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义
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文学却往往是清醒剂。鲁迅的祥林嫂，丁玲的莎菲女士，张洁《方舟》中的梁倩、荆华、柳泉诸形象，颇像活的雕塑，里程碑似的标出了中国妇女在各历史阶段走过的路。我们所以把祥林嫂、莎菲女士和《方舟》作为一个系列来考察，不仅因为将有助于从一定侧面来揭示百年来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线索，更是企图为《方舟》读者及评论家提供一个结实的、富有历史纵深感的视点，以便能在冷静的比较中，去公正地估量《方舟》的思想价值。
一
妇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被贬为祸水。长期受封建礼教高压的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则更低。于是便有了时起时伏的，与中国社会变革相伴随的妇女解放运动。各时代的文学回音壁上也不时激荡起女权的呼声。
所谓女权，是一定社会的妇女的合理需要或利益在法律上的反映。恩格斯曾称赞伟大的空想共产主义先驱傅立叶，说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1页），傅立叶说：“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54页）。而权利的实现就是对一定的合理需要的追求与满足。人的合理需要大致分如下几个层次，构成一个由低向高的级差系列，这就是：
A.生理需要——包括吃穿住行与性要求等，是最原始的基本需要；
B.安全需要——包括对生命、财产、劳动工作方面的安全保障；
C.社会性需要——通过与他人发生关系而得到满足，如爱情、友谊等；
D.心理需要——如满足自尊心，对名誉、独立、自由、地位的追求；
E.自我成就或事业需要——要求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从而实现抱负；
F.追求真理的需要——这是人的社会价值的最高标志。
这在实际上，我们已得到一个判别中国近代、现代与当代妇女的解放程度乃至社会进步的理论性参数。即是说，哪个社会的妇女所追求的合理需要层次越高，说明其解放程度越大，社会亦越进步；反之，哪个社会的妇女所追求的合理需要层次越低，说明其解放程度越低，社会亦越落后。
鲁迅《祝福》里的鲁镇是近代落后中国的缩影。被“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等封建绳索勒得透不过气来的祥林嫂，作为旧式农妇的典型是无所谓“妇女解放”的，她的需要层次是最低微的，近乎原始本能性质，即只渴望生存权。她是寡妇。为了躲避婆家转卖，初到鲁家帮佣，“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地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地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后被婆家绑嫁至贺家坳，贺老六不幸暴病而亡，她回到鲁镇听柳妈说阴府里的两个男人会将其撕成各半，她又虔诚地赴土地庙捐门槛，归来时竟“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她唯一的夙愿是活下去，只要鲁四老爷承认她是一头有生命的任劳任怨的牛马，她就很荣幸了；若在尘世活得不太平，那么她神往能在阎王殿享以安生。现实中不得满足的权利，她到虚幻的、香烟袅袅的宗教中去乞讨。何等愚昧，麻木、凄惨得令人心颤的冤魂！
比起霪雪霏霏的古镇，莎菲女士则是生活在有点欧化的三十年代的现代都市。她有知识，不愁吃穿，却因生活的空虚、孤独、沉寂而烦恼。她的需要层次显然比祥林嫂高一级。一种活泼泼的爱的欲望在她心底萌动。她搬家了，为了便于同凌吉士幽会。她发现这丰仪翩翩的南洋骑士的灵魂极为卑劣，也知道他不过是将她视为妓女的一种变体，但她还是屡悔而不弃，任其玩弄。青年女性的天然合理的爱的权利，结果被现实扭曲成一种畸形、病态的性癫狂。一个无力抵御人生寂寞，却又狂热寻求爱的欢乐，涉世不深，精神苍白的弱女子，在旧社会很容易经不住诱惑而堕落。她在日记里写道：“但我却宁肯能找些新的不快活，不满足；只是新的，无论好坏，似乎都隔得我太远了。”渴到极点却又找不着清泉的人，趴到了阴沟里去解渴。你可以厌恶她、蔑视她，却又不能不夹带一点怜悯。因为正是这个罪恶现实将爱的种子孕育成道德上的怪胎，人类神圣的爱蜕化为一种低级的禽兽发情与交尾。何等不幸，荒诞得令人鄙夷，却又发人同情的牺牲品！
张洁《方舟》中的女主角有幸成长在红旗飘拂的新中国。时代不同了，她们的需要层次无疑将更高。假如说近代祥林嫂乞求低下的生存权，现代莎菲女士希冀片面的爱的权利，那么，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思想的当代女性梁倩、荆华、柳泉她们“所思虑、所悲伤、耗尽全心而关注的，早已有了不同的内容”，这就是力争全面的权益：爱情、人格、事业和真理。女人也是人，也具有独立的、大写的人的价值。她们既不像祥林嫂卑贱地生，也不像莎菲女士屈辱地爱。
是的，她们也需要纯洁的爱：“女人和男人不一样，她总要爱点什么，好像她们生来就是为了爱点什么而生存的。或爱丈夫，或爱孩子……”当梁倩在新婚之夜被琴音般纯净的月光映得像“淡紫色的、透明的、亮晶晶的、薄羽似的轻云”飘浮起来的时候，当身患腰疾的荆华跌倒在暴雨之夜而“需要一双有力的胳膊”的时候，当柳泉在外事局横遭冷眼而想起“他有一个宽阔的胸脯”的时候，她们多么热望有个高尚、忠贞、疼爱自己的伴侣！但不幸，她们一个个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好像全是偷食禁果的夏娃似的。她们也不屑赖在那儿做亚当的花瓶、生孩子的工具或泄欲的对象。
——“你会在男人怀里撒娇吗？”“你知道什么是男人的虚荣？”白复山这么问梁倩。他不希望这个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高才生去“拼死拼活”拍片，她“可以安心在家当个太太，养得再胖一点”。梁倩提出离婚。“‘离婚？何必呢？咱不兴离婚这一套，不如来个君子协定，各行其是，互不干涉。……对外还能维持住你我的面子，岂不实惠？’白复山说这些话的时候绝不激动，跟在自由市场上和卖活鱼的小商小贩讨价还价一般。”不禁令人想起安娜的丈夫，虚伪的卡列宁。叫梁倩怎么接受这张市侩的“永远好意思的笑脸”？！
——“为了养活你家里的人，就做人工流产，我娶你这个老婆图的什么，啊？！离婚！”荆华在梦中不时被这伐木工的怒吼所吓醒！这个献身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工作者是“为了养活被打成反动权威的父亲和因此失去了生活保障的妹妹”，才嫁到林区的。“她可以回忆起每一个拳头落在她身上或脸上的痛楚的感觉；……回忆起每一桩受过的侮辱；回忆起他贴在她教书的那个小学校的墙壁上，列举她不贤不惠的大字报里的每一句话……”叫荆华怎么忘却这像霍桑《红字》般“烫在她身上”的“烙印”？！
——“你是不是我的老婆？”柳泉怕黑夜。“每当黄昏来临，太阳慢慢落山的时候，一阵阵轻微的寒战便慢慢地向她袭来。”这个外语学院的优等生命苦，其父在“文革”时一眨眼成了“间谍”，“她多么想靠在那胸膛前，诉说一下她所受到的冷漠和羞辱，她多么希望那是一片绿荫覆盖的草地，可以让她躺在那里得以怡憩。然而他却喷着满嘴的酒气，强迫她‘做爱’”。“从他们结婚以来，每个夜晚，都好像是他花钱买来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便好像蚀了本。”柳泉不情愿，他就“粗暴地扭着她问：‘你是不是我的老婆？’”叫柳泉怎么忍受这长夜的“奴役”？！
梁倩说得好：“妇女并不是性而是人。”爱人的观念是全体，妓女的观念是肉体。夫妇之情确是以性爱为基础的，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是根本不同的”，其区别在于“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3页）；而不是像白复山之辈仅仅将妻子视为“性”，而全然不顾及女方的自尊、人格与事业。既然作为男女爱情的平等基础被否定，那么爱情也就完了。假如法律意义上的家庭形式已无力保障美满的婚姻，弥合破裂的感情和捍卫她们的平等权利，她们宁可当寡妇（中国国情告诉我们，不是每个人有勇气当寡妇的）。这就是说，她们已不满足于法律给予的形式上的权利，而要求将形式转化为实质。对一个有头脑、有事业心，崇尚真理的当代妇女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独立和自由更可珍贵的了；反之，也没有什么能比将她们重新沦为男子的附庸更为悲哀的了。何等自觉、果敢、庄重得令人肃然起敬的新女性！
探讨从祥林嫂、莎菲女士到《方舟》主角这一形象系列，我们确可在某种程度上发现一条横贯百年的中国妇女从自在到自为的解放线索，从而窥视中国社会从近代发展到当代的文明历程。因为现实主义的叙事性文学形象，既然是以变迁中的社会现实为原型的，那么其作品也就或多或少带有认识性，即反映出生活的客观进程。生活中的人们总是在非常现实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妇女在不同时代所普遍追求的某一需要层次或权利，从个人看来似是纯主观的；但从总体看来，任何个人都是社会一分子或个体性社会存在，所以，女权的扩大程度又必然是和社会文明程度成正比的。事实上，人们从来只提出现实可能满足的某些需要，或只有当现实已经显露出兑现的萌芽，人们才会明确地提出相应的权利。假如说，饥寒交迫、蒙昧不化的祥林嫂在近代中国决不会产生莎菲式的爱的逸情，那么，虚荣孤傲、及时行乐的莎菲的精神境界在现代中国也决不会升华到《方舟》主角的高度。可以说，《方舟》的思想价值首先就体现在这里：即在当今文坛，还没有哪位作家能像张洁那样敏锐地颖悟到只有在比以往历史阶段更为发展的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才可能涌现出愈来愈多的梁倩、荆华、柳泉那样有觉悟、有文化、勇于追求全面权益的新女性。这是一大发现。
二
与祥林嫂、莎菲所处的时代相比，梁倩们确逢上了好世道，经济、政治、文化上都翻了身。祥林嫂哪有她们吃得好，莎菲女士的文化水准也没她们高。但又不是净土一片。“男尊女卑”的封建幽灵并未因末代皇帝的垮台而葬进坟墓，也没被天安门前的“五四”浪潮席卷干净。这不仅是因为没经资本主义阶段的中国背着过重的封建包袱，也不仅是因为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诉诸武器的批判而无暇对传统意识施以系统清理；更重要的原因是，渗透在我们民族精神深处的封建毒素已化为“最可怕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列宁），这是一种阻碍历史前进的顽强惰力，不愿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更而自行消退。一旦将妖魔放出神龛，任何咒语也难以把它唤回。
当然市场缩小了。曾像洪水般吞没旧中国的“男尊女卑”在当今社会已不能公然横行了，但它在某些家庭私生活及某些人的精神角落还盘踞着最后一道发霉的防线；尤其是对寡妇。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以前欺凌过祥林嫂、莎菲的鲁四老爷、凌吉士并没死尽，他们有的脱下老监生的马褂、南洋的西服，又披上当代的中山装而还魂了。《方舟》中的白复山、魏经理就是活着的鲁四老爷、凌吉士。所不同的是，讲理学的鲁四爷多少还有点伪善，只在幕后不许“败坏风俗的”祥林嫂染指祭礼，风流倜傥的凌吉士也多少是凭借浪漫手段来猎取艳情；而白复山、魏经理凌辱寡妇时，却连这点伪装都甩掉了，无耻到赤裸裸的程度！
假如白复山还有一点人情，能这么打量前妻梁倩吗：“他顺着这短袜一路上看上去，上面是细得麻秆一样的小腿，再往上是窄小的胯，再往上是瘪的胸，再上，是暗黄的、没一点光泽的脸。……她在他的心里再也引不起男人对女人的一丁点儿兴趣。”“像块风干牛肉”，这就是结论。魏经理则更无人味。他觉得“他对柳泉有一种权力”，好像不属于谁的寡妇就该属于他。
还令人愤懑的是个别女人，年老的、缠过裹脚布的和年轻的、足蹬高跟凉鞋的，也爱从寡妇身上“满足一下自己高人一等的欲望”。你招架得住贾主任那双贼眼吗？你抵挡得了钱秀瑛那根“歹毒的舌头”吗？这又不禁令人联想起《祝福》中柳妈为代表的那群旧式妇女，一方面她们和祥林嫂一样受苦，为她的厄运而掉泪；另一方面她们又刻薄、鄙夷地嘲笑“她额上的伤疤”，因为她是寡妇。
问题的严重性正在这里：正当梁倩们像真正的人那样挺起来，以自己的生命和才华为祖国的银幕、理论及其外事工作争光时，却又不得不分心去对抗那祥林嫂、莎菲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力量。这就使梁倩们所承受的精神负荷并不比祥林嫂与莎菲轻：祥林嫂与莎菲所寻觅的生存权与爱是个体性的，而梁倩们则以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将自我与社会相维系，超越了纯粹私利的狭隘眼界，一肩扛起开拓新世纪的战戟，一肩压着旧意识的闸门，立体交叉成梁倩们所亲临的处境。“女人们要面对的是两个世界。能够有所作为的女人，一定得比男人更强大才行。”——这就是当今的现实。《方舟》的思想价值之二也正在这里：即张洁以女性特有的深切的感受力体验到，有抱负、却又遭遇生活挫折的中国妇女在当代的命运将是悲壮的。妇女解放的道路并未走完。激越的主题不时掠过悲愁焦躁的和弦，谱织成既激人奋进又催人泪下的人生交响曲。
毋庸讳言，《方舟》中没有牧歌，没有莺吟燕语的田园风格，只有一颗颗在新生活的闪电同旧传统的乌云激烈碰撞中历劫磨难、不时变态的女人的心。她们不是幻想化的、耸立于古希腊城堡的雅典娜，这个智慧和胜利女神，一手持剑，一身华美的纱裙，威严而可爱；她们是现实化的，从中国这古老土地上仰起不屈头颅的普通女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负荷上限。一旦超载了过多的委屈、郁闷与幻灭，谁都不免会一时失去精神平衡。于是便有心理变态。除了神经、生理性原因外，变态主要来自于外界不合理的压抑。淡化压抑感的即时途径是向亲爱者宣泄。痛哭一场能产生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净化”效能。但叫梁倩们去向谁哭诉？白复山吗？他正在街头陪小妞吃冰淇淋。去向澄澄、蒙蒙诉苦吗？他们还小，母亲不忍心朝已布满迷雾的少年心灵掷冰凉的泪。“寡妇俱乐部”里还剩谁呢？“三个孤身的女人，坐在那盏落地灯的阴影里”，谁也懒得去洗碗，扫屋子，没福气祝酒，便懵头抽烟，烟圈像问号在眼前扭来扭去。像落魄的男人，雄化了。她们“多么愿意做一个女人，做一个被人疼爱、也疼爱别人的女人”。究竟是什么在强迫她们？！……
多么细腻、真切、精彩的变态心理刻画！舍此将无法展示主人翁的丰富、复杂、多层次的心灵真实及其悲壮人生，亦将无力指控封建残余压抑当代妇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假如说，鲁迅对祥林嫂丧子后的痴呆、捐门槛后的神采等变态心理的捕捉，丁玲对莎菲如醉如狂的情痴、哀婉痛切的追悔等变态心理的渲染，为这两个寓有严肃主题的近代、现代妇女形象增添了巨大的艺术魅力的话，那么，张洁对当代妇女变态心理的成功描绘，也有助于《方舟》的深刻思想放射异彩。
三
历史是沿螺旋形阶梯上升的。有时似有反复，却是在更高阶段的循环。不论《方舟》主角身上还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她们毕竟是站在远为发展的历史基点上追求着更高目标，对自身的社会价值的认识，也远较祥林嫂、莎菲女士明彻和坚定。
面对吃人的封建鲁镇，祥林嫂完全是漠然、被动、消极的。除了生命的延续和死后的安宁，她别无他求，也不知为何生存。祥林嫂之死，不仅是一出控诉封建礼教的社会悲剧，也是一出揭露近代妇女自我压迫的精神悲剧。后者的悲剧性可能比前者更深刻。“男尊女卑”原是封建阶级为统治社会、首先是为控制被剥削者而杜撰的一个荒唐观念，但正像列宁在《怎么办》指出的一样：一个工人若没有独立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势必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也很容易因此泛滥为一种汪洋大海般的社会传统势力，并反过来包围祥林嫂那样的缺乏阶级觉悟的文盲，渗透到她心灵，被奉为天条。公开的阶级压迫由此转化为一种隐蔽的、被剥削者的自我压抑形式，妄自菲薄，自我贬值，即精神上的慢性自杀。天下于是太平。
“女子无才便是德”不是笑话，而是封建伦理的经典原理。一个妇女愈有才智，思辨能力愈强，便愈易发现或珍视自身需要及价值，对“男尊女卑”就愈反感。有抗药性乃至批判力，将不利于封建秩序的巩固。莎菲女士有文化，所以特别敏感爱欲的苏醒，她比祥林嫂懂得妇女的权利与价值，但她也不是社会传统势力的对手。
看来，历史正是这么安排的：既然近代农民阶级的蒙昧无知使祥林嫂自投封建罗网，现代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脆弱亦没使莎菲冲决封建羁绊，那么，争取中国妇女彻底解放的使命也就逻辑地落到梁倩们肩上。她们是新中国培养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作为先进阶级最有文化的一部分，她们身上正酝酿着一次很宝贵的新的理性飞跃：即不仅认识到妇女解放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更认识到光有无产阶级革命给妇女带来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还不够，“还应该包括妇女本人以及社会对她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正确认识”，这样，妇女解放才是完整的，彻底的。这飞跃表明中国妇女中的先进分子已完成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转折。社会制度的更新只是为妇女解放开辟了广阔道路，而真正攀上“男女平等”的理想境界还“要靠妇女的自强不息”。
梁倩、荆华正是这样的敢于直面人生、卓有远见，又脚踏实地的当代妇女解放战士。她们的精神境界远远地高出祥林嫂、莎菲女士和“花蝴蝶”钱秀瑛，也高于有些懦弱的柳泉。厄运使柳泉有时怀疑自己的价值：“夜深人静，她一个人伴着那盏孤零零的台灯”，“起劲地念着一本顺手抓来的英文杂志的时候，她会猛然清醒：她这是在干什么？英文，大学五年栏栏写的都是5的成绩册，还和她有什么关系啊？”有点消沉。荆华比她坚强。她明明知道：“一个女人要是一天到晚只会讲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会把一切男人吓跑的”，但“要让荆华丢掉这癖好是不可能的。那等于让一个跛子丢掉两个拐，一个歌唱家割去他的声带”。她为何投身理论界的思想解放潮流“写挨批的论文”？因为她有她的信念：“人要是没有这点社会责任感，人人都想从这个社会里拿点什么，而不想给这个社会点什么，那可怎么办呢？”她像梁倩一样深信“自身存在的价值”——“对人类、对社会、对朋友，你是有用的”。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马克思主张，价值就是凝聚着一定社会劳动量的产品的一种对人类有用的属性（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72页）。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也是他所参与的那个社会实践的产品，他的价值高低与他本人的能力及其社会贡献的大小成正比。这个价值观也是梁倩忍辱负重、百折不挠、抗争奋进的精神支柱。“她也有她的悲哀，但这悲哀只藏在她的心底深处。”她把心血都倾注在分镜头上。她是艺术家，为人民创造艺术带给她无限的欣慰与欢乐。也“只有在这时，她才觉得自己是有活力的”、充满了“自由感”：“梁倩的眼睛亮了。她眼睛亮起来的时候真美，仿佛她灵魂里的两盏灯。”感谢张洁，她以思想家的睿智和诗人的深情，为我们创造出一组觉悟到自己的权利和价值，将自身解放与社会进步相结合，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中国妇女中的最可爱的人。
有人不同意上述评价，说：“张洁写了三个怪女人。”他们感到不安的地方，恰恰是《方舟》最大的思想价值之所在。作品评价的分歧现象，颇像商品的价格浮动。商品的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时常不平衡。商品价值是被一定量的必要社会劳动时间所规定的，市场价格则随时受供求关系的变动而上下波动。同样，作品价值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即有一种内在的、相对稳定的质的规定性），至于社会评价迥异，根子是在各个读者群之间的思想差异。因为，几乎每颗人脑都不免有这类惯性，即只根据自己所习惯的观念或偏见来判断对象的强烈倾向。我们猜测：某些读者群对《方舟》评价偏低，可能与他们头脑中残存的“贤妻良母”模式不无关系。
从历史发展眼光看，莎菲女士无疑要比祥林嫂进步，不无一点可取之处；至于梁倩们则比前两者更高，当然有权争得社会的理解和尊敬。《方舟》的思想成就在于：张洁能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妇女解放的高度来疾呼，中国需要梁倩！无论是对于自觉争取更多解放的当代妇女来说，还是对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家来说，梁倩都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
请为梁倩们干杯吧！历史的曲折应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中国大地不仅洒遍了秋瑾、向警予、张志新的血，还饱含着祥林嫂、莎菲女士和梁倩们的泪。让一切女人的不幸，让一切历史的不公正，都到此为止吧！
原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