共3本，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戏曲片，也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此后，“丰泰”还拍过其他戏曲短片，如谭鑫培的《长坂坡》、俞菊笙的《青石山》及《艳阳楼》、俞振庭的《白水滩》及《金钱豹》等，这些戏曲片选拍的都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多或富于表情的场面。中国民族电影翻开了第一页。这是本土传统艺术与外国新奇娱乐形式的初次结合。
中国电影一开始，就和中国传统的戏曲和说唱艺术结合起来。但是最早尝试拍摄这种电影的丰泰照相馆只属小本经营，算不上是电影机构。
1912年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依什尔和另一个美国人萨弗承办美国电影商人本杰明-布拉斯基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次年开始拍摄影片，聘美化洋行广告部买办张石川为顾问；张石川约请郑正秋组织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剧、导演、雇用演员和摄制影片的全部工作，并于同年由郑正秋编剧，与张石川联合导演了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影片以嘲讽的笔触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片长4本，1913年9月底在上海首次放映。亚细亚影戏公司随后又由张石川导演了《活无常》、《五福临门》、《一夜不安》等20多部滑稽短片，参加拍摄的都是和新民公司订有合同的文明戏演员。同年，上海在声讨袁世凯时，亚细亚影戏公司还拍摄新闻片《上海战争》，纪录革命军攻打制造局和吴淞炮台的情景。
1913年，在香港主持“人我镜”剧社的黎民伟利用该剧社的文明戏布景和演员，以华美影片公司名义拍摄了短片《庄子试妻》，片长2本，是《蝴蝶梦》中的“扇坟”一折，由黎民伟自己编剧，并反串扮演女主角庄子之妻。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扮演扇坟的使女一角，她是中国影片中出现的第一位女演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德国胶片来源断绝，亚细亚公司即告结束。张石川在1916年又与新剧家管海峰合作，自办幻仙影片公司，用进口的美国胶片把当时在新舞台几经演出的文明新戏《黑籍冤魂》搬上银幕，内容揭露鸦片对人民的危害，扮演角色的大部分是文明戏演员。影片制成后，曾先后在上海等地放映，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已有20年历史的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购得一批美国电影器材，在张元济等董事支持下，于1917年试办电影制片业务，聘留美学生叶向荣为摄影师，开始拍摄时事短片，如《商务印书馆放工》、《盛杏荪大出丧》等。次年7月，决定扩大制片业务，单独成立活动影戏部，任陈春生为主任、任彭年为助手、廖恩寿为摄影师，后又建成有玻璃屋顶、白天可以利用日光进行拍片的摄影棚。先后摄制5类影片：时事片、风景片、古装片、新剧片和古剧片。曾代拍两部中国最早的长故事片《阎瑞生》（1921）和《红粉骷髅》（1921）；“商务”自己随即拍摄了《莲花落》、《大义灭亲》、《孝妇羹》等长故事片。1921年前后，但杜宇创办的上海影戏公司也拍摄了长故事片《海誓》。
商务印书馆“活动电影部”的出现，表明中国制片业的开始。在这段期间，除了“商务”之外，先后出现的电影制片机构包括由美商投资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和中国人自组的“幻仙”、“中国”、“上海”、“新亚”等，由于他们的成员多是来自戏剧舞台，所以当时的电影题材和内容大多源于中国戏曲和文明戏。此外，他们也开始拍摄剧情短片和长片，对电影这种艺术作最初步的探索和尝试。
初盛时期（1922—1926）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度繁荣的民族资本工业，在国内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下，再度失控。中国企业成为经济入侵的受害者，国内经济陷于困境。于是国内很多资本家不再将资本专注于工业生产，而投资在土地、公债和其他投机事业上面。由于投资错位，民族实业陷入困境。在1921年9个月内，全国各地成立的交易所还有140余家。到了1922年3月，就只剩了12家。在这个情况下，民族资本急于寻找投资的出路，电影的投资为它们带来了生机。
1922年2月，张石川与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等组织明星影片公司，在拍摄了《劳工之爱情》等短故事片后，于1923年底完成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它通过一个关于遗产继承权的家庭故事，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宣扬了“教孝”、“惩恶”等封建伦理道德和寄希望于“义务教育”的改良主义思想。由于影片严肃地涉及了当时的社会实际，故事情节曲折，表现手法具有较浓的民族生活气息，主要角色的扮演者除郑鹧鸪外，王汉伦、郑小秋、王献斋、周文珠等都不是文明戏演员出身，演技自然、亲切、朴素。影片得到中国广大观众和南洋华侨观众的欢迎，发行后挽救了经济上正陷于窘境的明星公司，为以后立足中国影坛15年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在以后的4年里，明星公司除继续拍摄为市民观众接受的妇女、儿童题材的影片，如郑正秋、包天笑等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玉梨魂》、《苦儿弱女》、《好哥哥》、《小朋友》、《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盲孤女》、《可怜的闺女》、《新人的家庭》、《好男儿》、《空谷兰》等家庭伦理片，也聘请了留学美国、从事戏剧活动的洪深担任《冯大少爷》、《爱情与黄金》、《卫女士的职业》、《少奶奶的扇子》等片的编剧、导演或字幕说明。
随着明星影片公司因拍摄《孤儿救祖记》在艺术上和票房上都同时获得成功而崛起，吸引了大批民族企业家注意。很多民族资本纷纷投资开办电影公司。他们扭转以往将电影视为游戏业的观念，认为电影是一种“将要成为一股普及全世界的”文化企业。据统计，1922—1926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开办的电影公司有175家。单上海一地就先后成立友联、开心、华剧、复旦、锡藩、慧冲、月明、金龙、沪江、暨南、大东、凤凰、大亚等多达140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广州、北平、天津、杭州、汕头等城市从事拍片的也大有人在。这些公司当中，虽然许多都是“一片”公司，甚至一部电影也没有拍成。但是众多公司的出现，造就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繁盛时期”。
在商业投资的背景下，拥有不同艺术主张和制片方向的电影流派纷纷涌现，聚集在不同的电影公司中。除去影响极大、以通俗社会片为特色的明星公司外，最有影响力的有以下几家：有民族资本家吴性栽投资经营的以“欧化”为主要特征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法国留学生汪煦昌开办的以人情伦理、潜移默化为主导的神州影片公司；旅美华侨知识青年李泽源、梅雪俦（与侯曜夫妇合作）从纽约迁回上海办的长于创作“社会问题片”的长城画片公司；黎民伟创办于香港、曾在广州拍片又迁来上海的以文人气质为特色的民新影片公司；刻意追求造型美感的但杜宇家族创办的上海影戏公司等。这些公司的创办人和主要创作人员，都醉心电影艺术，最初也都抱有用电影对观众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目的，或企图通过电影，把中国固有的“超越之思想、纯洁之道德、敦厚之风俗”介绍给欧美等等良好意愿；欧阳予倩、侯曜、李萍倩、陆洁、史东山、万籁天、李泽源、梅雪俦、程步高、卜万苍等都曾各自为这些公司担任编导。同时，邵醉翁兄弟创办的对旧文化和传统有特殊偏好的天一影片公司，以其所办和平新剧社的演员为班底，自任导演，由其弟弟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等分任编剧、制片及发行，首先取材民间故事，拍摄一批古装片，并以此立足于南洋市场；顾无为创办的大中国影片公司等迅起仿效，利用京剧行头和布景，在短期内拍摄出20多部古装片，由此掀起了古装片的拍摄热潮。
这些电影公司虽然在创作主张上分开流派，但是在生产重点上则由过去的短片制作转移到长片制作上。而且这几家公司也初具规模，形成了在制片、发行和放映上渐有系统的电影工业态势。
陷入困顿（1927—1931）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1927年发生的四一二政变，北伐战争失败，国共合作破裂，时局骤变的情况之下，中国电影界的方向亦发生改变，陷入危机。
为了抵制外片的控制，统治国内市场，沟通海外贸易，上海6间规模较大的电影机构，包括“明星”、“大中华百合”、“民新”、“上海”、“华剧”、“友联”联合起来，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六合公司专责各公司的发行事务，而制片事务仍由各公司自己负担。六合公司的成立形成一种垄断姿态，直接导致上海20多家小规模的电影公司倒闭。另一方面，曾与“明星”、“大中华百合”比肩的“天一”公司这时候亦在南洋设立营业部，在影片发行上与六合公司抗衡。
在激烈的国产影片竞争下，1928年明星公司摄制的《火烧红莲寺》在商业上获得成功。这部影片是根据平江不肖生所著的《江湖奇侠传》改编摄制而成的，同年5月公映。明星公司也未料此片一出之后，远近轰动，于是一集一集地续拍下去，竟达18集之多。《火烧红莲寺》的“一把火”烧及整个影坛，形成一股武侠片拍摄热潮，当其他公司发现武侠片不但能迎合大众市场，而且也受南洋片商欢迎的时候，纷纷开拍“武侠片”和“神怪片”，代替了曾经风靡一时的“古装片”和“爱情片”。据统计，1928—1931年，上海约50多家公司，共拍摄了近400部电影，当中的神怪武侠片就占了250部左右。武士剑客、神仙鬼怪充斥银幕，延续达4年之久。这类光怪陆离、粗制滥造的“火烧”、“武侠”、“神怪”片的浪潮，反映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生活在苦闷和彷徨中的小市民阶层的心理状态，他们从身怀绝技除暴安良的“侠客”身上，来发泄自己的苦闷和不满。这股风一直吹到1932年“一·二八”之后才告衰落。
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下，实际上从属于商务印书馆、由活动影戏部改组的国光影片公司不得不匆忙结束。戏剧家田汉虽也在1926—1927年间创办南国电影剧社，尝试拍摄影片《到民间去》，开展他理想的电影艺术运动，在资金不足、经验有限的情况下，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总观中国电影最初30年的历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电影：
1.中国电影从无到有，奠定了事业发展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尽管电影事业的初建是出于商业投机的目的，但其历史意义却超出了其自身的限制。30年代中国电影的腾飞就是从这一物质基础上起步的。
2.初期的创作实践是中国电影艺术的开端。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向姊妹艺术（特别是戏剧）学习的道路；二是初步探索和掌握了电影表现的一些基本规律和艺术技巧，为以后积累了经验。
3.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初期中国电影是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总的倾向来看，初期电影是脱离时代，游离于五四之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潮流的。
4.初期电影的强烈的商业投机性窒息和束缚着电影生产力的发展。严肃的思想内容表达和艺术形式的试验都缺乏存在的条件。
5.初期中国电影在技术和艺术技巧方面都落后于同期世界电影的发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