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问我，日本的春节是什么时候的？我说：如果要讲他们春节的话，那就是元旦了。每每惊讶：新旧合一啊，怪不得叫“东洋”。
受中国影响，日本原来也过旧历新年的。同中国一样，新年有驱逐魔鬼、迎接神灵的意义，于是也有诸如除夕夜去庙宇敲钟、喝屠苏酒、拜年、给小孩压岁钱等习俗。明治维新把旧历改成西历了，何止是过年，那时代连文字也要西化的，取消汉字和假名。甚至连地理位置也要否定，所谓的“脱亚入欧”。至今那个提出“脱亚入欧”口号的福泽谕吉的头像还印在日元最大面额的一万元纸币上。这并不只是一个形式，就好像汉字之被改造成假名一样，并不只是字形的不同。日本人从公元5世纪开始使用的假名，是一种标音符号，是拼音化努力。现代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不只是工具，它是塑造主体的前提。
现在回头来讲日本的新年。这新年一改在西元一月一日，情形就不同了。清少纳言《枕草子》里的新年场景自然难以看见。但是仍有“しわす”，汉字写作“师走”，意即为迎接新年而特别忙碌。
百货大楼披红挂绿，“岁暮大酬宾”的轴子拉起来了，五花八门的SALE和サ-ビス，把习惯一元钱掰成两元用的主妇们诱惑得无所适从。镜饼、羽子板、新年扎饰连同小布偶、年玉大入袋，如潮泛滥到路边的街角。老板们放开膀子摩拳擦掌掀起年末商战，上班族们每晚呼朋唤侣，成群结队串门一般地一个酒吧一个酒吧喝酒，老人们逢人便感叹岁月如梭人生短暂，各电视台争相对一年进行巡礼，各报纸杂志推出一篇篇大块头盘点评论……一切都变得紧迫，日子按一天一天计算，仿佛余下的每一天都被岁神追促着，匆匆追向除夕。
但是且慢，还有圣诞节呢！曾几何时，岁神好像被掉转了方向似的。门楣上挂上了松枝、彩灯、金铃、红绸，门前多了圣诞树，墙上多了花环，天花板上多了彩带和纸链，货柜上摆满了巧克力，全是西式的景象，月光下也涌动着西式男女。老年人在《铃儿响叮当》的乐曲声中挑拣神符，电车上同时挂着圣诞晚会和正月晚会的广告，年轻人在赠送圣诞礼物的同时相约正月旅行或滑雪……年的热潮因圣诞节的掺入而显得彷徨。直到平安夜的烛火燃尽，潮流才朝一个方向泻去——新年。
除夕夜，各家各户围着吃团圆饭，这是一直以来的传统习惯。但电视上却播放着新潮的“红白歌星大赛”。有人赶往神社“初诣”（はつもうで），赶在新年到来时第一次拜神。通往神社的电车彻夜不停。当然也有第二天早晨才去的，穿着传统的和服。这是过年的一个高潮，每个神社寺院都挤满了人。但是也有年轻人不去的，他们喜欢去看日出。甚至干脆在娱乐场所里消磨时光，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新年的感觉。当神社里的人们等待着新年来临时，他们也会为新年到来的那一刻数着倒计时。1月1日凌晨零点，各地的音乐厅和游乐园都可以听到这种声音：“……三，二，一！”然后鼓掌，高呼，祝贺。
有人根据日本文化的包容性，称之为“包袱皮文化”。“包袱皮”讲的是“包”，为了包，就必须柔软，依所包之物的形状而变形，跟西方用皮箱装物不同。日本的衣服也是把人包起来的，与之相对，西装是立体的，把人装进去。“包袱皮文化”具有不定的、柔软的特性，因而丰富，因而复杂，因而正如鲁思·本尼迪克特所归纳的，日本文化有其两面性：“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
小津安二郎有部电影《秋刀鱼之味》，有朋友问，秋刀鱼之味是什么味？我说，秋的味。
在日本，秋刀鱼是报秋的鱼，和报春的樱花类似。不过樱花是从西南向东北盛开，春天也随之从西南向东北蔓延，而秋刀鱼则是南下，每年八九月出现在东北岩手县附近的三陆海岸，然后到房总半岛，到纪州。秋刀鱼一出现，即秋风萧瑟。一如赏樱，这时候吃秋刀鱼正当时，是秋刀鱼的“旬”。饮食是必须讲究“旬味”的，“夜雨剪春韭”，韭菜是必得在春季里吃的，萝卜是在冬天，四季食物都有不同的时令。秋风起了，才吃野禽；而在日本，则吃秋刀鱼。
把秋刀鱼放在小火炉上，烤，青烟冒起，如刀的鱼身滋滋渗出油沫，味道飘满一室，更感觉秋意凉凉了。所谓“秋刀鱼是忠实的报秋鱼，一烤秋刀鱼，便像是风吹透心中隙缝，凉飕飕的感伤随即涌上来”。因为秋刀鱼是报秋的鱼，它也成了日本俳句写秋天的常用季语，诸如“日暮时分，烧秋刀鱼的人呀，涌满横尾”；“秋深矣，在七轮烧烤横尾的秋刀鱼”；“在七轮烧烤秋刀鱼，秋色满长空”。
秋去了，冬来了，“冬天到了，秋刀鱼春天还会远吗？”大自然从容不迫。小津的电影节奏缓慢，好像要拽住人类向前疯跑的步伐。人类已经发展到自以为是的地步，相信自己能支配自然——让万物生长脱出“旬”的轨道，于是出现了“反季节”的食物；发明了空调，把夏天变成冬天，把冬天变成夏天，于是也得到报应了：“冷夏”、“暖冬”。这种改造，不仅对物，也对人自己。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人生有童年、青年、壮年、老年，汉语里称青年为“青春”，少女为“花季”。但如今也“反季节”了，我们可以看到女人已垂垂老矣，仍打扮得花枝招展。
固然，人有着爱美的本能，即使骗着高兴，也没什么不可以。人生本就是一场大骗局。问题在于是否就真的高兴？我的外貌，据说比实际年龄年轻，总被误以为是“七○后”的，甚至“八○后”，对方对此也许是心生羡慕的；当然也可能是奉承。说好话，让对方高兴，总不会错。但是我并不高兴，我知道真实的自己。即使我的心想隐瞒，我的身体也不是同谋。画家吴冠中曾感慨：人老了，心还没老。身心皆不老，当然好；而如果身心俱老，也万事皆平了。糟糕的是身无可挽回地已老了，心却不老。于是不安，于是不甘，于是美容，于是发明种种不老保健品，于是“婷美”，让自己束缚受虐，也宛若亭亭玉立了。但回到自己的世界，脱掉紧身衣，仍然是一身赘肉，臃肿、松弛，甚至因为反差，更加不堪了。于是自欺欺人，于是矫情……真和假在拉扯，身心在对抗，更不知未来如何。现代人的焦虑，大多类似于此吧！
其实，老了，未必就是值得悲哀的事。老是解脱，“老而不死是为贼”。从积极的角度看，所谓“春华秋实”。《圣经》上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在东京JR涩谷车站北口，有一尊狗的铜像。它翘首远望，好像总在等待着什么。它是日本有名的八公犬。
八公犬的故事在日本几乎人人皆知。据说确有此犬，有生卒年的。
它生于1923年，死于1934，是一只纯种的秋田犬。它出生时就被当作礼物送给了东京大学农学部的上野教授。上野教授很爱它，对它比对自己的老婆和外甥都要好，它也对教授感恩图报，每天早上送教授去车站，傍晚准时到车站接教授回家。一天，它等回来的却是教授的棺材，教授意外死亡了。在往后的日子里，它依然跑去车站等教授，不论寒暑，不论刮风下雪，它天天等待着那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直到死去。人们感动于它的义举，把它称作“忠犬”。
也许是恨同类过于聪明吧，所以人类把希望寄托在异类身上，其中最可寄托的就是狗。在屠格涅夫的《木木》里，狗比人还通人性。
川端康成更有一句直接的话：与其养孩子，不如去养狗。这话在我们听来，极其恶毒。在中国人价值谱系中，狗的形象是很不光彩的，“狗崽子”、“狗腿子”、“狐朋狗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改不了吃屎”……狗往往跟无骨气、献媚联系在一起。那个“华人与狗不可入内”的牌子，不知让我们感觉到多少耻辱。但这话，虽然无疑显示了殖民者对我们的排斥，在西方人的语境中，也许并无将华人贬到与狗同类的意思。就像川端的那句话，并不是拿狗骂孩子，在他们看来，狗是忠实的朋友的。实际上，我们所谓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改不了吃屎”，不也道出了狗的执着吗？所谓“狗腿子”，不就是“忠”吗？养过狗的人往往会说，狗是动物里最聪明的。这话是从人类自己的角度来说的，它是说狗能听从我们人类的意志。让它这样，它不那样，比如让它在这里拉屎，即使那里再方便，它也不在那里拉。甚至像那个八公犬，明明主人已死了，却还天天去等，直到老死。这毋宁是愚蠢。但是“忠”到了愚蠢的地步，不就是“忠”的极致吗？
大家都叫他“犬养”，这是他的姓。起初我还以为这是他的外号，不敢叫。但他自己也称自己是“ワンチャン”，翻译过来大致是“阿汪”、“小汪”。“汪”是狗叫的声音。在日本，“汪”可不能敷衍成“旺”的，绝没有兴旺的意思。那么他如何也自称自己是狗呢？纵使因为这是姓，无可奈何是祖宗传下来的，也没有必要凸显它呀！可是他却说：我就是狗狗。还笑呵呵的。我们笑了：岂止是狗啊，“犬养”，简直就是“狗日的”。
说到骂人，在日本，不如意时，我们喜欢骂“东京人多狗多乌鸦多”，不料日本人听了，居然笑眯眯地首肯。拿狗骂他们，等于白骂，倒不如骂他们“马鹿”。“马鹿野郎”就是我们熟悉的“八格牙路”，这个词会勾起我们对一场战争的记忆，于是骂日本人“八格牙路”，有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复仇的快意。在日本，中国人并不比日本人少使用这句“八格牙路”的，遇到什么不满，就骂“八格牙路”。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中国人骂日本人：“天皇八格牙路！”这可击中日本人要害了。对方想了半天，也回一句：“XXX……八格牙路！”那中国人居然哈哈大笑了起来。日本人糊涂了，不是说你们中国人“无限忠于”吗？这也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误解。
曾经看过一个短片，一些中国摄影家去日本采风，零距离接触日本。他们发现，日本人其实是生活得很平和的。在我接触过的日本人中，大多也属于平和的，并不是我们所妖魔化的那样。实际上，那些在街头开着高音喇叭大声叫嚣的“右翼分子”，那些铁疙瘩一样的黑色宣传车，也是很让普通日本人讨厌的。他们想过平静的生活，这是所有正常人的想法。实际上，在他们身上也有着我们人类共同的品质，一如对“忠”的肯定，即使你不肯定狗，也会肯定“忠”。
如今，涩谷站前的八公犬铜像，是人们等待朋友的最佳场所。直直地站在八公塑像前，等，相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等恋人。像八公一样，他们脸上没有表情。等待是没有表情的，因为已经没有杂念，已经断念。无论如何就等吧，无论风霜雨雪，等到地老天荒。爱不需要聪明，而需要愚蠢；不需要算计，而需要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