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要点
母语传播中文化对接的必要性
不同文化对母语传播的影响
母语传播需要注意文化特性问题
母语传播中文化对接的思路与方法
本章运用跨文化传播理论，分析不同的文化特性对母语传播的影响，并结合实际案例阐述文化对接在母语传播中的功用以及在母语传播中实现文化对接的途径。
第一节 母语传播中文化对接的必要性
如果把母语传播比做一座冰山，那么，语言为浮出水面的显性因素，文化则为深藏不露的隐性因素。随着跨文化传播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母语传播是跨语言的传播，更是跨文化的传播。如果不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及差异，即使使用对象国母语进行传播，也很可能会出现偏差乃至错误，使得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一、母语传播中文化对接不可或缺
何为“文化”，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据美国学者A.L.克罗伯和K.克拉克洪统计，从1871—1951年80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164种。难怪英国著名文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威廉斯（Raymond Willams）就曾无限感慨，“文化”是最难定义的几个概念之一。在定义文化的百家争鸣中，有两方声音比较突出：一方认为，文化是由价值、信仰、标准、规则、符号、意识形态等多种元素构成的，是一种精神产物；另一方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整体生活方式、他们的人际关系以及个人态度的体现。
目前，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无论在历史学范畴，还是心理学范畴，人们逐渐倾向于认同，“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的总和。由此可见，传播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文化的传播。
文化传播效果与语言能力（翻译能力、表达能力等）密切相关。随着“地球村”的形成和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文化传播完全可以通过受众母语承载，并植根该母语环境中进行，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外语节目。但即使传播者的语言水平无限接近或等同于受众的母语水平（如：雇用当地人员进行采集主持），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传播就可以有效到达。
因为作为传播的工具，语言产生、流通、变迁于一个特定环境中。一种语言不能脱离它的社会文化环境。在不同文化中，相同的词语和概念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外延和比喻意义。现实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确实“听清楚”了另一方的话，但并不总能“理解”另一方的意思。更有甚者还可能在完全“听清楚”的情况下，“误解”、“曲解”另一方的意思。
可以说，在母语传播中，当语言已不成其为沟通中的障碍，文化对接的作用就愈发凸显。很早以前，佛教、基督教的宗教领袖，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以及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就都纷纷意识到“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的重要性。
2010年8月，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有关访谈中明确指出：“对外文化传播方式的改进是一个老话题，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中国元素、国际表达’”。这一观点正好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类胸怀、世界眼光、中国立场”的传播理念相吻合。
上述认识都源于对传播实践的归纳总结。在国际传播中，文化对接是母语传播成败的关键。对接得好，母语传播就成为加深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沟通往来的“船”；对接得不好，则即使说着同样的语言，也很可能跨越不过彼此误解的“沟”。
二、不同文化对母语传播的影响
比利时语言学家耶夫·维索尔伦（Verschueren Jef）在其研究的语言顺应论中指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语言使用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的确如此，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只有了解各种文化间不同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和风俗习惯，才能实现文化对接，令母语传播达到预期效果。
（一）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对母语传播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荷兰学者海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tsetede）在对美国的IBM公司在全球子公司的雇员中收集的11万多份问卷进行分析后得出，文化的呈现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是习惯、规则、心态和现象等综合因素的集合。它展示的不是个体特征，而是包括由相同教育和生活经历共同造就的群体特征。除IBM项目之外，霍夫斯泰德又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东西方价值观差异基础上，测量了25个国家和地区，并综合上述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维度划分模式：
1.权力距离
根据对权力的认识来划分，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权力分配所造成的物质和心理差距的接受程度。
2.不确定性规避
根据对环境的敏感与否来划分，体现为一个社会对不确定和模糊环境感到威胁的程度，以及避免这种状况的程度。
3.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根据生活中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来划分，是比较东西方文化差异最有效的文化维度之一。
4.男性化/女性化
根据性别意识来划分，即分析社会中主导价值观性别化的程度。
5.长期/短期趋向
根据人们对相互间关系的时间性来测量，也是比较中西方价值观较为直接的方式。相较而言，东方文化更注重长期性，人们比较具有忍耐性，注重等级秩序，并习惯于跟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个人行为。
下表即为以上五个层面文化维度调查的各国和地区详细数据列表，前四者研究基础源于IBM公司，也被学界另行命名为“霍夫斯泰德四维度文化模式”。
霍夫斯泰德的上述研究基本以IBM公司实行的以组织管理为导向的调查为基础，在方法论上受到一定的质疑。面对纷杂的人类文化构成，其总结出的五个维度也很难全面概括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种种差异，但我们可以此为辅助方法，认识分析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这对我们实施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和因地制宜的翻译语言还是大有裨益的。
（二）不同文化背景下思维与行为习惯对母语传播的影响
不同文化背景会对人们的思维表达方式产生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不恰当地比喻，东方的思维方式恰似语文，是图形化的、抽象的，而西方的思维方式犹如数学，是直线型的、具象的。前者的思维方式通过“众”去理解“一”，而后者则是通过“一”去理解“众”。
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来自不同的哲学体系。在现实中，企图通过改变其千百年来长期依赖的哲学体系来改变东、西方人的行为特征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企图去改变、改造、灌输、对抗是徒劳无益的，只有尝试着了解、理解、贯通、对接，才能实现文化间的有效传播。
思维方式的不同会导致对事物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不同，语言的表达也就会有所不同。
跨文化传播的开创者、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提出了高语境（high context）传播与低语境（low context）传播两个概念。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往往使用间接、隐含的语言来沟通，只有明确说话时的情景并借助肢体语言、空间语言以及上下文联系后，接受者才能弄清对方所要传达的信息、观点或意见。相反，在低语境文化中，人们通常会直接、明确地陈述自己的观点。高语境文化强调“意会”，低语境文化侧重“言传”。也就是说，处于高语境文化中的语言意义是相对模糊的，而低语境文化则是语言本身就能够指明其意义。霍尔认为，中国、日本等国文化讲究“心照不宣”、委婉含蓄，属于高语境传播，而美国、欧洲等国的文化宣扬“实话实说”、简单直白，属于低语境传播。
现实生活中，即使在同一文化之下，也存在高、低语境之分。相较而言，农村社会就属于高语境。家长里短，人们彼此熟知，一句话、一个眼神就能传达许多意义。而在低语境环境下，语言表述必须严谨、准确、全面。大城市里的银行、律师事务所、公证处等部门中的语境便在此之列。
高低语境之间的差别，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也体现在人们的行为特征上。
威廉·B.古迪昆斯特（W.B.Gudykunst）关于“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的研究发现，高语境的人最初与他人接触时要比低语境的人更加谨慎，更倾向于探究陌生人的背景、目的等隐性指标。他还发现，环境对低语境文化的影响较小，对高语境文化的影响较大。
古迪昆斯特还认为，有效传播需要传播者将焦虑和不确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当焦虑和不确定超过最大值时，由于传播者过于焦虑或者不能预测陌生人的行为，因此无法进行有效传播；而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低于最小值时，由于传播者的焦虑过小，不关注事件的结果，或因为过于自信，对后果缺乏不确定性，也无法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而在“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中，汀·图梅（Stella Ting Toomey）指出，面对矛盾冲突，低语境中的人很容易采取对立等强硬态度和手段，而在高语境中的人更愿意采取斡旋、谈判等较为缓和的解决方法。
其他研究还表明，在“自我披露”（self disclosure）方面，西方文化显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特点，乐于和他人分享信息，而东方人则较少展示自我尤其是内心世界。因此，相较于东方人而言，西方人的言语更具攻击性和好辩性。
总而言之，语言反映文化，文化影响语言的使用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曾拨款数百万美元开发俄语与其他语言的机器翻译系统，却以失败告终。这让我们看到，即使在现代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即使我们或许真的可以发明制造出能逐字逐句、快速便捷的翻译机器，可一旦忽略了文化差异，母语传播也会出现很大的偏差，乃至错误。因为意义不仅由语言符号来承载，也由语境来传递。正如美国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mwitz）所指出的那样：“意义与语境无法分割地相互纠缠……在现实生活中，符号语境和意义只能当做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照顾这一面，忽视另一面是很难行得通的。”
跨文化传播学者的上述研究成果为我们在跨文化情境下的母语传播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我们可以通过应用这些理论方法，洞察彼此的文化语境，顺应对方的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以此来改进传播的技巧，以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第二节 母语传播中文化对接所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文化对接对母语传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作用，但其过程却复杂而艰难。不过，通过深入了解跨文化传播的文化特性，可以从内容到渠道成功实现母语传播中的文化对接。
一、母语传播需要注意文化特性问题
跨文化传播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研究指出，文化作为诸多体系的复合体，具有生物性、媒介性和潜意识性。生物性是指，尽管每种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化之间还是有着共同的东西——文化根源于人类的生物性。这说明，人类跨文化传播具有先天基础，即人类共同的生物性，是不同文化交流得以进行的共同语意空间。媒介性则指，文化是人们交流得以进行的基础，正是由于交流中不同的人所持文化对讯息的发送传递不同，才形成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和障碍。对文化的潜意识性的理解应是，潜意识文化是文化中的隐藏部分，而文化隐藏的内容比解释的多，并且它对自身成员的隐藏更深。文化的这几种特性，构成跨文化交流的必要前提，又形成了跨文化传播中无法忽视的障碍。基于此，我们在母语传播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的趋同性
文化反映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作为互相关联的整体呈现出趋同化的特征。在已经基本形成的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中，文化趋同更加突出。其具体表现为：文化的同一性和世界性的发展趋势，文化的全球交融与世界认同，文化内容的延伸与文化受众的扩大，文化观念的更新与文化审美的泛化，文化载体与文化形式的一体化，文化创造机制的科学化与开放化，文化中与经济关联度高的部分产业化与市场化等等。
但随之也带来很多问题。因为，“在当今世界上，交流往往总是成为不平等伙伴之间的一种交换。于是就让比较强大的、比较富裕的和装备较好的一方占了优势。”
当文化传播出现信息殖民化、文化霸权的隐忧，当国际上各种文化侵袭和敌对势力利用开放性的媒体进行恶意传播，当包括你我在内的受众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被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盲目跟随西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并切实地在母语传播中坚持：文化趋同性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中优秀内核的大集合，不可能由西方国家决定，更不能由某一个国家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