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书是我自20世纪90年代起约十年间写下的读鲁迅书的有关文字。当然，在我别的言谈里，也常谈他和引述他的书，因为要谈中国的事情，是没法不求教于鲁迅的。很抱歉的是，这些文字中专门针对文本研究的只有解读《阿Q正传》的一篇，别的大体都是人格描叙。这与我走近鲁迅的态度有关。从我认真读鲁迅书起，都是为了从他通晓中国的事情，现实的和历史的；他怎么评价，怎么思考，是我关注的焦点，于是注意力就不知不觉集中到鲁迅本人身上去了。有如听教师精彩的讲课，觉得这老师真了不起，因此注目于他一样。哪怕读鲁迅的小说，从《狂人日记》到演绎古人古事的《故事新编》，凸现在书中的都是鲁迅的丰姿和声口，不像读别的小说那样你总会被小说中的情节所吸引而不会心心记挂着作者。小说尚且如此，更不说正面显示人格的杂文了。
我有一个似乎不合逻辑的判认：所有伟大的作家都因他们的作品而伟大，但鲁迅却因他的人格而伟大。作家不靠作品而伟大，说得通吗？正如一个轻薄儿的比较观：“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但奇怪的是，就靠这“一堆”和“这点东西”，中国人，中国的事情，整个中国，包括这类弱智的轻薄儿，都收在鲁迅的书里了。没有任何智慧、任何艺术有如此大的容涵量！倘若“风格即人”的论断不诬，结论就只能是鲁迅伟大的人格包含了整个中国，鲁迅以人格而伟大。
人格，特别是伟大的人格是无法模仿的，古人因而有“高山仰止”之类的话头，只能落实到“心向往之”。我不是以学者态度研究鲁迅，读鲁迅书在我非常实用主义，除了前面所说的从鲁迅书理解中国之外，是为了使自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做人不至于做得太不像话。
但也并非从鲁迅书学习在中国做人的窍门。鲁迅虽被人说成是“世故老人”，中国的人情世故他也确实深谙，但他也有时会冲动，处事很不“策略”。这是我1989年听到的王瑶对鲁迅的评语，我听了颇有同感。那是在贾植芳家遇见王瑶（他不久就去世了），王和贾两个山西老乡在神聊，谈到胡风。老贾有个常说的老话题，说他劝过胡风，说胡不能同鲁迅比，鲁迅是精通中国的事，懂得怎么对付各色人等，而胡则根本不懂中国，云云。王瑶说，鲁迅也有冲动起来不讲究“策略”的地方，他举出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这两件事，说鲁迅都发脾气刺激了校方的当权人物，闹得彼此都不愉快。从人际关系和处世的利害来说，近乎不智。王瑶说，幸亏那时的环境，还可以当职业作家，如果碰到50年代以后，就难办了。我当时深然王瑶之说，但仔细一想，从鲁迅私人的利害计，在离开厦大时不对学校当局的市侩加以反击，离开中大时对校方迫害学生的行为不加斥责，客客气气地走路，彼此不伤和气，自然更圆通；但这和爱憎分明的性格是不相容的。当此时会，鲁迅即使深知利害，也会摒弃“策略”。这种性格正是鲁迅人格中的华彩部分。
当然，这种性格是习惯于“中庸”的国民性所受不了的，于是就被视为“偏激”。说鲁迅“偏激”，多少年来已成了流行的滥调，20世纪80年代后，更因为人们对一个世代的意识形态禁锢和许多倒行逆施的作为的反感，而那段时期又是打鲁迅牌将鲁迅曲解为“左”倾势力的同伙的，于是这“偏激”的贬词里又夹上了某种政治上极端化的涵义。在人们议论“五四”以来的人物时，鲁迅就被论客们归为“偏激”或“过激”，隐然与“左”倾等同了。近年来在评价鲁迅和胡适，将两人作对比时，这种倾向尤为显然；更不说在此之前，以林语堂、梁实秋辈的研究为题，极形鲁迅对他们的批评之“偏激”，完全抽去了当时争执的时空条件的云端里的议论了。
其实，鲁迅因为太懂得中国，评世弊太不留情面了，从来都是权力的异己。偏偏鲁迅所指陈的种种都触及中国的毛病的老根，具有历时性。历史又活在现实里，中国人真像碰着鬼迷一样，老是为旧梦魇所困恼，制度的国民性的积弊不消除，面对的就仍是鲁迅所指陈的那种现实。读鲁迅书岂仅是得了以了解鲁迅所身处的那个时代而已吗？岂仅是“温故”而已吗？收在本书中的有《鲁迅书简温故》一篇，难道温习这些书简，能不兴起历史的浩叹吗？
我十分反感于人们将“偏激”“激进”这类辞语加之于鲁迅。即将毛泽东所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人民最宝贵的性格”轻率地加以贬抑。凡是认真读鲁迅书，又不忘记鲁迅所处的环境和周遭情势，即掌握“语境”的人，便会深佩鲁迅的议论和行为的理性、公正、讲道义而且掌握分寸。可以举两个我读鲁迅的作品时深深为之感动的例子：一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这是一篇很愤激可以说是“发脾气”的文章，如果参读一点鲁迅同时的日记和书信，可知鲁迅是处于何等压抑的心境中。但是，在读到“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于憎恶起来了”一句诛伐之词之后，仍然加上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是一个真的革命者”这样的但书，留有余地，给予宽容和期望，真可谓仁者之心（这事令人有发不完的历史感慨）。第二件是对待林语堂，人们只讥议鲁迅批评林语堂提倡幽默，鼓吹小品文，主张闲适的“偏激”而不问当时的“语境”，这且不说。鲁迅何曾不知道“小品文本身并无功过”（《书信·340602致郑振铎》），问题是在救亡事亟的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鲁迅更是为林语堂着想，深知搞中国学问不是他的强项，搞这些徒为高明所笑。诚所谓“君子爱人以德”，尽老朋友规诫之道，劝林语堂译点于中国有益的好书。林语堂不听劝说，反更加厉，这才引起鲁迅的批评。鲁迅曾在《书信·340813致曹聚仁》一函中诉述过他的苦心：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
引文中删去的几句，便是劝他译书。鲁迅不便明言，林语堂那点中国学问，鲁迅自然掂得出分量，不论谈老庄，谈明人作品，“此公诚太浅陋也”（《书信·350323致许寿裳》）。后来在美国轰动一时的《吾土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就被通晓中国文化的陈之迈教授讥为书名应改作Your Country and Your People（见鲲西《清华园感旧录》页91），义颇近于上海话的“自说自话”。鲁迅当然不及见这个“百货发百客”的世界里“太浅陋”的东西在洋人那里也能名利双收；即使如此，在终极的意义上鲁迅的规诫仍是嘉言良谟，何“偏激”之有！连最刺激的言词也怕伤朋友的心而没有点出，只向许寿裳这样的老友私下月旦一句而已，也够厚道的了。
顺便说说，《吾土与吾民》的中文译者黄嘉德我也熟悉，1951年在一地同处时，曾问他对此书的观感。他说，林先生的英文的确漂亮，堪作范文。问他内容，则说外国人爱读，很风行，而不置评。由此可知，林语堂的英文确很高明，鲁迅的规劝正是希望他用己之长，纯是一片好心。同时鲁迅也是为中国着想，鲁迅是把引入域外的好文化当作“窃火”的。
本书中也收入了谈周作人的几篇，都是因鲁迅连带而及的。更有一篇议论杂文艺术的，也因为谈杂文离不开鲁迅这一杂文艺术的奠基人，不能算是题外之文。
检点十年旧文，常想起朋友耿庸的话：鲁迅是大海，我们竭其力也只能在浩瀚中舀取一瓢。从十来岁读鲁迅书起，读到如今八十多岁，所得仍然无几，真是不胜感慨系之的。
《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