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谓时子［2 ］曰：“我欲中国［3 ］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4 ］。子盍为我言之？”
时子因陈子［5 ］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6 ］曰：‘异哉子叔疑［7 ］！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8 ］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9 ］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注释】
［1］致为臣而归：指孟子辞去齐国客卿的职务返回家乡的事。
［2］时子：齐宣王的大臣。
［3］中国：在国都中。这里的“国”指国都。
［4］矜式：效法。
［5］陈子：人名，即陈臻。
［6］季孙：人名。有人认为季孙是孟子的学生，但也有观点认为此人“不可考”。
［7］子叔疑：人名，与季孙一样“不可考”。
［8］龙断：即垄断。原意是指高而不相连的土墩子，后引申为把持或独占。
［9］丈夫；对成年男子的称呼。
【译文】
孟子辞去齐国的官职后准备回乡。
齐宣王专门去看孟子，对孟子说道：‘从前，我希望见到先生，但却未能如愿；后来，我终于能早晚聆听先生的教诲了，这使我很高兴；现在，先生又要离我而去了。请问先生，我们以后还能再见吗？”
孟子回答道：“现在我也不敢这样要求了。这本来也是我的愿望。”
几天后，齐宣王对大臣时子说：“我想在国都里拨给孟子一所房子，再用一万钟粮食供养他和他的学生，以便让我们的官吏和百姓都能向他们学习。你去代表我跟孟子谈谈这件事情。”
于是，时子就拜托陈子把齐宣王的这个意思转告给孟子。陈子照做了。
孟子听了，说道：“时子哪里知道这事不能做呢！如果我是个贪图富贵的人，哪里还会辞去十万钟傣禄的官不做，却要接受一万钟的赏赐呢？季孙曾经说：‘子叔疑真奇怪！自己想做官而不得重用，他却又让自己的学生去做卿大夫。谁不想当官发财呢？可他却想垄断当官发财的道路。’这就好比是古代的集市，本来不过是以有换无，有关的部门也只是进行管理。但却出现了一个卑鄙的人，一定要找一个独立的高地登上去，左边望望，右边望望，恨不得独霸全市场的赚钱机会。别人都觉得这个人卑鄙，因此向他征税。征收商业税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阐释】
古人认为，决定君子是否愿意做官的因素，不是利益的大小，而是自己的理想能否在当前这个社会上实现。因此，尽管孟子在齐国做到了客卿的高位，但他还是决定离开齐国，原因就在于齐宣王不能理解和采纳他的主张，更别提重用他，让他实现理想了。事实也是如此，根据《孟子》的记载，尽管相比于在魏国的遭遇，孟子在齐国的待遇已经非常不错了，尽管在很多问题上孟子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作为乱世诸侯的齐宣王却始终不肯施行孟子的仁政主张。
尽管齐宣王不打算切实地采纳孟子的建议，但他也不愿意让孟子离开齐国，于是对孟子许以重利，幻想用财富留住孟子。但是，前文已经说过了，决定君子是否愿意做官的因素，不是利益的大小，所以孟子依然拒绝了。不仅如此，孟子还再一次教训了齐宣王，他责备齐宣王虽然垄断了国家财富，却依然不打算施行仁政，纯属贪得无厌。
归纳一下孟子的一番道理，可以看出，孟子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他的理想无法在齐国实现。前文也已经说过，决定君子是否愿意做官的因素，是自己的理想能否在当前这个社会上实现。所以，孟子认为，既然在齐国无法实现它的理想，那就应该及早离开，这没有什么多说的，哪怕是拥有富甲天下的财富，也没有留下来的意义。二是孟子鄙弃了官场的垄断行为。所谓的官场垄断，在这里是说，既然已经认为没有必要再当官了，就不必再继续滞留在官场，抢别人的饭碗。所以，孟子拒绝了继续为官的请求。
官场的垄断行为和垄断市场商人的行径没有什么不同，相比之下，孟子的这种大丈夫行为真让历朝历代那些靠阿谀贿赂、买官卖官而混迹官场的人惭愧万分。自古以来，官场便有裙带关系，就像孟子例举的子叔疑，自己做官不算，还要让自己的子弟都做上官。不过，话说回来，世袭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垄断制度，即便不是世袭的科举制度，垄断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孟子指出的官场垄断现象是意义深远的。尤其具有超前意义的是，在指出官场垄断现象的同时，孟子还指出了市场垄断现象。孟子认为，征收商业税就起源于这种市场垄断行为。
就孟子的本意而言，“贱丈夫”的寓言是为了配合说明官场和市场一样，也存在着垄断，这种垄断也是干扰孟子说服齐宣王施行仁政的因素之一，一心只想称霸于天下的齐宣王体会不到这些，就算他体会到了，能不能真正采纳孟子的建议，能不能施行以道德来统一天下的仁政，这些都还是两说呢。更重要的是，孟子已经对齐宣王不抱希望了。
【原文】
孟子去［1 ］齐，宿于昼［2 ］。有欲为王留行者［3 ］，坐而言［4 ］，不应，隐几［5 ］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6 ］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
曰：“坐。我明语子［7 ］。昔者鲁缪公［8 ］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9 ］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注释】
［1］去：离开。
［2］昼：齐国的一个邑。
［3］行者：急着赶路的人，这里指孟子。
［4］坐而言：正襟危坐（和孟子）说话。
［5］隐几：凭几而睡。
［6］齐：同“斋”，意为“斋戒”。
［7］明语子：明确告诉你。
［8］鲁缪公：鲁国的国君。
［9］长者：孟子的自称，大概是因为孟子比对方年长，所以才自称为“长者”。
【译文】
孟子离开齐国后，在昼邑暂歇。有个人想替齐宣王挽留孟子，于是来拜访孟子。见面后，这个人正襟危坐，严肃地跟孟子说话，但孟子却不理睬他，只是靠着几案睡觉。
这个人很不高兴，说道：“我是提前一天斋戒沭浴后才来拜访先生的，先生竟然不听我说话，我再也不敢来拜见先生了。”
于是，孟子说道：“先生请坐，我明确告诉你我的理由：以前，如果没有人侍奉子思，鲁缪公就不能为子思安心；如果没有人伺候鲁缪公，泄柳、申详就不能安心。请你为年长的人考虑，远远是比不上子思的。是你拒绝长者呢？还是长者拒绝你？”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旧事重提，又说明了他之所以决定离开齐国的另一个原因，这就是他觉得齐宣王不够尊贤，说的直白一点，就是齐宣王不够尊重他。这一点可以从孟子引用“鲁缪公能安子思”的例子看出来。
所谓齐宣王不够尊重孟子，还是源于这一卷第二章的记载。当时，齐宣王和孟子约好了要见面，但是当孟子就要动身准备出门时，齐宣王却派人传来口信说，单方面取消今天见面，改在明天一早朝堂上见。孟子当时就火了，也学齐宣王的样子单方面爽约了，不仅做了个“不召之臣”，而且还大发脾气，号称“贤才不可招”。而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孟子再次提起，可见齐宣王是真的不够尊重孟子。
既然齐王在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这一类小事上都要摆摆架子，就说明他确实缺乏对孟子的尊重，作为圣贤的孟子自然是明察秋毫。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做人的尊严，离开齐国已经是早晚的事了。
由此看来，孟子离开齐国的次要原因，确实是觉得齐宣王不够尊重他。也许，如果齐宣王知道了这些的话，一定会更后悔的。
【原文】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1 ］曰：“夫子若有不豫［2 ］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3 ］。’”
曰：“彼一时［4 ］，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5 ］。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注释】
［1］路问：在路途中发问。
［2］不豫：不高兴、不愉快。
［3］不怨天，不尤人：这是引孔子的话。由此判断，此句中的“夫子”应该指的是孔子。
［4］时：时势。
［5］名世者：举世闻名的人。
【译文】
孟子离开了齐国。在路上，充虞问道：“先生似乎不高兴。我听先生讲过：‘君子不抱怨天命，也不责怪于人。’”
孟子回答道：“现在和那个时候的情况不同了。从历史上看，每隔五百年就会兴起一位贤明的国君，其中必定还有辅佐他的名望很高的名世者。从周武王时代到现在已经有七百多年了，从时间上看，已经超过了五百年；从时势上看，也应该是兴起贤明国君的时候了。大概老天不想让天下太平了吧，如果想让天下太平，在当今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快乐呢？”
【阐释】
孟子纵观历史，由“从尧舜至商汤、从商汤至周文王，其间皆相隔约五百年”的依据，得出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结论。接着，他又认为，从周文王到现在已经相隔了有七百年，已经超过了相隔五百年的规律，再结合当前的社会态势看，应该是到了“必有名世者”的时代了。
那么，即使到了“必有名世者”的时代，与孟子又有何干呢？原来，孟子强烈希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成为一位“名世者”，能辅助明君成就大业——孟子所谓的大业，自然是以仁政治天下。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就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是一件令孟子十分兴奋的事。对于自己的前景，孟子充满了自信，甚至认为，能担任这一历史重担的人只有他孟子，所以他霸气十足地说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谁说孟子不动心？此时孟子的心已经是蠢蠢欲动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的历史确实是在一治一乱中不断交替着演绎的，但此后的规律根本就没有听孟子的话按照“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间隔周期重演。孟子等待的“伟大的时刻”一直没有来临，孟子的希望落空了，心情极其复杂，据说甚至流露出了告老还乡和解甲归田的意图。幸亏他的学生充虞深知先生的心情，于是就用先生说过的“不怨天，不尤人”的话来安慰先生。听了学生的安慰，孟子的心情还是不能释怀，于是只好表示，时代不同了，老师也动心了。由此可见，离开齐国对孟子是个不小的打击，毕竟当时的齐国是诸侯国中数一数二的强国，是孟子实现人生理想的最好平台。
在承认自己也“情绪化”了之后，孟子向学生解释了自己不愉快的原因，他再次拿出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说法。跟前文所述一样，按照孟子总结的这个规律推算，这个时候是应该有“王者”兴起了，可孟子走遍天下，却没有遇到像商汤、周文王这样的王者。既然没有遇到王者，孟子也就做不成“名世者”了。虽然做不成“名世者“了，但孟子却分明觉得自己就是“名世者”。梦想的美好和现实的残酷让孟子如此惆怅和失落，孟子又怎能“不怨天、不尤人”呢？
即使如此，孟子也得再次找个理由让自己的心情能再次平衡吧？于是，他又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老天不想让天下归于太平，这就是孟子找到的理由。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孟子还是觉得不甘心，于是又继续自我安慰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样一想，也就没有什么不快乐了。于是，孟子算是迈过了这道坎。
孟子的“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句话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作为底蕴的。然而，孟子之后的千百年来，有人欣赏他的这句话和这种精神，也有人以此为借口批判孟子，认为他狂妄到了极点。想要揭示其真正的思想含义，只有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