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书法史
明初书法沿袭着前代的复古思潮，几乎完全处于元人书风的笼罩之下。由元入明的书法家，如危素、刘基、宋濂、张羽、徐贲等人，尽管已身入明朝。甚至有的还做了高官，但他们的书法仍保持着元人的风轨。洪武年间名振书坛，号称“三宋”的宋克、宋□、宋广，虽所善书体不同、风格各异，但他们总体上所表现出来的娴熟技巧、闲雅风韵，无一不受元人浸染；偏偏朱元璋喜爱宋□一类“如美女簪花”的书法，于是“三宋”书风遂成时尚。而与之相反的书风，比如说以苍劲峭拔大字著称的詹希元，却被朱洪武怒斥为“梗吾贤路”。由此，统治者的审美倾向，逐渐反映到中书舍人们的书法之中，并最终导致“台阁体”的出现。到了永乐年间，“台阁体”书法占据了当时书坛的主要地位，其代表者是人称“二沈”的沈度、沈粲兄弟，他们二人的书风婉丽飘逸、雍容矩度，溯其书源也都始由元人入手。由此可见，明前期书法遵循着一脉相承的古法。其所以缺乏生气的原因是，此时的书家们不是直接上追古人，他们或以元人为师法对象，或通过元人间接地学习古人。
“三宋”与明初书法
宋克（1327～1387），字仲温，号东吴生、南宫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博涉书史之余，喜学剑走马，研习韬略，养成豪爽侠义的性格。洪武四年（1371），官凤翔同知。张士诚据吴时，知其谋略过人，屡欲招致其幕。然克深恶张之为人，故均拒绝。元末战争四起，社会动荡，克遂杜门谢客，专心诗文书画。
宋克的书法初得康里子山弟子饶介的亲授，于赵派用功尤勤，进而上追魏晋，深得钟、王之法，终从元人笼罩下的明初书坛脱颖而出，成为那个时代无人能与之比肩的书法大家，备受前辈杨维桢等的赏识。杨氏跋《宋仲温书铁崖古歌》云：“（宋克）尤工诸家书法，余有所著，必命仲温书之。”
宋克擅长章草、小楷和草书，尤以章草最为著名。其章草取法皇象《急就章》，对于此帖，他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一生临写不辍，大致书于60岁时的《急就章》，笔势劲健，风貌简古，为其兼备古法之形神的得意之作。自元赵孟帄开始师法章草后，此体的学习一时蔚然成风，其间优秀者不乏其人，但宋克的成就无疑是最高的一位。其实不仅在元至明的这段时期，就是在整个章草史上，他也是最杰出者之一。
关于宋克的小楷，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云：“有明一代小楷宋仲温第一。”其小楷初仿赵孟帄，后法钟繇、王羲之，尤得力于钟。有《七姬权厝志》等作品遗世。
宋克的草书——以章草糅入狂草而创造出的一种个性鲜明的书体，则可视为明初书法创新之路上最为重要的一站。其草书深受康里子山的影响，然较之康里氏，他不仅能做到将章草与狂草的用笔、结体完全混融无迹，而且在用笔上也更显丰富多姿，在气势上也格外地宽博豪迈，充分显示了宋克师古出新的不凡艺术创造力。有《杜甫壮游诗卷》、《进学篇卷》等草书代表作传世。
宋□（1344～1380），字仲珩，浦江（今浙江金华）人。宋濂次子，洪武九年（1376）官中书舍人。后因其侄宋慎涉及胡惟庸案，而连坐致死，卒时仅37岁。
宋□的书学渊源同宋克颇为相似。解缙跋《宋□雪月轩三篆字》云：“（宋□）初学康里子山行草书，而篆师张有，讲于宋季子、吴志淳、孙子林、朱孟辨，及见太朴危公，乃令师献之行草，而篆法以李斯为宗。”过庭训《分省人物考》评曰：“端劲温厚，秀拔雄逸，规矩二王，出入旭素。”
宋□以善草而名重当时。袁宏道《识篆书金刚经后》云：“仲珩草书为当代第一。”在学书的道路上，宋□无疑是睿智的，虽学康里氏，却不蹑故步，不主故常，既能得之形神，又能在此之上加以拓展，融康里氏用笔、体势之妙与旭、素豪迈俊放之势于一体，以至“直可凌跨鲜于、康里，使赵公见之，必有起予之叹”（方孝孺《题宋舍人草书千字文后》）。传世草书作品有《敬覆帖》等。
宋□的篆书，在当时的评价亦很高。方孝孺《题宋舍人篆书》云：“金华宋君仲珩，病古学不振，学大、小篆，匪二李不师，其用心甚久，故所作卍卍逼真。”解缙亦称其小篆为“国朝第一”。遗憾的是，宋□无篆书作品传世。
宋广，生卒年不详，活动于洪武年间，字昌裔，号衃水外史、东海渔者、桐柏山人等，河南南阳人。
宋广擅长草书，宗法张旭、怀素，最终形成以圆转回环的线条缠绕成篇而少有方折的个人面貌。从其传世草书作品《风入松词轴》、《太白酒歌轴》等看，点画纵横开合，体态翩翩，富有气势。惟用笔多平实圆婉，少峻峭顿挫，似乎过于流畅而失之软弱流滑。与宋克、宋□相比，不仅在个性上逊色于人，而且在气息上也缺乏古意。是故，祝允明在《书述》中评论宋克、宋广二人书法时说：“二宋在国初，故当最胜，昌裔熟媚，犹亚于克。”陶宗仪《书史会要》亦云：“惜乎（宋广）常作十数字相联不断，非古法耳。”陈壁，生卒年不详，字文东，号谷阳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洪武间秀才，官解州判官，后调湖广。工书法，与“三宋”齐名。
陈壁的书法曾得宋克指授，其正书上追欧阳询，行草渐逼王大令，章草有古意，篆书亦人格。在他所能的诸体中，造诣最高的，首推草书，《续书史会要》称其“用笔俱从怀素《自叙帖》流出”。传世草书作品《临张旭秋深帖》、《五言古诗轴》等，用笔近似宋克，而结字、章法、气势则更多旭、素风范。同“三宋”中的宋广相比，其草书水准应广之上，宋广以熟练流动见长，陈壁不仅具备这些，而且他的作品中所渗透的刚健笔力、飞扬神采也是宋广所望之莫及的。
“二沈”与“台阁体”书法
同历代大多数君王一样，明代帝王也都喜爱翰墨一艺，并且很重视推广书法艺术。尤其到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更是诏示四方善书之士以写外制，又诏简其中突出者于翰林写内制，凡写内制者，皆授中书舍人之职。这本是统治者设置官制、弘扬书艺之善举，然这些中书舍人们为投帝王所好，以博其欢心，遂逐渐形成了一种工整呆板、一字万同、千人一面的书风，后人称之为“台阁体”，这种“台阁体”书风的流行实乃书法艺术的一大厄运。当然，在此体初成之时，也不乏优秀的书家，如上文提到的宋□以及下面要谈到的沈度、沈粲兄弟和解缙等人。
沈度（1357～1434），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性敦实，少力学，博经史，为文章绝去浮靡。成祖即位，诏简能书者入翰林，给廪禄，度得以中选。其时解缙、胡广等皆在内阁工书，而沈度最为成祖宠爱，凡金片玉册等必命其书，名出诸士之右，遂由翰林典籍擢检讨，历修撰，迁侍讲学士，官位显赫。
沈粲（1379～1453），字民望，号简庵，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沈度弟，与其兄并称“二沈先生”、“大小学士”。自翰林待诏迁中书舍人，擢为侍读，进阶大理寺少卿。
沈度、沈粲兄弟于书艺齐头并进，名振明初百年而不衰。分析其中原因，两个方面使之然。一，“二沈”兄弟的书法备受明初几代帝王的喜爱。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曰：“太宗征善书者试而官之，最喜云间二沈学士，尤重度书，每称曰‘我朝王羲之’。”王世贞《艺苑后言》亦云：“宣宗书出沈华亭兄弟，而能于圆熟之外，以遒劲发之。”孝宗则云：“酷爱沈度笔迹，日临百字以自课，又令左右侍书之。”二，“二沈”之间互谦互让。因得同时显贵。沈津《吏隐录》云：“沈度尝言于上，云：‘臣有弟粲，其书胜臣。’遂亦被征用。”显然，沈度的自谦才使其弟有着日后扬名的机遇；而沈粲也是事兄有礼，凡上有所赐，辄归于兄。此外，兄弟二人在书法上又各守一端，互不逞强，进而相得益彰。陆深《题所书后赤壁赋》云：“民则不作行草，而民望时习楷法，不欲兄弟间争能也。”
沈度以楷书名世。其传世作品《敬斋箴册》、《谦益斋铭页》、《四箴页》等均为小楷，结体婉丽端庄，笔致圆润遒逸、矩度雍容，洋溢着一片庙堂气象。从沈度的这些楷书中，明显可以看出其师法褚遂良、赵孟帄等人的痕迹，所不足的是，楷法气息不古，略欠天然之趣，多有媚俗之态。当时的中书舍人、科举之士多效其法，以取人主之悦，此风一开，遂成台阁一体。沈度实为此体之始作俑者。
沈粲以善草著称。他的草书取法同乡前辈宋克的章草，王世贞题《沈粲书姜尧章续书谱》云：“行笔圆熟，章法尤精，足称宋南宫入室。”从其草书作品《千字文卷》等看，通篇运笔迅疾流畅，点画遵劲峭利，加之众多章草笔法和结体的搀入，使之于道逸之外又具古雅之韵味。如此看来，其兄所语“其书胜臣”，却又不能完全理解为谦卑之辞，可能更是发自肺腑的中肯之言。沈粲草书的不足之处在于，笔画锋芒太露，且整体节奏稍显平实无险。
解缙（1369～1415），字大绅，一字缙绅，号春雨，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进士，授中书庶吉士，尝章疏万言指斥时政，帝称其才。燕王即位，擢侍读，入文渊阁，参预机务，累进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曾主持编修《永乐大典》，为世所重，后因李至刚等牵连，下狱被杀。
解缙才思敏捷，善诗文。其文雅劲奇古；诗则豪宕丰赡，每遇应制，诗赋操笔而成，造语奇崛。
解缙的书法在永乐年间影响甚大。吴宽《题解学士墨迹》称：“永乐时人多能书，当以学士解公为首。”其书法又以楷书和大草为之长。他的楷书宗法右军笔意，婉丽端雅，惟骨格少逊，基本上属于“台阁体”一路，这与当时宫廷需求不无关系。而他的大草则得力于危素、周伯琦、詹希原诸公，风格奔放洒脱、跌宕不羁，做派与其楷书判如二人。遗世作品《宋赵恒殿试佚事》、《自书诗卷》等，书风纵横超逸，点画出规入矩，章法经营尤见匠心，全篇一气呵成，神气自备。然在其传世草书中，并非所有作品都这样古法完善，形神兼得，也有因过于尽情宣泄而步入狂野无度的状况。
明初书坛，除上述诸公外，还有张弼、陈献章等人也很出众。其中张弼草书宗法怀素，酒酣兴发，顷刻数十纸，疾如风雨，狂草醉墨流入人间，世以为癫张复出，后人汇其草书，刻成《铁汉楼帖》。有《七言绝句轴》、《蝶恋花词轴》等草书作品传世。陈献章的书法得法于欧阳洵、黄庭坚、米芾等，因其常居偏僻山村，毛笔不敷供给，就用茅草结束成笔代用，时称“茅龙笔”，此笔豪锋秃散，毛硬易干，书写时常多飞白之笔，独具特色，世称为“茅笔字”，深受时人珍重。有《自书诗卷》等草书作品遗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