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
1993年这个毫无诗意的年份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别开生面的篇章。在这个所谓文明的一片废墟上，文学居然在它的末日行将到来之际迎来了盛大的狂欢节，最精彩的片段当推《废都》。它以惊人的销量迅速覆盖祖国各地的书摊，这是一次对纯粹的阅读欲望的最成功的煽动。来自社会主义各个行业的文字爱好者，贪婪而快速吞噬每一个章节，咀嚼微言大义，在□□里漫步、舞蹈、疯狂扭动。这真是一次阅读的盛会，一个关于阅读的狂欢节。当然，它首先是书写的狂欢节，一种狂欢式的写作。在这一意义上，《废都》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文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化溃败史，一个全景式的后现代的精神现象学空间。贾平凹，这位“纯文学”的最后一位大师，确实功力非凡，《废都》是这样一个多重的、超级的、开放的文本，它可以在任何一个位置上来读解：它可以被看成是一部传统式的经典，一部现实主义式的心理自传，一部现代主义式的精神病史，一部后现代主义式的赝品总谱……如果用利奥塔德的眼光来看，“后现代时代是一个文化稗史的时代”，那么《废都》则是一次对文化稗史进行的一次稗史式的书写。《废都》真是应有尽有：它有这个时代的精神焦虑；有个人的白日梦；有对欲望的革命性放纵；有最古雅的文化活动和最时髦的投机倒把，有对床笫的迷恋和对字画的品味；有吸毒和打油诗；有对古籍的模仿和对现代政治学的愚弄，甚至还有东方特有的□□——一种古典的和解构主义式的符号……《废都》把这些混乱不堪、奇形怪状的东西强制而又巧妙地缝合在一起，制作了我们时代最快乐的文本——后现代式的狂欢节传奇。
一、回归与流放：性欲的神话
贾平凹无疑是新时期以来的重要作家，他长期隐居于西北一隅，却名声在外。三毛的一纸遗言，更使贾平凹身价倍增，作品畅销于海内外。事实上，贾平凹并非不闻世事，只作圣贤文章。只要稍加浏览一下他近十年的作品，不难看出他是个正宗的主流派作家，只不过贾平凹姿态做得好，弄得神秘兮兮。似乎他的那些描写“山野风情”的作品，不食人间烟火、远离现实而别有格调。事实上，贾平凹不过是在保持“寻根”的流风余韵，正是对“寻根”的眷恋，贾平凹一味在中国本土（尤其是商州本土）上下功夫，这不仅决定了贾平凹的美学期待，而且决定了他的意识形态幻想：贾平凹一直没有忘却80年代中期作为历史主体的叙述人的角色，经过一段时期的遮蔽隐匿，他面对着文化主潮（现实）——溃败的文化现状，试图重新确认“自我”（知识分子）的历史位置，于是就有了《废都》。如果在这一意义上来读解《废都》，那未免过于抬高了贾平凹的文化自觉性。不错，贾平凹确实企图完成一次“自我确认”，然而，他不是对我们的文化现实作出客观的、合乎实际的深刻解剖，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给予恰如其分的揭示，相反，贾平凹把这次“自我确认”当成一次重返历史主体的虚假满足，变成一次毫无节制的精神意淫，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性欲神话。
是否真如传闻所言，这部作品写作的是作者个人的生活秘史，是真实的精神自传，尚无从断言；也许如作者的声明所说：“情节全然虚构，……唯有心灵真实……”如果这样的话，主人公庄之蝶身上投射作者的心理幻想乃是理所当然。庄之蝶，这个由“庄生梦蝶”这句古语来命名的大作家，他显然沟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这是有古典士大夫遗风的现代文人。他在文化上的暧昧性（古典的，还是现代的？），给文本超时空的拼贴提供了足够的余地——这是后话。重要的是庄之蝶是个名人，桀骜不驯，不修边幅，有意蓬头垢面，穿双拖鞋，喝酒，题字，玩画，何其潇洒。就连暴发户黄厂长，这个当今最有气势的人物，见到他也是点头哈腰，为求他的一则短文作尽媚态。庄之蝶不仅在文化界呼风唤雨，而且在政坛上占据一席之地，诸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之类，与市长直通热线等等。他的风度、气势、做派以及社会影响，俨然是这个社会至高无上的人物。以庄之蝶为首的四大名人几乎占尽西京城的风光，书法、绘画、歌舞加上文学，四个撮堆就高度概括了西京城的文化风情。这几个文化名人目空一切而无所不能，人们仰着脸瞻仰他们，顶礼膜拜，这就是贾平凹设想的历史位置——期待已久的（知识分子的）自我确认，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自我设计的虚幻镜像。
贾平凹当然不仅仅是简单重温那个时期的集体镜像，他的“心灵的真实”来自“自我意识”，来自精神自恋。重温历史的动力学乃是自我夸大的精神病理学，名人欲超越了现实条件，远离知识分子实际的历史状态，80年代的那个巨大的历史主体自我反射的镜像早已破碎，残余的碎片被贾氏拾掇珍藏。与其说个人的白日梦在这里找到了它的历史起源，不如说破损的历史在这里开始了它的衍生行程。然而，这个历史主体重新崛起的神话，其实不过是一个性欲焦虑者的心理补偿。这个叫作庄之蝶的惊天动地的“名人”，在整部作品中我们实际上读不出任何激动人心的光辉业绩，他那显赫的名声除了偶尔被人利用一下，并没有人对此当一回事，那个尊崇他的文学爱好者，却也不过把他题名的书当作废品卖掉。他被搅进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手足无措，任人摆布，终至于一败涂地。他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为人捉刀写情书，如此做法看不出任何必要，也与情理相悖，这显然不是一个名人做派。他开书店本想在商海中捞一把，却做了赔本买卖，为学生所骗。当然这个品格高尚的名人也偶尔骗人，乘人之危却也驾轻就熟，收买龚靖元的字，到底是在救他，还是在趁火打劫？说龚靖元就是庄之蝶谋害致死也不为过。庄之蝶最后一败涂地，连市长也对他失去信心——这不过是政治家对知识分子鄙视的暗喻，这个西京城里风云一时的名人无所作为，以至于没落潦倒。事实上，四大名人加上孟云房，没一个活得像样，瞎的瞎、死的死，再不就是流落街头。
重返历史主体位置的梦想终至于破灭，如果说贾平凹是有意识全面书写知识分子的精神颓败史，书写这个时代的文化溃败史，那倒是值得赞赏的伟大举措。然而，这个破败的主体却在破败的文化现实中找到了恰当的支点——女人（性欲）。他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也不可能打算在社会现实中给予主体以新的历史定位，贾平凹当然不可能如此糊涂，两眼一抹黑到不顾基本的现实状况。现在，这个重新确认的主体，虽然不再是一个文化英雄，但却是个欲望的英雄，他无须在社会现实中，或者说无须通过重建历史表象来确认，而是在一套欲望的话语中复活。那一片乱糟糟的外部文化现实，不过是一种遮蔽物，一种借口。那个主体是否在文化现实中死去或破败，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在欲望的倾诉和满足中得以确认。正是在这一水平上的确认，贾平凹既似是而非地讲述了知识分子破败的故事——这个故事使他获得“严肃文学”的合法性和堂而皇之的外表，而且使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倾注全部笔墨去表达对性欲的渴求。性的话语使那些在历史的、文化的水平上的集体镜像的辨认，改变为纯粹的个人化的自我确认，对个人秘史的温习，对个人欲望的神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那些商业主义操作和商业主义式的叙事笔法才显得顺理成章而无所畏惧。
庄之蝶这个文化名人慑服的唯有女人，在妇人那里他获得充分的肯定，这使他成功地确证了自己的存在。这个性焦虑者（早泄患者）那故作潇洒状的名士风度，其实是性焦灼者恰如其分的外观。现在唐宛儿这个美艳风骚的妇人如期而至，他们一拍即合，这个文化名人迅速成为一个欲望的英雄，到处是他们交媾的场所。庄之蝶把他的那个寻欢的去处称之为“求缺屋”，与其说他在“求缺”，不如说在“补缺”，他的缺失正是性欲，他的姿态一开始就摆在那里，只有女人能填补这个“缺失”。这个填补乃是双重错位的结果：这些女人出身低微，唐宛儿是个与人私奔的妇人，柳月是个保姆，阿灿则是个削价处理品。她们都对文化名人有着奇怪的渴慕之情，她们通过献出身体而从庄之蝶那里夺取文化，正如阿灿在交媾时所说的那样：她不仅是获得身体的满足，更是“整个心灵的满足”。对于庄之蝶来说，他需要的是妇人的身体，他交出“名声”，而获得身体。他是个欲望的焦虑者，而女人则把他误读为文化名人；那些女人不过是文化膜拜者，而庄之蝶则把她们读解为淫妇。贾平凹也许设想运用这个双重误读来获取双重意义：它既肯定了庄之蝶文化名人的主体地位，又顺利完成了性欲话语的表达。实际上，这些女人在文化上对他的肯定是十分可疑的，这些私奔者、保姆和劳动妇女，她们对文化以及对文化名人的渴慕不过是贾平凹的假想和强加。如果说庄之蝶在文化上的意义仅只是由这些妇人来确认，那么这是肯定还是嘲弄？庄之蝶重返历史主体的夙愿是彻底落空了，他不过只是个性欲焦虑者，一个假想的欲望英雄，一个从历史主体位置上跌落到（流放到）性欲沟壑里的纵欲者。他对于我们的文化并没有多少真实的概括意义和批判意向，作为个人欲望化的表达，作为意淫式的写作，庄之蝶的形象也只能扎根于“心灵真实”之中。
这种用女性来确证男性回归自我（性、主体、历史等等）的做法，并非贾平凹首创，张贤亮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滥用过。如果说张贤亮把女人作为个人自我忏悔的依据，由此放大为反省历史主体的现实神话，那么，在贾平凹这里，那种意识形态的冲动已经全然丧失，剩下的是纯粹的交媾。它所遗留的再也不是文字的和心理的意义，而仅仅是一些□□，这不在的（absence）符号引发的是长长的关于性的话语的无穷遐想，它所沟通的乃是古典时代的记忆，关于性的各种本文构筑的文化稗史。
二、复古的妄想症：拼贴文化稗史
《废都》是一种移位式的写作，它为诸多的假象所遮蔽，在每一个插入点上它都似是而非。那些观念、姿态和动机，在写作的推进运动中不断退化、逃避和萎缩，宏伟的所指空间在自行瓦解，只有能指的辩证法倔强挺立。集体的无意识冲动退化为个人的欲望表达，文化英雄蜕变为欲望英雄，女人确证缝合了（颠覆了）这两种角色。然而，观念域（所指域）的确证，在写作的冲动中再次被颠倒。个人的性幻觉，它从“心灵真实”的隐秘世界获取了多少养料呢？这个所谓的“心灵真实”被偷换了，因为心灵根本就没有真实，或许，根本就没有“心灵”，它的翻版不过是几本典籍。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
中国的《西厢记》、《红楼梦》，读它的时候，哪里会觉它是作家的杜撰呢？恍惚如所经历，如在梦境。好的文章，囫囵囵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这种觉悟使我陷于了尴尬，我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虽然清清楚楚这样的文章究竟还是人用笔写出来的，但为什么天下有了这样的文章而我却不能呢？！
对古典文本（text）的渴求构成了写作的原始动机，因而，庄之蝶这个文化破败时代的虚假主体，与其说他的真实欲望为一群文化膜拜者——一群反文化的妇人所补充，不如说为一堆古典文本所填补。庄之蝶，这个早先被阉割了性机能的文化名人，现在找到了他的欲望复活的依据——唐宛儿——这个古典文化记忆保留已久的原型女性（邪恶的、祸水式的），她最标准的母本就是潘金莲。而《废都》当然也就在《金瓶梅》那里找到了模本。那个性低能儿，那个文化不孕者，自从接触了唐宛儿一切都复活了，他甚至令唐宛儿怀孕。这正如贾平凹在古典珍本、野史笔记里不仅找到了写作的源头，而且给出了文化延续的承诺（从此知道“好文章”怎么做了）。
然而，贾平凹在这些古典文本中（提到《红楼梦》《西厢记》）唯独遗忘了（还是有意回避了）《金瓶梅》？事实上，只有《金瓶梅》才是《废都》的母本，贾平凹“心灵真实”的源泉盖出于此。庄之蝶活脱脱是西门庆的化身，只不过披了一层“文化”的外衣。至于那些喝酒行令，又是从《红楼梦》那里兼收并蓄；而“那妇人……”的笔法则与《金瓶梅》及古典话本小说如出一辙。那些□□，不折不扣是《金瓶梅》的照搬，它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躲避检查制度而遗留空缺，也不仅仅行使商业广告的职能，它公然表示了与《金瓶梅》的文化和文本的姻亲关系。然而《废都》到底从中吸取了多少古典文化的精华呢？古典艺术作品永远只能属于那个时代，属于那种文化。《金瓶梅》以及那些野史笔记小说随着那个时代的死亡，徒然留下了一些文化记忆，留下一些文本。正如那些伟大的悲剧事件重复出现则成为喜剧一样，那些被称之为“经典”的文本被重新模仿，也就成为“稗史”。事实上，贾平凹兴趣所在又何尝是那样一种文化气质呢？他站立在现代商业主义的地盘上，翘首远眺，透过那些蛊惑人心的□□，他除了看到更为翔实的交欢场景还能看到什么国粹呢？诱惑着贾平凹的，不过是那些所谓“实录”笔法，所谓房中秘史。在他的注视下，那些经典名作的神韵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徒然剩余一些传说和故事的断简残骸，它们不过是一些文化稗史的堆积和拼凑。文化经典并不是在任何时代对任何个人都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取决于这个时代、这些自称文化创作者的人们是否有能力承受这些遗产。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人们以经典文本为范本，就是在“弘扬”，就是在本民族文化中找到了活的源头。与其说贾平凹在膜拜那些经典珍本，不如说是祈求古典时代的野闻稗史来充实他的写作。
这些经典名作和暗喻着经典文化的符码，不仅给贾平凹讲述的男欢女爱的故事提供原始素材，给那些引人入胜的场景提供句式笔法，而且它们直接构成了那些场合的背景和道具。在寻欢做爱的时刻，那些妇人经常手持《红楼梦》之类的书籍阅读，诸如《浮生六记》《翠潇庵记》《闲情偶寄》之类的古籍读本使唐宛儿获益匪浅。这些女人也自觉跨越时代界限，等同于古典时代的淑女妇人（如董小宛），这到底是这些女人的错觉还是作者的预谋？对于贾平凹来说，这些女人本来就从那些古典读本中脱胎而来，甚至连阿灿都谙熟“所有古典书籍中描写的那些语言”，他们在做爱中“把那些语言说出来”，所有曾在《素女经》中读过的古代人的动作“都试过了”。这是一次奇怪的交媾，一次模仿式的交媾，对古籍的模仿成为交媾的动力和快乐的源泉，正如他的写作，他对这些交媾场面的描写，乃是那些古典文本的任意拼贴。他试图表现一个文化破落者向欲望英雄的转变，然而，他的欲望也是不真实的，不过是对古籍读本的温习和模仿，不过是野史笔记的勉强拼贴，不过是复古的妄想症。
对古籍的崇拜也并非贾平凹潜心修炼而有所悟，事实上，这不过是投合了近年来文坛学界的时尚而已。1989年以来，中国学界似乎形成一股势力，那就是崇尚国学，标榜“中国人只能做中国之学问”。作为一时学风，本无可非议，然个中情理却大有暧昧。有的确实献身于学术，经过80年代的风潮跌落而恪守学术之纯粹，以国学为正路，其志可嘉。然而多数人则是看风使舵，借用权威意识形态倡导“弘扬传统”之类的招牌，整理国故，搜集古董，摆出学富五车、博览古今的架势，装神弄鬼，表面上对“国学大师”顶礼膜拜，骨子里却是投机取巧、逢迎投合。更有雄心者，似乎从此就能代表中国与世界对话，那肩上扛的一堆古籍是唬洋人的，还是向洋人兜售？其实对话、抗衡是假，招徕发达资本主义买主才是真。那些兜售字画的、作流浪状的、卖艺的、拍电影的……已经做足了“东方神秘主义”的媚态，莫测高深的“国学”当然还得慢慢来，待价而沽。显然，贾平凹深谙个中道理，在《废都》中，不仅那些交欢场面浸透着“传统”味道，而且随处可见算命打卦、烧香念佛、研读《易经》、揣摩“神数”，弄得东方文化玄机四伏、妙不可言。对于我们这些生长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们来说，觉得不伦不类，然而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看客来说，这却是“东方神韵”的佐证。
贾平凹数年前就以“山野风情”——西北的地缘文化特征而别具一格、引人注目，不仅在国内文坛独树一帜，而且在国际文坛小试锋芒。199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自选集，扉页上的简历写有：“长篇小说《浮躁》曾获第八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十部作品先后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及舞台剧上演。在海外被翻译出版的有英、法、日、德及港台繁体字等多种文本。”那点地缘文化就弄得港台和老外晕头转向，自以为碰到中国文化的传人了。这回干脆要把那点“山野风情”放大为古国文明的文采风骚，得中国文化之全部精粹，足以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买主和看客喝彩叫好。
要诱惑第一世界，当然不仅仅依靠古旧的“东方神秘主义”，涂抹上一些政治色彩乃是必不可少的。《废都》里不时穿插一些收破烂老头唱的民谣、口头禅，显然不是对古籍的简单模仿和直接糅合进当时的风土民情。讽喻政治，似乎使这个关于男欢女爱的模仿古籍的故事具有了当代性的意义，并且拥有了政治上的挑战姿态。甚至连那些诱惑人心的商业广告□□，也不单纯是对古籍的抄袭，它同时具有政治上的迷惑性，它是对现行的检查制度进行的一次根本不存在的抗议的符号。作为这一意义上的象征符号，混合那些似是而非的民谣，给第三世界文化的“东方神秘主义”打上了政治标记。正是由政治/写作/文化构成的三边关系，使《废都》成了纯粹的第三世界话语。作为一次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下意识认同，《废都》并不仅仅是拼贴了古代的文化稗史，它同时是当代文化稗史的拼贴，一种纯粹的、不折不扣的后殖民主义话语。《废都》正是以这种独特的写作姿态，完成了一次文化和政治的弥天大谎。《废都》如果能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看客上当受骗，也扛回来一个“金熊”“银熊”之类的奖状，那也不失为一次杰出的文化报复。
三、无可挽救的颓败与狂欢时代的来临
80年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历经的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只要稍加浏览一下这一历史行程，就感到触目惊心。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代中国文学充当思想解放运动的马前卒，反省“文革”，审视伤痕，塑造惊天动地的改革者的形象。在“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纲领下，人们开始寻找个人的感情生活。那时人们谈论起爱情来尚且犹抱琵琶、秀色可餐。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写得朦朦胧胧、铭心刻骨而虚无缥缈，却如同匕首投枪扔进道德领域。数年之后，张洁写下《方舟》，那种优雅美丽的爱恋，已经变成几个怪戾女人的性苦闷。尽管如此，它依然可以在“人性解放”的纲领下来读解。80年代中期，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令一代青年倾倒，那种奋斗意志夹杂着至高无上的“爱情”，成为一个时代的生活教义。几乎是在同时或随后不久，张贤亮以描写在一片芦苇丛中窥视一个赤裸的女人而越过禁区。一个男性的性能力的丧失到复归的故事，尽管被注入了过多的历史理性思考，也依然没有使这部作品改变它成为一代青年的性知识导读手册的命运。解放了的人们已经不再需要进行启蒙主义教育，对于这个时代的革命性巨变，文学企图跟上它都显得力不从心，人们有了自己的想法、趣味和游戏规则。
80年代中期，“现代派”和“寻根派”耗尽了文学构筑意识形态的热情和想象力。当民众不再从文学那里获取生活教义时，文学的衰落命运也就注定了。80年代后期，是民众与文学（知识分子）互相遗弃的年代。这个时期有一批青年作家步入文坛，他们几乎是怀着愤懑去进行一次形式主义革命的。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文学话语，同时也使这个时代的文学话语成为文学的话语——这是一种拒绝的话语，一种自我祈祷的话语，文学在拒绝大众和逃避社会的时刻，获得了它从未有过的纯粹本质。蛰居于象牙塔内的纯文学当然无力（也不屑）去构筑时代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这个时期社会的中心化价值体系正趋于解体，旧有的信念体系正面临“合法化危机”，而新的价值准则却还远未形成。文学如果不是在形式主义的栈道上匍匐前行，那就得去咀嚼生活现实中那些最简单的事项和粗浅无聊的快乐——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学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切中了时代的命脉。
谁还能指望这个时期的文学写作者去充当历史主体呢？个人化的写作又如何会有重筑集体乌托邦的冲动呢？时代的共同想象关系解体之后，笼罩于我们生活之中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的生活露出了它全部的粗陋事实和狰狞面目。毫不奇怪，8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处在我们文化前列而保持历史敏感性的文学和那些随波逐流、取悦于大众的文学一样，不再讲述温馨美丽的爱情故事。池莉的宣言是“不谈爱情”，王朔的准则是“过把瘾就死”，孙甘露在“请女人猜谜”，余华认定“难逃劫数”，刘震云则在“一地鸡毛”里寻求快慰……这就是我们时代最精彩的文学景观，它恰如其分地道出文化溃败时代人们的生存态度和内心感受。于是，在“爱情”破败之后，性却极其凶狠地从生活的底层暴露出来。并不仅仅是那些媚俗的通俗读物以拙劣的笔法赤裸裸地刻画那些刺激性的场面，就是纯文学，那些精心雕琢的笔法也从容不迫、兴致勃勃地描述一些似是而非的性爱故事。在爱情的浪漫情调和理想主义色彩褪去之后，“性”在纯文学的叙事中仅仅被当作某种生活的原材料，当作人们返回生活的纯粹状态的必要通道，甚至当成生活绝对破损的证据。
“性”被如此醒目地置放于文明解体的祭坛上，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宗教，它预示着个人的感性需求和快乐原则占据了优先地位。也许如福柯在《性史》中所说的那样：“在我们迫切要从压抑的角度来谈论性的焦灼背后，无疑有一种支柱，那便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无拘无束地出口反对现存的种种权力，说出真理，预言极乐，将启蒙、解放与多重的快感联系在一起，创出一种新的话语，将求知的热情、改变法规的决心和对现世快乐的欲望紧密结合起来。这也许不仅能解释对性压抑所说出的东西何以具有市场价值，而且能说明仅仅侧耳倾听一下这些志在清除压抑影响的人们说了什么何以也具有市场价值。”也许在我们这种文化中，“性”承载着过多的象征意义，也许像福柯理解的那样，“性”经常是政治的转喻形式。如果说在人们最初向“性”禁忌发起挑战时可能是那样的话，那么，解放的人们早已无所顾忌，也无所希冀，“性”已经露出它纯粹的面目，它只与感性原则和快乐原则相联系。对于一个丧失了“中心化”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说，“性”的象征意义已经所剩无几。在我们这个谎言泛滥的时代，“性”的话语也许是唯一真实的话语，它经常是那些谎言的终极所指，它甚至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美学原则。人们似乎已经发疯，他们潮水般涌进歌厅舞厅，他们在街头书摊前流连忘返，他们反复咀嚼电线杆上那些杂乱字句的暧昧含义，他们对南方的城市心驰神往——当然不仅仅是在脱贫致富的意义上。我们的传媒把那些号称“东方风情”的女性打扮成十足的商业性感女郎；那些歌唱爱情的“纯真少女”总是以轻装上阵而博取喝彩；娱乐文化同时创造出高仓健式的勇猛男性和郭富城式的纯情少年以满足不同女性群落的口味……性感和性幻想已经渗透到大众文化的每个细胞中去，并且以各种暧昧的形式（形象）给予这个时代幸福的承诺。
从意识形态高空跌落到生活“原生态”低谷和形式主义险境中的纯文学，还试图以“性”作为尖锐的长矛来抵御生活危机，它终于发现手中操持的是过时的武器。人们根本就不压抑，生活这架风车旋转得十分欢快，它的轴心就是欲望。退到生活最后区域的“纯文学”还有什么作为呢？这是一次无可救药的殊途同归，纯文学当作文明颓败之终极症结的“性”，大众把它作为新生活快乐的起点，这个文明的尽头却预示了远大的前景。当生活的最根本内容被简化为“性”时，这种生活及其写作所表征的文化也无法摆脱它颓败的命运。这也是个绝妙的转折和理所当然的延续，不再甘心寂寞地蛰居于象牙塔内的“纯文学”，从这里找到与大众趣味相通的接合部，填平鸿沟、越过界线、媚俗、取悦大众、同流合污，甚至更彻底地到中流击水——纯文学在当今时代不是绝望地被大众拖着走，就是无耻地领着大众走，它当然选择了更加悲壮的后者。实际上，从“爱情”演化到“性”，不过是一个表征，尽管其中隐含着非常尖锐的、富有挑战性的历史意识。然而，作为一种文学，一种文化的致思趋向和美学格调，则表明这种文化离自暴自弃已经为期不远。
1992年到1993年，种种迹象都表明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转型，再也没有几个人死抱住所谓“纯文学”观念而负隅顽抗。“现代性”的焦虑和偏执；随着几个诗人的象征性死亡，已经耗尽了它的最后一点真实含义。后现代主义式的狂欢态度正在广泛为各种文学写作者、推销商和庞大的阅读群体所采纳。“暴露癖”与“窥视癖”终于使写作者与阅读者共享欢乐，“性”成为“填平鸿沟”的临时通道。事实上，《废都》是一次拙劣的总结，又是一次伟大神启。连我们时代“最后一位大师”都无力修复“纯文学”（美文）的历史，它最终不得不变成对古籍、禁书、淫书的拼贴，那么，“纯文学”的破败确实是无可挽回了。一个虔诚的文化守灵人，却又不得不高唱纵欲者之歌，以此来祭奠经典文化的死亡和招徕街头书摊的匆匆过客——这本身就是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末日景观。仅此而言，贾平凹虽然不值得称道，却无疑令人肃然起敬。
也许“末日”“破败”这种说法现代性的意味过于浓重，其实失败的不过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破败的也不过是古典性的“纯文学”梦想。这个时代的文化还在旺盛生长，成批量制作，疯狂地传播，依然——甚至更加贪婪地被人们阅读。我们处在一个文化大规模扩张的时代，这是文化工业的胜利。固执精英主义的文化立场不合时宜，而且注定了要失望。人们生活得很快活：他们嚼口香糖、戴博士伦、穿超短裙、他们与KTV包厢融为一体；他们看连续剧，办出国护照，或者逛跳蚤市场；他们读《废都》或《白鹿原》……文化的边界被拓宽了，界限也被抹平了，文学已经变成大型娱乐场的一辆碰碰车或者电子游戏机，快乐比思想更实惠，也就变得更重要。马尔库塞当年不就呼唤过“感性解放”吗？这个“解放”的革命前景可能会令他本人脸红，但是人们确实都很快乐。在这个意义上，苛责《废都》显然是多余的。
当代中国文化已经迎来了它的狂欢时代，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这场声势浩大的狂欢节。正如巴赫金所言：“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我们已经无法在常规的意义上固执文学很久以来抱有的梦想，“纯文学”和“严肃文学”已经是昨天的事情，它只具有符号和招牌的功能，像一只娇媚的羊头，挂在狂欢节的入口处。而杀死“纯文学”这个俄狄浦斯式的父亲，正是当今的文学写作者在这个狂欢节上表演的拿手好戏，贾平凹不过以他尤为麻利的刀法而令人不堪忍受罢了。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