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调频播出对受众调查和节目推广的要求
在母语传播过程中，内罗毕调频播出不仅对节目本土化有要求，对受众调查和节目推广也提出了要求，以便应对国际挑战。
（一）加强受众调查
截止到2010年，内罗毕调频台已开播4年多了，但始终没有对肯尼亚广播和媒体市场的占有状况以及听众需求做过详细的实地调查。斯瓦希里语部在节目制作和调整节目内容时，缺乏科学论证依据，影响了对节目调整方向和力度的准确判断和把握。
因此，应尽快在肯尼亚开展受众调查。由斯瓦希里语部的节目制作人员和内罗毕节目制作室的人员组成调查组，与中国专业的媒介调查公司合作，请媒介调查公司在问卷设计、调查流程等方面提供专业咨询。此外，应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尝试与肯尼亚专业的媒介调研机构或市场调研公司合作，开展日常收听率调查。
（二）加强节目推广力度
媒体的竞争除了内容之外，还在于自我推广。内罗毕调频台开播以来，除在节目中的自我推介外，几乎没有开展过其他任何形式的推广活动，严重制约了调频台受众的增长。而该台的竞争对手，如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等，每年都不遗余力地在当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推介活动，或在肯尼亚平面媒体上刊载广告推介，或与当地社团组织社会公益活动，或举办奖品价值不菲的有奖收听活动等。
国际台也曾设计过各种活动，特别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推广活动，例如在当地大学举办汉语角，或者举办与中国相关的听众参与的社会公益活动，这样可以提升国际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但苦于缺少经费来源而尚未开展。
因此，国际台应在调频台的运行费用中，拨出广告推广费。一方面，用于支付在肯尼亚的电视、网络、平面媒体上推介内罗毕调频台和节目的费用；另一方面，用于在肯尼亚举办形式多样的推广活动。每年大型推广活动应不少于一次。在拥有一定数量的稳定的听众群之后，可考虑建立听众俱乐部。
案例2：开辟母语传播的人才本土化新路径——苏珊加盟国际台带来的启示
2009年12月，苏珊还没有飞离伦敦，就触动了《泰晤士报》等英国和中国主流媒体的敏感神经。这不仅仅因为这位新闻主播尖锐地批评了她的前雇主英国广播公司对她的“年龄歧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她即将飞往北京，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中心履新，主持一档早间新闻直播节目。苏珊的“跳槽”引起了一些主流媒体的关注，可见其在英国业界并非等闲之辈。2010年11月11日，如果在谷歌中输入英文“Susan Osman”和“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进行搜索，即可获得47300个搜索结果。
2010年1月25日，苏珊担任主播的一档新闻节目The Beijing Hour（中文名“新闻纵贯线”）正式播出，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第一档在对内频率和海外落地电台同步分频播出的直播新闻节目，也是国际台进行节目内容改革、使新闻节目更贴近海外受众的思维和收听习惯的重要举措之一。
每周一到周五，当人们还在凌晨熟睡当中，苏珊就已经和她的中国同事一起，为早7点版的“新闻纵贯线”忙碌起来，从新闻编辑到串词撰写，从新闻选择编排到受访嘉宾选择，每一项工作，她都一丝不苟，与当班的中方制作人进行协商、讨论，为节目播出充分准备。而进入直播间后，苏珊更加游刃有余，表现出一个国际水准新闻主播驾驭不同类型稿件和不同领域受访者的从容镇定、机智应变；在她的“气场”感染下，整个栏目团队，甚至是直播连线的嘉宾都经常是状态极佳，充分体会到做新闻的快乐。
“新闻纵贯线”播出后，国外听众好评如潮。美国的Mike Peraaho发来电子邮件：“我很喜欢听你们的新节目‘新闻纵贯线’，它的主创人员都是专业人士，新节目的开播表明CRI正在成为东方的BBC。”苏珊主持风格自然，播报速度适中，采访节奏明快，问题言简意赅，体现出她一贯的权威性与亲切感。许多听众听出了苏珊的声音，来信表达惊喜之情。英国的Ted Major说：“能在广播里听到苏珊那熟悉的声音，太好了！你的节目很好，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新闻报道。我个人认为它与BBC国际新闻相比，并不逊色。通过你向你的团队致敬。”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档节目或者是一位主持人能受到如此积极正面、持续不断的评价和关注。
由于“新闻纵贯线”节目内容翔实、编排严谨、形式活泼，一些国际知名媒体对其表现出特别兴趣。旗下拥有《华尔街日报》的道琼斯新闻社主动跟栏目组联系，表示愿意与节目在财经报道方面进行合作，为一些重大财经事件提供点评和深度分析。
每每谈到“新闻纵贯线”，苏珊嘴里总爱引以为豪地将它称为“我们的节目”。她的融入以及她对节目的突出贡献，体现了外籍专家和外籍员工在中国对外母语传播事业中正在发挥愈来愈积极的作用。
苏珊虽然极具特色，但她只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益壮大的外籍专家和外籍员工队伍的一分子。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传播走出去工程的不断扩大，随着国际传播实效日益受到重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新华社等对外传播媒体在外籍员工招聘的力度上不断扩大。仅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例，截止到2010年11月底，该台聘用的外籍员工接近200人，他们与本部门中国同事的人员比例达到1∶4。目前外籍员工的总数几乎是一年前的两倍，是十年前的四倍。
随着中国和世界的日渐交融，外籍员工在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中开始扮演更多的角色。回顾上世纪90年代，外籍员工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要承担稿件文字的修改和润色工作，即使有极少数外籍员工参与主持播音，但那也只出现在音乐类或者非直播、非新闻类节目中。
进入新世纪，过去一直在中国媒体从事幕后工作的外籍工作人员，已经走向新闻前台，他们不再仅是“语言老师”，而是已经成为非常活跃、代表媒体形象的新闻记者、播音员、主持人，他们采写和录制的节目大量出现在录播和直播节目中。许多在几年前难以想象的运作，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外籍员工参与重大文化活动和体育赛事的直播活动，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游行阅兵活动，不同语言的外籍主持人和他们的中国同事一起，坐进了视频直播间，为海外受众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描绘盛况，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场面蔚为壮观。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一些曾经在西方主流媒体工作并且有一定知名度的新闻从业人员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像苏珊一样，已经加入到中国对外传播机构，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
早在多年以前，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日本放送协会以及澳洲广播电台等西方国家的对外广播机构，就已经大量雇用来自节目对象国的移民或者学生，使他们成为日常节目编辑和主持队伍的主力军，用他们的母语向节目对象国和相关地区播音，而在这些广播机构中，只有语言部门的少数负责人由本国公民担任。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一是很难在本国公民中选拔出熟练掌握非通用语言的外语人才；二是外国人或者是外来移民语言能力强，工资水平远远低于本国公民，具有很高的性价比；三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这些外国雇员了解其所属国听众的需求和收听习惯，可以制作出听众喜闻乐听的高质量节目。
中国的对外传播，由于长期受到思想观念和用工制度的束缚以及工资经费紧张的限制，外籍员工在人员数量和工作岗位上多年来没有根本性转变。近十年来，通过不断总结和摸索，国家有关部门调整了对外传播媒体外籍专业人员的用工比例，各单位在外籍员工的使用上打破常规，从原来只是进行外文稿件修改润色的单一角色，发展到可以直接进入产品生产的一些主要环节。不论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还是《中国日报》、英文版《环球时报》，都聘用了大批外籍主持人和记者。
外籍员工在母语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个层次：
（一）文字润色和编译
在中国国际传播媒体中，文字编辑和语言润色仍然是外籍员工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工作任务。这是因为，在很长时间里，绝大多数的国际传播从业人员还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即使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海外留学、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但对外语的把握和使用能力仍无法满足国际传播工作需求，尚需要那些作为母语使用这一语言的外国同事协助，将他们想要表达的思想和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受众。
一个在我国国际传播媒体工作的外籍员工，他的语言工作效率通常达到一个普通中国员工的若干倍。目前，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外籍员工来自五十多个国家，他们大都有着良好的英文基础，于是英语逐渐成为这里的又一工作语言。近几年来，为多渠道开辟稿源，弥补人员不足造成的工作压力，深度挖掘外籍员工的潜力，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国际台鼓励外籍员工尝试一种新的工作内容：直接编译稿件。也就是说，外籍员工在正常修订中文译稿之外，将本台的英文稿件、国内外英文通讯社稿件、国内外英文报纸杂志文章，直接编译成自己的母语稿件，在广播中播出和网络上刊登。这一工作方式简化了传统的翻译、编译的工作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加了广播和网络的发稿量，其成稿效率远高于一个中国员工将新闻中心编发的汉语稿件编译成外语，然后再由外籍人士打磨加工成稿的生产工作模式。
（二）文化解读，沟通桥梁
每一种语言都脱胎于一种或几种文化，缺少文化背景的支撑，语言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仅仅凭借从书本学到的语言，而不考虑语言自身的变化规律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风俗或者是政治含义，对外传播必然会遭遇尴尬。外籍员工在他们母语的使用上有着绝对的优势，特别是在遣词造句方面，对于一个单词或短语往往有他们独到的见解，而这种语感上的细微差别，往往是学习外语的中国人难以企及的。外国人通过对一个词语、一个句子的修改，往往会折射出对语言文化的理解和语言运用的魅力，而这种天然能力恰恰从事外语翻译的人所欠缺的。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Propaganda原本是一个中性词，意思为“宣传”，中国相关官方机构的正式英文译名就用到了这个词。多年来，甚至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很长时间里，Propaganda还一直被使用，这让来华工作的外籍专家大为不解。这是因为，纳粹德国由戈培尔指挥的“宣传部”利用片面信息蒙蔽公众，所以在二战期间臭名昭著，Propaganda这个词也随之在欧美许多国家“变色”，成为带有负面意义的词语。在西方，一提起这个词，人们马上想到的是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在外国员工的强烈建议下，这个词在翻译中国官方机构名称时终于被剔除，取而代之的是Publicity或者Public information等没有任何歧义的词语。
由此可见，外籍专家和员工在母语传播中还要承担文化使者的角色，缺少这种角色，对外传播的精准性、针对性就会打折扣，甚至会闹出笑话。
（三）推广新闻理念和实践
在“新闻纵贯线”栏目的策划过程中，苏珊女士广泛参与，给节目的编排设计带来一些国际媒体的新理念。在她的建议下，栏目打出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世界”的栏目标语。节目秉承了大信息量与深度报道并重的宗旨，在新闻的编排和设计上除重点新闻报道外，其他新闻如天气、财经、报摘、体育、生活、文化娱乐等，都以板块形式出现；这些板块播出的具体时间固定，从而更接近国际媒体的惯常做法；在直播节目过程中穿插新闻事件音响、新闻当事人以及特约评论员的连线点评，令人耳目一新。苏珊还提议，早间节目在第一时间通过主持人和读报评论员的对话，将一些在新闻里没有涉及，但又被国外受众关注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内容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作为背景材料介绍给海内外听众。正如西方听众反馈所说，这样的栏目设置信息量大、可信度高，而且容易被海外听众接受。
同苏珊一样，其他外国专家也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朝着专业化迈进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鉴于中国的语言和传统，中国的新闻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特有的报道格局与方式。这种“新华体”稿件植根于中国政治文化，但如果将它不分对象和地域生硬地移植到对外传播中，就有可能得不到目标受众的认可，影响国际传播的实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马来西亚语的新闻广播多年来一直是中文新闻惯用模式的翻版，尽管新闻编译人员早就意识到这种新闻写作方式与马来西亚本国媒体不同，但他们一直沿用着过去的习惯做法。2007年，50多岁的扎哈鲁丁正式加入国际台。扎哈鲁丁是马来西亚国家广播电视台的资深新闻记者，他的专业能力很快得到中国同事的认可和赞叹。他通过不断举例、对比，指出了照搬中文“新华体”来翻译马来语新闻的不妥之处，并说服了中国同事与他一起进行改革，最终成功实现了该语言新闻广播与马来西亚当地新闻广播的对接，不但取得了良好的收听效果，也让马来语部的许多新闻人感到豁然开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