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很晚，是从6岁起。但这个“起”非同寻常，起于中国历史上空前热闹的1958年。那年月天天都有“伟大的创举”。我们这班的孩子（我们把年龄相仿、常在一起玩的儿童叫“一班的”）就格外亢奋。我们最爱做的事儿就是高声念诵歌谣，一起扯着嗓子喊。这些歌谣，有些忘记了，有些至今还萦回脑际，恐怕像后来学的样板戏“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一样，这辈子难以从记忆中删除了。
那年秋天我上小学了，是在本村（生产大队）学校报的名（它不同于“文革”时各生产大队办的民办小学，而是公社中心小学的分校）。开学不久，说是要搞军事化，我们都要到位于另一个大队的中心小学去集体食宿。晚上，就开“右派”老师批斗会——当了“右派”仍留校任教的只有一位回族教师，男的。读四年级的二姐告诉我，不能喊他“老师”，而要直呼其名。有一回她忘形之中喊了他“定老师”，别人说她是“小右派”。本村高年级的男生，便教我们念：“定正胜，坐木凳，一碗油面一绞棍（绞棍是一种绞水草的农具，用绳子把两根一丈左右的竹竿在中间连起来制成），打起屁来像雷哼，屙的（屎）像拐棍，拿回家去顶后门！”今天听起来这样龌龊的东西，当年我们却喊得有板有眼，也不管定老师是否会听见，是否会难过，一直喊到我们有了新的歌谣。
就在我们小学生集体食宿散伙后没几天，我们大队到荆门县去砍树烧炭的劳力都回来了。他们是为大炼钢铁，从我们湖区到几百里外的山区去伐木烧炭的（1992年，我们上武当山时，基本见不到古树大树，当地同行告诉我们，大树在大炼钢铁时被砍光了）。回来的人像逃犯，一个个胡子拉碴，又黑又瘦。于是，我们这些小孩就不即不离地跟在他们的后面喊：“瘦得像个鬼啦，皮浪浪‘神’（语尾助词，相当于古代楚辞中的‘些’）。”有的大人便回过头朝我们扮鬼脸，有的转脸笑骂“小杂种”，当然，也有懒得理睬我们的。有人理睬，我们就越喊越有劲。其实，有劲没劲喊同样的东西，时间不会超过十天，属于即兴创作类。它在我的记忆库里烙印这么深，不知是为什么。
转眼就到了冬天。从公共食堂里用木盆打回来的稀饭，清汤寡水可以照出人影。这个时候，我们念的是：“天上的星，颗颗黄，政府要我卖余粮。坐着吃，睡着想，没有吃的找队长；队长把眼睛一翻，找老潘（潘书记）；老潘把眼睛一鼓，找政府；政府把门一关，搞单干！”现在想起来，颇为不解，这样“反动”的童谣，那么多的孩子公开地唱，怎么没有被追查“政治背景”呢？是什么人教的？是“五类分子”还是下台干部编的？居心何在？
须知，我们那个地方虽然偏僻，却是解放后省县多年的政治试验田，土改合作化时期一直有工作队驻村的。我们这些孩子也是有“觉悟”的。记得有一首“眼睛一睁，劳死一生；眼睛一闭，到了社会主义”，常听一些中青年妇女唠叨，我们就不学它。为什么前一首我们念得那么起劲呢？因为前一首对挨饿不满的歌谣，表达的情绪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共鸣？那么，前述两首呢？因为它们有起哄味道，符合孩子的顽皮天性？
我还没有落到靠回忆打发日子的光景。早些时候看多了这“热”那“热”的报道，听到了不少浮夸虚报的新闻，才想起了“大跃进”那些年头。不打诳语，忆及这些陈年旧事，并不想劳神费力往深处“反思”，也没有多少幽怨叹惋，还挺自豪挺庆幸的，深信我们赶上了“反右”运动的尾声，看了全本的“大跃进”。它们是中国历史上的喜剧也罢，悲剧也罢，闹剧也罢，反正是绝大多数人无缘亲历的。
这样一想，便把“我们的”童谣记下来，让天下人，特别是年轻后生知道，世上还有过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
1995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