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你一样，我有八年的时间没见到胡美丽。和你一样，我也想问她：这八年你到哪里去了？
我们坐在她卧房的落地长窗前，下午两点的阳光挥洒进来，想想看，冬天的阳光！我们不约而同将脸庞抬起，向着阳光，眯起眼睛。
德国的冬天使人想自杀，她说，你知道吗？今年12月，整整一个月，我们这里的人平均总共享受了十九个小时的太阳，十九个小时！以往的十二月，平均阳光照耀的长度是三十八个小时。
我张眼看她，阳光里是一张四十岁的女人的脸庞。皮肤的弹性和张力都松弛了，皱纹爬满了额头和眼角，眼睛下面浮起眼袋。
你憔悴了，胡美丽，我说。
她没好气地睨我一眼：还用你来说吗？我们这种一年回国一次的候鸟最倒霉，一到台北，每一个人抬头看到你，第一句话就是：“你憔悴了！”因为他们自己之间相濡以沫天天对看，不觉得自己变老；我却是让他们一年看一次，每一次他们就对照去年的印象，于是每次都像看到鬼一样，说，哎呀，你憔悴了！好像他们自己青春永驻哩！
她半认真地发了阵牢骚，然后八岁的儿子进来问：“妈妈，我们可不可以看电视？”她鼓起眼睛作出很凶的样子骂道：“时间还没到看什么电视不是讲好每天从4点看到5点现在才2点半你知道吗！”
大儿子嘟着嘴出去，四岁的小儿子四脚落地用爬地进来，在胡美丽脚边磨着，嘴里还喵呜喵呜地叫着。做妈的笑着就要去搂他，他挣扎着不让她抱，说：“你不要抱我，我是你的猫咪，你丢一条鱼给我吃——”
等两个孩子都到邻家玩去了，我才有机会问她：为什么她消失了八年？
我呀？她把腿长长地搁在另一张椅子上，两只手臂往后托着脑袋，脸仍又向着阳光，我呀？在闹中年危机，闹中年危机的人怎么写作？
中年危机闹了八年？我傻了眼，是不是太长了一点？
以下，是胡美丽在那个有阳光的冬日午后对我说的话。她穿着条脏脏旧旧的牛仔裤，光着的脚搁在椅子上。向着阳光的脸庞，看起来还是那么任性。
龙应台，二十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就是被人口贩子拿去卖了沦为军妓，我都有办法再站起来，只要有意志力，人随时可以拯救自己。堕落是弱者的自愿选择。
三十岁，我觉得女人只要有觉悟，她可以改变社会、改变自己。1985年为什么写《美丽的权利》？因为那个时候的台湾竟然还有女职员由于结婚怀孕而被迫辞职——那是九年前，这情况在九年后改变了吗？没有！去年就有一桩。这等于证明，写了文章也没用。
女人只是男人的一半！其实，有许多女人喜欢做男人的一半，有许多男人喜欢做女人的全部，这都没问题，可是也有许多女人不想做人家的一半，她只想做她自己的全部；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也给这样的女人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不是吗？
“美丽的权利”也不过就是“充分发展的权利”。我当时所希望看到的，也不过是，有一天，当你问一班外文系的应届毕业生“毕业想干什么”时，不会有三分之二的女生告诉你，她们想到贸易公司去当秘书！
我当然不是说，这些女人都该改口说“我们要去当老板”。世界上没这么多老板，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可是这个社会架构认定了老板是男人做的，秘书是女人做的，而女人又毫不怀疑地认同、拥抱社会所派给自己的角色。这个社会未免太陈腐了吧？我以为，凭着女人的自觉，凭着人的意志力量，这个陈腐的社会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它也已经有所改变，至少，没有哪个大学校长再敢在会议场合叫我“阿花”或“小姐”，你不能不说这是进步。
可是这进步算什么？《美丽的权利》还没写完，该骂的人还没骂到，我做妈妈了，美丽的权利受到空前的考验。
生了孩子之后，你可以说是荷尔蒙在作祟，我不可自已地爱上了孩子，不只是自己的孩子，在马路上走着叫着笑着闹着的孩子我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几年来还一直想着是否要收养一个不幸的孩子，让他分享我满溢的母爱；只是因为对自己的体力不够信任，所以没有付诸行动。好吧，这样喜爱孩子的人，当然不愿意将孩子交出去给别人养，我自己享受都来不及呢！
谢天谢地，让我做个全职妈妈吧！
咦！为什么你得带孩子呢？爸爸到哪里去了？你应该和他50:50地分担呀！
一个二十二岁的绝顶聪明的新女性向我质问。她在大学里学建筑，通四种语言，将来要做世界一流的建筑师。
呃——因为我喜欢小孩，我喜欢看他们在公园里纵情奔跑，喜欢听他们牙牙学语，喜欢看他们吃得饱饱的，喜欢看他们睡着的脸庞，尤其喜欢抱着孩子的感觉……
可是爸爸的50%呢？年轻的女孩振振有词地：你的女性主义哪里去了？
我的女性主义——我有点给她惹毛了——我的女性主义所要求的，是社会给予不同需求的女性都有发挥潜能的机会。我现在想发挥的就是一个全职母亲的潜能。做爸爸的那个男人碰巧没有像我这样强烈的需求和兴趣，因此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分配。50:50是假平等，配合个人需求的才是真平等，你懂不懂？
未来的建筑师不置可否。
台湾来访的朋友。不熟的，进门来见到两个又蹦又跳的小孩马上就会问：“孩子交给谁带？”
对不起，胡美丽自己带！家里住着的所谓“保姆”，其实只管打扫。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好像受过多一点教育的女人就该不屑于做母亲似的。我生的，我爱养，怎么样？
然后，渐渐的，我觉得可以出去教一两门课。偶尔出远门旅行个三四天，透透气，带孩子既是全职，那么我也得休假呀！
现在，轮到那个做爸爸的男人振振有词了：你怎么能走？孩子怎么办？
我说，保姆可以暂代呀！你可以早点下班帮忙呀！
不行，男人说，孩子需要母亲（这可是你胡美丽自己说的），保姆无可取代。而我呢，我下班回来已经累惨了，不能再带小孩。
胡美丽当场呆掉。
于是我对男人咆哮，嘿，平时我担负了教养孩子90%的责任，那是因为我喜欢，不是因为我“活该”，你懂吗？现在，我只想把我的部分改成70%，你挑上30%，你竟然抱怨？太过分了吧你！
在和男人斗争的同时，有一天带着孩子去一个澳洲朋友家的聚会。女主人安妮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客人，一个五十来岁看起来是个成功的商人的男人。（凡“成功”的人都会有一种让你知道他“成功”的眼神和姿态。）当安妮说，“美丽是个作家”时，成功的男人慈祥地答道：
“很好！那您可以赚点儿外快帮孩子付幼稚园的学费！”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这个面带慈祥微笑、自信满满的五十岁的成功的德国男人。
如果安妮介绍的是个男人，如果安妮说：“这位李大伟先生是个作家。”这个成功的男人会不会慈祥地说：“很好，李大伟先生，那您可以赚点儿外快帮孩子付幼稚园的学费？”
看着这个男人的嘴脸，真可以给他一巴掌，可是，我只是由于太过惊讶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同时理解，这真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的背后站着成千上万的男人——德国男人、中国男人、世界上的男人——以同样的眼光看着女人，慈祥的、友善的、绝对屈尊的眼光。在金殿酒店将女秘书灌醉尔后强暴她的男人，想必也有着类似的眼光。
回到家，想跟家里的这个男人继续抗争。晚上，男人回来了，两眼浮着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的血丝，他头痛欲裂，他心情沮丧，他的手因为工作压力而微微颤抖，他的心脏因为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而开始不规则的跳动，他像一个泄了气的球，被弃置在角落里。
你说我应该去和他争回我应有的权利吧！现在，我应该对他说，我带了一天孩子，现在轮到你男人了。然后“砰”地关上门，我去看电影，或者，拎起行李上机场去了。
可是我没这么做。我给他倒了杯葡萄酒，放了热水在浴盆里，在热水中滴上一些绿油精，准备好一叠睡衣，然后呼唤他。在他入浴盆时，我说：“你再这样下去。不到五十岁你就会死于心脏病。”
那么，你问我，我是不是就从此心甘情愿地让孩子锁在家里呢？没有，我出门的时候，保姆代劳。
保姆代劳，和我分担了对孩子的责任，而那精疲力竭的男人也得到一点休息；用这个方式暂时解决了我的难题，但是并没有为这个时代的新女性回答任何问题：有了孩子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在养育儿女和追求事业之间寻找平衡？国家必须介入到哪一个程度？（不要告诉我像中国大陆那种“全托”制度有任何优点，我坚持我的偏见。）“男主外，女主内”，如果不是自由选择，就不公平，但是男女都主“外”的时候，“内”由谁来主？如何平等地主“内”？
谢天谢地我负担得起保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用我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我喜爱孩子，所以不忍心将孩子托给他人照顾；我喜爱我的工作，所以我舍不得为了孩子完全放弃我的事业。我主张男女平等，所以不允许男人认为“男外女内”是天职；可是当我面对男人因工作压力而疲惫不堪的脸孔，我又不忍心在他肩上再堆上一份压力，即使那是本属于他的一份。
也就是说，我矛盾、我困惑，我这个所谓新女性一旦受到考验，竟然不知所措。（别告诉我西蒙·波伏娃懂什么；她根本就不知道小孩是个什么东西。给我一个更好的例子！）
一个如此矛盾、困惑、不知所措的人。她若是继续写文章告诉她的读者女人该怎么做女人——那她岂不是伪君子？我可以不聪明，但我不可以虚伪。
所以，四十岁的我，发觉一旦加上孩子这一环，男女平等的问题就变得双倍的复杂。更何况，人走到中年，难免要问：这下一半的路是否仍旧这样走下去？现代人怀疑一切、质疑一切，婚姻这个机构更不能免。在我看来，婚姻与个人的关系就如同国家机器和公民的关系。一个人需要安全，所以要婚姻，也要国家；但是人又渴求自由，随时有想逃避婚姻、反抗国家机器膨胀的欲望。婚姻和国家机器一样，两者都是必要之恶。
我自己？我是荒野中的一头狼，喜欢单独在夜间行走，尤其在月光笼罩的晚上，有口哨声的时候。
其他你就不必问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问题最后只有自己知道答案。或者没有。
1994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