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日本东京，你想到的一定是银座、新宿，你脑海里浮现出的会是高楼大厦、大百货店、高架桥、新干线，要是我跟你说，在东京也可以见到板车，你可能不相信。但这是真的。而且这地方就离银座不远。这里的名字也跟银座一样有名，它叫筑地，这里有个全世界最大的鱼类市场：筑地市场。
筑地市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初期，那时候，德川幕府搞“菜篮子工程”，把大阪的渔民移到江户湾作业。渔民交上给幕府的鱼后，剩余的就拿到日本桥鱼市贩卖。现在鱼市发祥地的日本桥边还树立着纪念碑。关东大地震几乎把东京夷为废墟，当时已显得太小的日本桥鱼市索性来个搬迁，迁到了筑地。筑地顾名思义，是个在海上筑起来的陆地，连接东京最大的河流隅田川，濒临东京湾，面向太平洋，交通便利。昭和10年开业的时候，聚集于市场的生鲜食品是通过支线货车或由船运运输的，所以沿其路线而建起的房子呈扇形。如今早已是鸟枪换大炮了。新干线从东京延伸到九州，并向东北方面延伸，地下铁道几乎能到达所有的重要地区，铁路、公路、航空和海运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让筑地市场里的货物通向全国及世界各地。
每天凌晨两点，当人们还在梦中的时候，筑地市场就醒来了。获准的批发商开始盘点运来的水产品，根据等级、重量、新鲜程度分类。四点半左右，中间商聚集而来，一般中间商分为两种：独立的小规模的批发商和代表大公司或大零售商的“市场参与者”。五点，随着太阳冉冉升起，竞卖开始了。竞卖的场景类似于股票市场交易，但那场面要比股市精彩得多。不仅叫声高亢，而且叫买和叫卖都如吟诵，唱收唱付。一锤定音的狂热场景，更令人联想到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场景。在这种一锤音中，货物一批批成交了。
但成交的货物需要搬运，大部分还需要搬运到扇形的市场主建筑里，再发送出去。当年设计的道路早已不适应现在的需要。卡车无法进入，所以就出现了板车。于是也形成了这里独特的风景。还有一个风景就是冬夜里的篝火。在现代化大都市里怎么可能有篝火？可是这里有。油桶被戳了几个洞，已经被磕碰得不成样子了，看不出是方形的，上面横架了个木垫架，这就是篝火了。可是十分钟前，它被搭钩拖上来时，还是潮湿的，一就火，浓烟滚滚，火苗在烟雾中探头探脑。现在，火苗已经成了火焰，在木条间隙蹿，凶狠地舔噬着木头。木垫架很快在烈火中要化塌了，围着的人们话也多了。风很大，忽而南忽而北地乱刮，黑暗的天空中雪花也随风忽南忽北地哄跑。风刮向篝火时，雪花像粗盐一样洒到火里，滋滋作响。人们退避地皱起了脸。火光把人们的脸照得平面，除五官几个黑点外，整个红彤彤的，像油漆工涂上的。因为光从下面照的，脸们显得有点滑稽。人们围着篝火一圈，叉开腿，把胯部顶出来，烘烤，还微微抖着，很快感的样子。中国人见了笑，说：“烤灵巴！”
这里暖和了，全身就不再冷了！日本人说。也有人把身子反过来，背着手，把手张开就着火取暖。有人把脚丫从长筒雨靴里抽出来，伸向火。袜子潮，顿时脚上升起一股烟气，带着臭脚丫气味。可是谁也没有叫臭，好像他们不是有洁癖的日本人。木很快变成炭，扒出来，仍然红烫烫的。边上货物寄存处的女人进来，把被熏得黑黑的洋铁水壶放在上面烧水，她的寄存处里排着一排热水瓶，全开着嘴。男人们就跟她说下流话。女人也平气地接收着，应答着。男人们笑声爽朗了。一个人走了，带着浑身的烟气，满足地一蹦一蹦走入黑暗中。他的位置立刻被一个皱巴巴的老头占了。人们搞不懂原来这老头是呆在哪里的，人们只看见被火光照亮的前排的人。老人缩着身子，瘟鸡一般的。烘了一阵，活过来了，往后退一步，从上衣袋里摸烟。这时人们才真正看清他满脸满身湿涔涔的，分不清是水淋的还是冰化的。大伙都浑身不自在了起来，像看着别人在大热天喝热粥喝得满身大汗一般。
小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劳动节”还算一个节？劳动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苦事，还是节日吗？而且确实“五一劳动节”经常是要劳动的，义务劳动什么的，这过节，与其是快乐，毋宁是受累。就跟另一个节日春节一样，节前要大扫除，帮大人排队买供应的东西，蒸年糕，总之累死人了！不如不过这个节。幸亏春节还休息那么多天，有玩的时候，还有得吃。后来长大了，明白了，这是我的懒惰思想在作怪。人的天性是好吃懒做的，所以我们要把勤劳俭朴立为美德。大凡提倡的东西，就是稀少的东西，就是纠正人性的东西。所以从小到大，我一直被纠正，直到觉得自己都不配为人了。
最让我对勤劳产生感动的，是去日本之后。大和民族真是名副其实的勤劳的民族。七八十岁了还在工作，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我的房东就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每天擦地板，从楼上到楼下，一个桶，三块布，第一块布从桶里沾水，湿擦；第二块布擦干；第三快布擦回原来一样的干燥程度。不像我们做卫生，经常是做完了地上湿淋淋的。我小时候讨厌湿，觉得宁可不要做，大人们就用一句老家话挖苦我：“你呀，真是‘宁臭勿湿’！”
日本人工作得苦，是全世界闻名的。所以他们有“过劳死”这个词。有一次一个日本朋友生日，我按礼仪对他说：“祝你长命百岁！”他开玩笑道：“你好狠心哪！你是要我劳累到一百岁啊！”虽然是玩笑，但也未必不是真话。所以休假对他们就格外重要了。印象中，日本的日历上五月一日没有标着劳动节，但五月他们有长假，就是我们说的“黄金周”。我问他们休假了去哪里？“睡觉。”他们往往答。乍听起来有点怪，大好休假时光，居然拿去睡觉？但是细想想，对长期劳累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蒙头大睡更惬意呢？
当然人是矛盾的。有话说，日本人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我想这夹缝，也包括休息日的出游还是睡觉吧？所以从电视里，还是可以看到机场上拥挤的人群，公路上堵塞的车流。一样是劳累。看着这些蠕动爬行的人流和车流，真让人想起“欲罢不能”这个词。也许人生本来就是欲罢不能的。没有一个人是爱劳累的，除非受虐狂。绝大部分人都不是受虐狂，但是似乎都有受虐倾向。所谓受虐，就是从痛苦中获得快乐，比如恋爱，比如体育运动，比如旅游。旅游因盯着目的地而快乐，这目的地有两种，一是名胜古迹，一是风景区。中国人是比较重视看名胜古迹的，即使是去风景区，也要将之当名胜古迹那样拍照留念。所谓“上车就睡觉，下车就拍照”。但其实，名胜古迹是用来看的，风景区则是用来住的。在风景区度假，住上一天几天，什么也不做，也是很好的享受。
日本人似乎更喜欢这种度假，不知是跟其文化有关，还是因为平日太辛劳了。比如找个好地方，有温泉，住下。那一年我和女友也去了伊豆大岛。房间是和式的大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中间摆一张几桌。撂下行李，去泡温泉。看着远处的大海，静得陌生，像侏罗纪前的情景。想起人类的起源，其实人无非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浴毕，穿上浴衣，扎个腰带，松松垮垮的，赤着脚，全没有平日里的羁绊。
吃的是怀石料理。那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餐饭。未必只因为美食，更因为其氛围。对坐在几桌边，我是全坐，她是跪坐。菜肴精致得光是看就醉死你了。都说中国菜注重形式美，也有人批评说是形式大于内容，日本的菜更是形式主义猖獗了。送菜的女服务员在门外轻轻叫：对不起！得到应允后，打开门，一身和服，跪着行礼，然后捧起盘子进来，又跪下，放下盘子，转身，把门轻关上，再转过身，再端起盘子，起身，碎步来到你的身边，把菜送到桌上，请慢用，说道。这与其是在完成一件工作，毋宁是在进行一道仪式，也可以说，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但是，休假本身不就是形式主义的吗？再往大里说，整个人生不就是一个仪式吗？最后都要归于“无”。“无”才是世界的本质。
明白地说，我们来休假，就是来切近“无”的。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呆着，什么都可以做，也什么都可以不做。可以去哪里，也可以哪里都不去。去了，也是没有目的地去，只是去，也等于没去。整个度假村很宁静，偶尔有三味弦的琴声，像《伊豆的舞女》里宁静的小山村蓦然来了几个艺人，微微的有些热闹，但是很快就恢复平静了。到了晚上，坐在被褥上，看着外面的庭院，形状精巧的小树，草坪，敷沙，石灯笼……没有人，只有我们俩。夜有无限的长。明天不需要起来劳动了，要睡多久就睡多久。我们奢侈地占有着时间哪！这么想着，就感觉到周身酥软，腿酥麻，从来没有的舒畅。这才是真正的过节啊！这才是活着啊！其实生命的秘密并不在于运动，当然不也完全在于静止，而是在于运动之后的静止。
一直在想川端康成，他获得诺贝尔奖了，居然还去自杀。有人说这是他意识到了为生活而生活的可悲，也有的说，是他再也创作不出好作品了，绝望而自杀。这两点其实并不矛盾，统一之点是：要创造。
为什么又想起这事？因为看了几个胃镜发明者的故事。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宇治达郎，一直梦想着能有一种医疗仪器可以帮助诊断早期胃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奥林巴斯的技术员杉浦睦夫，他拼命说服杉浦与他一起研制可以拍摄胃内照片的小型胃内照相机。宇治达郎的真诚深深打动了杉浦睦夫，两人开始为实现这一梦想共同奋斗。在研制过程中，奥林巴斯的技术员深海正治也加入进来。当时，二战刚刚结束不久，日本还处在食不果腹的年代，如此精密的装置能研制成功吗？在各种质疑声中胃内照相机的研制开始了。他们三个人牺牲了个人的时间，拿出了自己的薪酬，逐个搜集所需的元件。他们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成功制造出了胃内照相机。
事情到此为止还符合我们的思路：发奋，成功，乃至“失败为成功之母”。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我们困惑了。胃内照相机研制成功，在国际医疗界引起极大的轰动，各国医生专门来到日本进修学习，可是参与研制的两个人却不见了。宇治达郎放弃了在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的工作，来到崎玉县大宫市，作为社区医生奉献了自己的后半生。杉浦睦夫也辞了职，去开设自己的小研究所，继续从事医疗器械的研制，到他71岁去世，他共研制了三十余种医疗器械。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假如换成我们，经过了如此艰苦卓绝的奋斗，很可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养老了。君不见现在有多少人就是“这样，而且大家也很理解。难道说他们没有老本可吃吗？比如没有钱，像当初卡拉OK发明者井上大佑那样没有申请专利，只得创办新月公司，去推出性能更好的OK伴唱机。不是。也并非洞悉了人际的阴险，诸如“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咱们中国曾经有这样挂功离去的，比如范蠡、张良、韩世忠、石守信，但那是不得已。虽然表面上看是自我放弃，但实质是被逼的，并不是他们心甘情愿。而宇治达郎他们是自我选择继续工作下去，不为别的，就为了工作。人活着，就需要干活，需要创造，一旦不能创造了，就等于死了。
在日本，我们常说日本人做死不值。日本也曾有个系列电影，山田洋次导演，片名就叫《男人辛苦》，影响极大。之所以影响大，当然是写出了日本男人普遍的生存状态。但是当日本男人说自己“辛苦”时，他们的心理似乎很复杂，其中固然有感叹、悲鸣，但其中也不乏自豪，乃至慷慨，甚至愈苦愈甜的狂狷。不仅男人，女人也是，我曾说过我的老房东，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了，仍然劳动不止。很多中国人看了不服气，也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中国人比日本人勤奋，甚至因为生活困苦，而更勤奋。但这里有个区别：中国人通常是因处境所逼。
假如处境不再困苦，我们是否还勤干不止？十年寒窗，是为了一朝金榜题名；大干几年，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了，就一劳永逸了。因为被逼，所以发奋，因为被逼，所以成功之后，不再被逼了，就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了。某一年是“猪”年，就有许多人希望生“猪”仔，虽然猪实在不是什么好形象，但是能它可以“吃饱了便睡，睡饱了便吃”，这不是极大的福分吗？福，在我们民族是个至高无上的好词，比任何冠冕堂皇的词诸如“勤”，实际上重要多了。所以我们难以理解宇治达郎他们，难以理解川端康成，难以理解海明威笔下的桑地亚哥，我们的神话里没有西西弗斯。这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当然从更深一层说，日本人的勤奋也是被逼的，所谓危机感，只不过，这种感觉已经化到血液里，成了思维方式，甚至有了受虐情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