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星期一
我已经坐了几分钟，看着波浪在田野尽头破碎。这令人兴奋，因为每当这时候就意味着一场大风暴即将到来。这是真正的东北大风，混合着冰雹、雨、雪，它会使今天早晨取邮件成为一次危险的出击。发生了一次日全食，我们当然看不见，那意味着早晨十点有一次大高潮，比往常高出两三英尺。从书房的窗户我可以看见远远铺开的海洋，因为我看不见原野下面的岩石，所以看上去好像波浪就在原野上流淌，在雪上展开它们沸腾的泡沫。
昨天是幸福的一天，春天一般柔和、多雾，我去海蒂（Heidi）和哈里·拉皮洛（Harry Lapirow）的饭店吃晚餐：真是一次盛宴，有奶油汁调味的龙虾，美味的甜点，浇成女士手指状的草莓奶油冻。一次家庭式的星期天正餐是一种巨大的欢乐，它把我带回了童年时代，和亲爱的拉皮洛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就像这屋里的一个孩子。他们的喜马拉雅猫玛尼，已经长成了一个绝色美人，有着蓬松的大尾巴和令人惊奇的蓝眼睛。它喜欢轻拍人的头发，爬到我的肩膀上和我嬉戏，轻轻地咬人。
今天也很幸福，因为在四个月后，《纽约时报》发表了莱尚夫妇所写的一封出色的长信，反击了迪克斯坦对《报应》的恶意评论。我知道有二十多封信寄到了《纽约时报》，但我已经放弃了他们会发表任意一封的希望。迪克斯坦在对此的回答中仍抓住她唯一的武器不放，她仍然坚持《报应》是一部隐蔽的同性恋小说。
在我考虑关于这本书的所有信中哪一封最让我愉快时，我想到了在哥伦比亚教授比较文学的埃默里·内夫（Emery Neff，他和他妻子是我在纳尔逊的亲密朋友之一）。他说：
《报应》是从最本原的恐惧中释放出来的：性背叛的恐惧，濒死的恐惧。劳拉从对她母亲（传统的性压抑）的怨恨中摆脱了出来，也摆脱了让生命非自然延长的医院。一切都集中在一个小空间内，细节生动而丰富。你使我们相信，在我们80年代，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自己的濒死境况，宽恕我们在生的过程中所受的创伤。
迪克斯坦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而且因为她误用了我的诗来证明她的观点，我只能相信她做出的是先入为主的判断。
昨晚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写作《雅各布的房间》（Jacob’s Room）时的日记，我注意到这样一段话，“我唯一为之焦虑的评论是《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的那篇：不是因为它最聪明，而是因为读它的人最多，我无法忍受人们看见我当众受挫。”确实如此。
2月27日，星期二
在两天阴郁的雨夹雪之后，太阳出来了，开车很危险，雪上结了一层硬壳，所以昨天带塔玛斯散步我并未感到愉快，我愿意带上一根带尖端的新手杖。邮件中有埃丽卡·容[32]的第四本诗集——《在肉体的边缘》（At the Edge of the Body）。打开它时我有些犹豫，怕我会不喜欢它，但她把书送给我让我感动，尽管没有签名，感动也是因为我曾拒绝为她的第二本小说做宣传。在那之后不久，出版商传来了信息，埃丽卡曾称我为“民族的瑰宝”，我们在纽约的诺顿出版社有过一次短暂而友好的会面，那以后我才知道我都做了什么。对这样的善意不做出回报似乎是无礼的，但我无法赞同小说里面的同性恋片段，它对妇女构成了损害，而这正是男人最想听到的。
她的诗歌中充满了生活。我把埃丽卡看作谷神，为了能生出一首诗而播撒成百万的种子。这是一个感受极其丰富的天才，你可以称之为一个丰富的自我。真的，在她的自我之外没有人存在，但那自我如此丰富，丰富且具有女性气质。很少有诗人可以称作有女性气质。我衷心赞同她关于女人艰难处境的话:
当普西芬尼（Persephone）[33]整年
待在地狱里的时候，
春天如何能够
开始？
她称之为“我的诗歌外衣”的东西是一件彩虹服，有时是一件令人发笑的小丑服，她穿着这件诗歌外衣经历巨大的风险，她很诚实。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种子和鲜花的一次大爆炸。
我对它的怀疑是自我怀疑。我要求的是更难的东西，在严谨的自我感觉中工作，对感觉的爆发施加控制是更难的。我不允许夸张和想象力的游戏，像她那样的词语游戏。我愿使感觉绷紧，捶打成形式。但随后弗罗斯特（Frost）的一句话跃入我的脑海，“我们热爱事物是因为我们爱它们本身。”在同一个世界上难道就没有埃丽卡和梅的空间？两种诗不都是有效的吗？
在刺骨的寒冷中，几周以来有人一直在往房子上刷乙烯基，现在已经快完了。在我书房的天窗外面，没有这些持续不断忽高忽低的噪音我会更愿意工作。我担心灰黄色会毁坏这座奶油巧克力色的木瓦房，结果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它装束一新，看起来又通风又漂亮。
3月1日，星期四
昨天的邮件中出乎意料地出现了我母亲写于1917年12月31日的信。是收信人摩尔夫人的女儿发现的，还附有她母亲的证件。这封信让我如此悲痛，为了这封信都发生了什么？随后我想到我可以把它抄录下来，这样它就不会散佚了。那时我们住在剑桥埃文街十号的一套三居室公寓里，当然，我们得不到比利时和那里的朋友们的消息，也不知道我们在翁德尔海姆（Wondelgem）的房子是否被炸掉了。1917年是战争最黑暗的年份，那时美国还没有参战。我母亲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摩尔先生和夫人：
我们全家谨祝你们及你们的孩子新年好运……梅把她自己着色（我的一幅粗糙的素描）的贺卡以及她的爱送给远在法兰西的多罗西娅（Dorothea）和约翰·摩尔（John Moore）。我做了这个小花篮给你们，我一直记着今年夏天你们送给我的可爱的鲜花……我在其中织入了特殊的心愿，愿你们每一天都有许多许多珍贵的小小的幸福——它们就伴着巨大的悲哀而来，我知道对于别人你们从来都是慷慨给予——与这一年我们心中滋生的希望相比这是非常微贱的，但是因为快乐与和平似乎还很遥远，所以我们迫切地需要这些小小的幸福。
你们忠实的E.玛贝尔·萨藤（E. Mabel Sarton）
母亲的音容从这封信中向我汹涌而来，我在车中坐了很久，深沉地战栗着。她对生活如此感恩，只为了她所说的那些小小的快乐。她为摩尔一家编织的花篮一定色彩绚丽，翡翠绿、柔和的橘黄、粉色、蓝色、黑色。色彩对于她，就和我一样，是一种食物。埃文街十号最痛苦的事就是她无法拥有一个自己的花园，甚至连一块小小的地皮都没有。
但是她拥有怎样的恢复力啊，是什么力量使她一次又一次更新自己，尽管和父亲不同，她自始至终是一个被连根拔起的移民，而父亲却能在怀德纳图书馆中找到快乐并扎根在那里。
3月9日，星期五
中篇正在接近高潮，所以在3月5日我必须去伍斯特（Worcester）朗读诗歌之前的几天，我只在写中篇，把日记暂时放下了。接受此次约请的原因之一，是想借机去看看苏·赫尔辛格（Sue Hilsinger）、洛伊丝·布赖恩（Lois Brynes）和她们去年秋天在奥本（Auburn）买的老房子——在她们自己的家中看见他们是怎样的快乐！这是一座18世纪魅力非凡的旧宅，有许多宽敞的大房间，六个壁炉。她们在门外也有空间，四英亩的田野和树林，两座大花园地，被搁荒了，草木丛生，但还可挽救。不幸的是整整两天都是雨蒙蒙的，但我在阵雨间歇时设法出去做了一次小小的探险。自从去年深秋她们搬来此处后，慢慢了解了这里的植物，春天将是一连串的惊喜。洛伊丝是个植物爱好者，但从来没有从事大型园艺的经验。今天我给她寄了伯比（Burpee）[34]种子目录，她就可以梦想满花坛的一年生植物，为今年夏天选择花卉了。我们喃喃低语着手推车和干草叉这样的东西。这对可爱的人将从零做起，我为她们将要经受的考验而战栗，我希望自己是个百万富翁，送给他们成百上千的水仙花，这个秋天就可以移植。
我喜欢在这里，因为她们是我的同类。我们为同样的事发笑，有同样的焦虑（苏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小说家，克拉克大学的文学教授），我们有时需要谈上几小时，有时需要沉默一阵子。这是幸福的时间，除了我在通读那个中篇时感到彻底的失望之外，它太糟糕了，平淡而且（我觉得）令人厌烦。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找到适合一个十八岁女孩的风格，她热情、可爱，但没有一点智慧感……我怎么去实现呢？
苏把我引进一座挤满了人的房子——朗读在公共图书馆举行——我做得很好，也许是因为主持人的介绍如此富有理解力，比按通常的名人录介绍还要到位。我喜欢听到诗歌被大声说出，并听到它们在大群听众被感动的那种特别的寂静中着陆。对我来说，一首诗就像一阕音乐；只有在演奏出来时才能真正听到，并了解它记下了什么。例如，苏说，她从来没有全然理解《女士和独角兽》（“The Lady and the Unicorn”），直到那晚，因为她从没听我读过这首诗。也许是眼睛读得太快了，尤其是她那样灿烂、敏捷、机智的眼睛。
我的朋友们很少目睹我在公共场合是怎么工作的。听到洛伊丝和苏许多次地说，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做的，这真让人心动。困难的不是朗读本身，我喜欢朗读，尽管事前会有紧张和恐惧，困难的是要在社交场合对这么多陌生人负责，此次是事前的晚餐和事后的一次招待会。
昨天早晨我在伍斯特的女子书店签名售书，因为我想帮助埃伦·加德纳（Ellen Gardiner）一下，她一年前开了这家书店。我感觉，它已经成了需要有个俱乐部的女性的中心，一个把她们联合在一起的地方。在全国有许多个这样的中心蓬勃兴起真是个好消息。也许，一般人会认为妇女运动是喧闹和激进的，但在这些小房间中妇女能找到她们自己的伙伴，沟通正在发生的有根本价值的事情。有一小段时间她们可以把孤独和隔绝感放在一边。来的人并不太多，但是来的这些都是值得认识的。所有人都是在最近才发现我的作品的，她们一本一本地要我告诉她们书的含义。
回到家后我确实对雪崩般必须回答的事情感到疲倦，但这很值得。然而，我为有一年时间远离公众场合而感到愈发的幸福。
因为下雨而错过的是爱狗人士。苏和洛伊丝有两条红色爱尔兰塞特种猎狗，因为门外的围栏里很泥泞，不得不把它们关在房中，我几乎没看到它们。
3月11日，星期日
雨，雨，还是雨。天色阴沉。但终于有了些春天的迹象。在木门外沉闷的棕色碎石间，突然出现了小片小片翡翠绿色的苔藓，不只是翡翠绿，还有闪耀的深绿色。小柳树的枝条开始出现银色的幼芽。我总是忘了在散步时带上我的大剪刀。高筒靴是必需的，车辙里和路上到处是泥泞和水洼——这是泥泞的季节，一年中色彩最单调、最阴湿的一段日子。
雪落在高大的枫树周围，而番红花开始到处显现出尖尖的花苞。
星期五，《巴黎评论》（Paris Review）的记者全天都在这里，这是一个刚从拉德克利夫毕业的年轻女人。我猜测是她对《史蒂文斯夫人听见美人鱼歌唱》（Mrs. Stevens Hears the Mermaids Singing）[35]的热情使她说服编辑最后做这个访谈。当然许多年前在我的想象中，在《史蒂文斯夫人听见美人鱼歌唱》的第二部分此事已经发生过，所以我们两人对此都有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感。没有万达（Wanda）的热情没人会来我这里，但我感到一点悲哀，我等了这么多年的采访者并不很理想。她对作品不太熟悉，也不读诗。那使我费了很多口舌谈了许多关于诗的东西。令人失望的是缺乏尖锐的问题，那种问题对被访问者可能是具有启发性的。我努力去接受她提供的一切，并尽可能去帮助她，这也许会使结果比我担心的要好一些。
在我开车送她去公共汽车站时我看到了好兆头……沿着门外肮脏的道路，我看见一只大猫头鹰圆圆的身影落在电话线上，我不会搞错，那里经常聚集着一群林鸽。在明朗的日光下很难见到猫头鹰，所以我当然停下了车。我们从车上下来，望着它，一个模糊的圆形，片刻之后它飞了起来，展开巨大无声的翅膀……那出乎意料的翼展，它的个头，还有那种寂静，多么美妙！
我对那个中篇的感觉好了一些。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我认识到一个人创造的东西是难以使作者自己兴奋的。我一直在想怎么拯救它。这工作很惨，我经常不能专注于细节，以坚实的语言使场景生动起来。转换是弱处。主人公是一个没有文化、非常单纯的少女，这使我可以采取一种松散的风格，那只需要加以集中和紧缩。它是以第一人称写的。把整个小说用打字机打出来进行修订会有帮助。但首先我必须写完它，我非常担心在外出做讲座之前能否完成。
在这个月底我要去奥利韦朗读诗歌，出任那里年度诗歌比赛的评委，我在审阅四五十首诗歌。它们都不坏，但我是多么怀念形式和音乐啊！大多数的自由诗有多么陈腐和单调！自由诗不足以精确地描绘事物，于是就只好听之任之了。这些诗人中很少有同时能处理两件以上事物的。事物被描述了，但除了描述什么也没有激发出来。
3月12日，星期一
七天以来这是第一次，今早，一轮圆圆的红太阳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我们将要面临日子的一次转变，变得冷而明亮。今天早晨是我自己沉闷而迟钝，半睡半醒，有片刻都不能想象开始着手中篇的工作。
昨夜我进行了一次真正的狂欢，我读了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的书信，也许那就是我今晨疲倦的原因。这些信给了我重要的经验。很有趣，天主教作家——我想起莫里亚克（Mauriac），甚至还有但丁（Dante）——发现描写地狱要描比写天堂容易得多。但对此我没有心情深究。
昨天我去海蒂的饭店吃星期天的正餐，非常高兴能见到她和她十一岁的孙子——齐珀（Chipper），今天早晨她将带他去北康韦（North Conway）滑雪一周。想象一下，一个做祖母的人可以滑下山坡，还是她自己帆船的船长和一个有执照的领航员！海蒂有这么大的勇气。
3月17日，星期六
日记又空了几天，因为我在赶那个中篇。星期四时我终于写完了，拿去复印了两份，这样就有额外的备份可以把玩了。像往常一样，每当一件作品完成，甚至只是粗糙的雏形，我都会有被倒空的感觉，就像瘪了的气球，充满了怀疑和忧惧。许多人写信说日记、回忆录和诗歌是我作品中较好的部分。我一直记得弗吉尼亚·伍尔夫揶揄我（我第一次遇见她时只出版了一本书——一本诗集）说写诗要比写小说容易得多。我怀疑日记这种形式是因为它太容易，也许写得也太快了。但是我仍然相信我的一些小说最终会证明有所价值，如《史蒂文斯夫人听见美人鱼歌唱》、《伤痕出于忠诚》、《正如我们现在》（As We Are Now），也许还有《报应》，只要仔细、深入地读，我实际所说的东西就会变得清楚。
人们指责我的小说犯有两项罪状，粗糙的风格和过分的理想主义。“婚姻不是那样”，“人们不像你的人物那样讲话”，等等。有时，读者的信像救星一样到来。在对小说的这种低落的情绪中，我收到了查珀尔希尔（Chapel Hill）一位圣公会牧师朋友的信，他说：“很久以来你一直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不是吗？我想我最先意识到了你的风格——因为我对这种特性十分敏感，也许太敏感了。看到一个作家的杰出风格总使我满心的快乐。”
我一直向着一种透明的风格努力，尽可能单纯和朴素——一种用来传达复杂关系的工具。在我刚开始写作时，人们赞美我有“诗的风格”，但由于它太过敏感，我一直试图摆脱它。我逐渐相信过分精细的风格反会碍事，它令人目眩，在作者和读者间造成隔膜。我尝试一种适合呼吸与声音的流动性、没有踌躇的声音，人们在出声地读一部散文作品时会发现这点。（卡萝尔·海尔布伦说有一天她给班级上的学生朗读了《我认识一只凤凰》[“I Knew a Phoenix”]的片段，她当时就有所感觉。）
另一个问题更加复杂——或许更为简单，谁知道呢？它与人生观有关。但我应该加一句，小说中的所有对话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风格化，以造成现实的幻觉。没人像海明威的人物那样讲话，但在他创造了电报体语言后，生活却时时模仿艺术。真人的谈话倾向于详细和重复。弗吉尼亚·伍尔夫常使用效果强烈的句子，漂浮在寂静中的半完成的句子。
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很少这样。至于伊夫·坎普顿·伯内特，实际上什么人能以如此的机智和全然的克制来应付这样的突然打击？但在所有真正的艺术中，作家确实拥有可以辨识的声音。我相信我做到了。
至于理想主义，谁能既完美无瑕又有人性又复杂？肯定不存在圣人。如果人生观的传达是不真实的，那为什么它能对这么多不同年龄、性别、背景的人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读者的来信，无论它们造成了怎样的负担，都能让我远离绝望。这里有一句话——一封多么出色的信啊，一个句子就说出了关键——摘自温哥华医院一位护士长的信：“《报应》中人性和艺术的完整是一种暂时的解脱。恐怕我们都要在库伯勒－罗丝[36]的照看下死去。谢谢你。”
在同一天的邮件中，有一封信是圣路易斯一个年轻人写的，他的个人生活陷入了窘境，他不时地写信给我，“无论如何你的书都陪伴着我。小的时候我总是带着一口袋的动物，塑料小猪、母牛、马、小鸡，我自己的小牲口棚，到处乱转。现在我二十九岁了，我正带着你的诗。”
昨天我给自己放了一天假，我带了焖牡蛎去看了埃莉诺·布莱尔。她已经摆脱了助步车改用四尖头的拐杖了，那使她方便多了，也不那么费力了。她得意地告诉我她甚至爬上了楼梯。置身于她可爱的房间是多么快乐，它充满了生命，天竺葵在一个小温室中怒放，到处是书、光和宁静。以今天时髦的话说，八十五岁的她是一个杰出的“典范”，我不愿匆匆结束这次拜访，但我想去看看朱迪。自从圣诞节的灾难以来我还没有见过她呢。
我觉得她认出了我，但我不能肯定。两名护士在整理她的床铺，快乐地笑着，以致忘了铺上橡胶垫子，不得不重新来。我和她们说着话，她们的存在对我是个帮助，因为朱迪完全没有反应，除了我脱下外套时她注意了一下我的绿夹克。我只待了一刻钟。离开时我向门回过身来，看见她坐在房间中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她的脸仍然如此独特，现在却蒙上了一片茫然。她并不孤独，但是她隔绝的状态像一支箭射中了我的心脏。无能为力，我把她留在了那里。在我说再见时她甚至都没有抬头看我。
3月20日，星期二
空气又暖了一点，太阳出来了，但这里的风景仍是静止的，那真正的春天，花蕾在枝头膨胀的春天，还很遥远。
我盼望这些日子能在床上读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书信，在读完之后我会想念她。昨夜我尤其被这一段所打动：
你们谈论C所用的粗暴态度是不公正的。她也许基本上没什么宗教信仰，但我们不能凭这个“基本上”进行判断。我们之被判断，凭的是我们怎样使用我们被赋予的一切。成功对上帝毫无意义，荣耀也是如此。她不断地尝试，极端地尝试，她有大量要与之斗争和克服的东西。极端取得了胜利。她由于不重复而受到极大的赞许。在年轻时失败要比年老时成功好一些。
偶然来到我手边的事情使我再次想起了《报应》。在参议员麦卡锡（McCarthy）的罪恶影响下，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毁掉了多少生命，又将无知者的心灵扰乱到难以置信的程度，现在对同性恋的恐惧似乎正在达到同样的效果。很明显，如果我所有的人物都不是同性恋，与此相关的内疚会使一个批评者指责我怯懦。如果我暗示女人之间的友谊可能强大到足以持续一生而很少实际接触，那么我就是在撒谎，因为我一定指的是别的事！这会使批评家去文本外部寻找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挖出一首三十年前写的诗，曲解它的含义，来适应她关于我和我的作品所预想的念头。
如果这就是从现在起我要在其中工作的时代风气，写小说就没多大意义了。麦卡锡时代，被指控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人无法在自由派事业中发展，因为他们成了受怀疑的人，就像肺结核或者其他传染性疾病的携带者一样。我一直希望为各种年龄与类型的妇女提供沟通的桥梁，在母女之间、姐妹之间、女友之间（《爱之种种》[Kinds of Love]中埃伦[Ellen]与克里斯蒂娜[Christina]之间的友谊就是一个例子），在老人和青年之间（马尔[Mar]和史蒂文斯夫人），并且我希望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我作品中的人生观并不局限于人性的某个部分，它与性倾向没什么关系。它确实与爱有关，而爱有许多种形式，每一种都不是唾手可得的。
把我的作品简化为一个主题是批评家的观点，并不是我读者的观点。我收到的来信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是同性恋的信，数量最多的是已婚妇女，她们大多数都有孩子。如果说我公开表现了什么，那就是孤独。是我的孤独和我所说的关于它的话使人们联系了起来，使这么多我不认识的女人和男人把我当成他们可以信赖的朋友。
4月14日，星期六
日记空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外出了十八天，丰富多彩疲惫不堪的一段日子，先是在瓦巴什和奥利韦大学待了一周，然后是在伯克利和旧金山。我曾希望一路上能坚持记日记，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变化太快了。我写作的自我被淹没了，甚至写一个短短的笔记都困难得像要我写汉字一样！下面是我在奥利韦设法写下的唯一的笔记：
3月29日，奥利韦
结果证明这次旅行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我比以往决定隐居一年的时候还要高兴。昨天我与贝蒂·博斯沃思（Betty Bosworth）共进早餐，她昨晚从佛罗里达来听我演讲，然后八点开始讲座。九点时，和蔼的长者马克·穆尔（Mark Moor）来接我，开了三小时的车去一个饭店，好心的奥利韦人在那里与我会面，吃午饭，然后带我走。图书馆员马琳·康迪利克（Marlene Kondelik），还有随她一起来的伊丽莎白·塞尔登（Elizabeth Selden）陪着我，后者是一位英语教授的妻子。我们三点半到达——到那时为止我已经不停顿地讲了七个半小时了！但我受到的欢迎多么令人愉快，我的房间布置了一篮鲜花，精心选择的书籍，杂志，还有浴室里的一块可爱的肥皂，最妙的是四支喇叭水仙花和插在杯子里的几棵小柳树。自我三天前离开家这是第一次让自己松弛下来，放下行囊我就跌到床里，一直睡到去汤姆森（Thomson）夫妇那里吃晚饭的时候，妻子是诗人兼画家，丈夫在英语系任教。我们大吃了一顿羊肉和米饭，在这之前是一道美味的扁豆汤，甜点则是切碎的草莓、桃子和梨——与在瓦巴什兄弟会的晚餐恰好形成对比！十点时我回到房间，我算了一下，到那时为止那天我已经做了十一个半小时的谈话，还坐了很长一段路的车，所以，我断定使我感到精疲力竭的毕竟不是老年。那只是正常人的疲倦罢了。
我喜欢乘车旅行，耕种过的田野又黑又肥沃，在广袤的蓝天下展开，我喜欢孤零零的农场，并且逐渐了解了马克，一个强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人们如何生活十分好奇，博学而健谈。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我们经过的宁静田野其实远非印第安纳州最富庶的农场，它们很快就会每亩值二千五百元了。
当然，价格高昂的农机具可把小农场主害苦了。高兴的是瓦巴什有大批的捐款，能为本州的许多孩子提供奖学金。马克的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
（上面就是我在整个旅程中所写的全部。）
现在，回到了我的桌边，面前是约克那笼罩着灰色的大海，我可以开始把事情理清了。问题是我回来后有这么多事情马上要做，没有时间想一想刚刚结束的过去。我希望有两三天空闲来回味所发生的一切，并真正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既然这本日记与内在世界有关，也许我最好是从此开始。一段时间以前有人送了我一本书，我为这次旅行留了下来，我喜欢随身有可读的东西，可以小段小段地读，沉思。结果证明，亨利·J. M. 诺文（Henri J. M. M. Nouwen）的《吉尼斯日记：来自特拉普派修道院的报告》（The Genesee Diary: Report from a Trappist Monastery）是个理想的伴侣。诺文的僧侣生涯陷入了危机，他被他所面对的复杂事物压倒了，希望能再次集中起精神，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接受他进行为期七个月的缄口苦修，他讲述的就是那段优雅而克己的日子。一路上无论我多么疲倦，这本书总在那里，像一块好面包滋养着我。
6月30日他写道：
今天早晨在每周一次的讨论会上，约翰·欧德斯（John Eudes）谈到孤独与亲密之间的关系，我被深深地触动了。他说：“没有孤独就不会有真正的人。你越是发现人是什么，越是经历为保持丰富、深刻的人际关系所需的一切，那是成长和发展的源泉，你越会发现你是孤独的——而你孤独的尺度就是你交流能力的尺度。你意识到上帝向每个人发出的超然召唤的尺度，就是你与他人亲密能力的尺度。如果你没有认识到与你相关的每个人，都服从那超越一切的永恒关系的召唤，你如何能够从你的中心出发，与他人的中心发生亲密的关联？”
4月16日，星期一
很奇怪，在日记中回溯刚成为既往的过去竟这么困难。我真的不想谈论我的旅行，也许仅仅提及若干丰富的形象就够了。我第二次有时间与以前只是通过书信彼此熟悉的研究荣格学说的朋友在一起。在瓦巴什和奥利韦度过多雨的一周后，英语教授比尔·布坎南（Bill Buchanan）好意地开车送我去苹果农场，我在那里度过了宁静的二十四小时，和海伦·卢克（Helen Luke）及她的两名会友交谈。我的房间在有一扇大窗的客房中，我坐在那里望着下面的一棵小苹果树，树上挂了一个鸟食槽；北美红雀、灯芯草雀、山雀飞来飞去，第二天早晨一只漂亮的公鸡带着两只母鸡踱过窗前。但是最诱人的事是抬起头望向陡峭的山坡，仿佛在一幅照亮的手稿上方，三四只绵羊和几头羊羔关在一个小羊圈里。羊羔们不时地突然跃起，然后又回到它们昏昏欲睡的母亲身边，平静下来。晚餐前我一定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在这么多的交谈之后，让宁静悄悄地浸透我。
六点钟，比尔和我去农场喝一杯，吃晚饭。这是一个国际协会，三名临床医学家分别是英国人（海伦·卢克）、德国犹太人和美国人。他们每人有自己的房间，但在一起开伙，有时也结伴旅行。海伦在路那边有一所自己的小房子。人们来苹果农场开研讨会、治疗，或者纯是为了享受安宁。对我来说这就和回家一样，感受那种亲密的气氛，自从离开比利时于克勒（Uccles）的勒克维内治林荫大道三十三号以后，我从未以同样的方式领略过这样的智慧。在那里住着让·多米尼克和她的两个朋友。她们分别是诗人、小说家和教师，她们并不是专业医生，但她们也同样创造了一个岛屿和一个朋友们的避难所。
尽管我有些疲惫，在晚餐后读一些诗歌还是个乐趣，这些诗是海伦·卢克和她的朋友们十分熟悉的，她们甚至发现这些诗对她们的工作有帮助，其中有《我的姐妹，哦我的姐妹》。第二天早晨我去海伦·卢克的小房子那里，和她进行了一次畅快的长谈。七十五岁的她表现出惊人的精神力量和快乐。我带着多么罕见的满心的快乐离开。她们要我以后再来，为邻居和朋友们读诗，似乎在她们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社区，我希望我能再来。
我在旧金山和希拉·穆恩（Sheila Moon）盘桓了一天，她是一名诗人和荣格临床医学家，她一整天都在陪我，我的心渴望着缪尔树林，那是马林县（Marin County）的一片红树林。我渴望那高大树木的寂静。与其他树林不同，这片树林的寂静令人生畏，因为这些树已经历时弥久，并依然生机勃勃，它们几乎已经是时间本身，虽然与石头建造的教堂不同，但却有相同的效果。人们静悄悄地说话，你听不到别的，只有溪流穿过山谷发出的潺潺水声。我们慢慢走着，谈着，沉默着，我又一次感到一个人存在的力量，她富有思想，感受深刻，见多识广。希拉比我略大一点。我们谈到老年。她觉得痛苦不少，但是快乐也许更多，我相信那是真的。纯粹的快乐，一朵野花或一只鸟的快乐，或者单纯的树的寂静，这些都存在于老年，因为我们已很少受个人感情的干扰了。不是吗？
这十八天是向春天的一次进军……第二周到达伯克利时我震惊地发现，每堵墙每扇门后都有开花的樱桃树、丁香和茶花！空气凉爽而明亮，多完美的日子。在那里，我和多丽丝·贝蒂（Doris Beatty）在植物园度过了福佑般的两小时。我们散步了一小时后在那里野餐，放眼望去，真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到处是延龄草和各种野花，甚至还有加利福尼亚罂粟。当我们来到一条在岩石上抖散成许多小小瀑布的溪流旁，涌入眼底的是大片种植得非常巧妙的北美杜鹃，它们疏密有致。那是第一天，在那之后我的时间表就排得满满的了。
在伯克利我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昨晚我在太平洋神学会小礼拜堂读诗时人们的热情达到了高潮，这个学会是由六个妇女团体赞助的。那是个相当寒冷而潮湿的夜晚，我怀疑是否会有人到场……但是当多丽丝把我留在讲台边时，人们拥了进来，一大群充满期待的听众，他们坐在我身后的地板上和礼拜堂的两侧，站在走廊上甚至坐在中间的过道上。多好的听众啊，专注而安静。——在过去的一年中，我有过三次被大批听众鼓舞的愉快经历，在剑桥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去年十一月在圣保罗的一神教派教堂，然后是伯克利。我想我最好是别再抱怨没人认识我了！
4月17日，星期二
终于有了一点春天的格调了!我书房的窗户打开了，可以听到海浪轻柔的泼溅声，今天下午我要到花园中去，给露台边的花施肥，有杜鹃和铁线莲。
关于旅行还有几个形象我必须在回到现在之前记录下来。特德·莫里森（Ted Morrison）曾经谈及，诗人没有记忆，因为他们如此热情地活在当下。今天早晨这是对的，那个片刻，“现在”，是如此珍贵，我观察着遥远海岸边细细的一线白色泡沫，倾听着破碎的波浪，我几乎无法忍受回到这张纸上，尤其是不出数日，这景色就会被大橡树的叶子遮住。
我在海湾地区最后的美妙逗留是与比尔·布朗（Bill Brown）和保罗·冯纳（Paul Wonner）一起度过的——他们的房子高雅而整洁，内部全刷成了白色，他们收藏的印度绘画像宝石一样闪光，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此适合我，因为它是由作品、寂静和音乐组成的。多么美妙，可以在有十字勋章的床上享用法国式早餐，浓烈的法国咖啡和热牛奶，同时听着比尔在楼下弹奏钢琴！比尔和我相识已经有四十年了。作为艺术家我们三人都被不为人所认识的痛苦包围着，三个人都逆着潮流工作，忍受着抑郁期，在内部与之作斗争。与品位相同的人在一起你的心灵会获得恢复，没有任何东西冒犯灵魂或者眼睛，而是全然的快乐。如此的秩序和优雅！像往常一样，我们会不时地无缘由地爆发出笑声，谈书籍、音乐、艺术中无聊的时髦，这一切都使我们重新建立了自我、个性的感觉，我们在一起完全和谐的感觉。
比尔和我去看《晚宴》（“The Dinner Party”），这是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在旧金山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偶发艺术”展。这是一场好梦，以晚宴的形式纪念过去的伟大女性，也是伟大的女神，为她们每一位安排一个晚餐座位。正如传媒所言，这项“工程”是由一个犹太女权主义者构思的，它得到了天主教修女、牧师刺绣者公会、卫理公会派教徒、浸信会教友、圣公会瓷器画师、研究者和画廊助理的帮助。这是一件以传统技艺创作的反传统艺术品。芝加哥用精心设计的反讽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女权主义艺术宣言，她把“妇女的技艺”（刺绣和绘制瓷器）应用在“妇女的语境”中（晚宴）。
想到这些妇女在一起工作了五年便让人感动，但当最后比尔和我来到将长桌摆放成三角形的大房间时，我们吃了一惊。那里有用盘子做的一件很高的浮雕，一件超现实装置，它暴露了芝加哥的想象力本质上的粗俗和廉价。许多作品似乎都是阴户主题的变异。是的，我很抱歉，我根本不喜欢它，我在一神派教堂读完诗后有人向我问到这个，我感到尴尬。我说了实话，我又能怎样呢？当某种事物如此高度地公开化，当每个人被迫赞赏它时，用一双没受污染的眼睛去看，敢于看见你所看的一切，这有多么艰难！我们被媒体引入了一个虚假的幻象，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已经怎样背叛了我们自己。
4月18日，星期三
有一天从英格兰来的一封信令人惊愕地引用了皮兰德娄（Pirandello）的话：“一个人不能选择写什么——他只能去面对它。”这句话像一记重拳击中了我，它让我怀疑是否一直在逃避一项真实的责任，就像许多人要求我的那样，去写一部关于妇女恋爱的小说。这个想法让我非常抵触。如果我写，它不会与性相关，尽管我有许多诗是写给女人的。后来浮现在脑海的一个词是“契合”，也许那是一个线索。把那个中篇放在一旁使我感到解脱。凭借非常刻苦的工作我可能已经拯救了它，但在最后，我认为写作就是驱邪，这个中篇使去年夏天发生的事变得可以忍受了，现在它说了什么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我经常能收到南希·埃利斯（Nancy Ellis）的消息，她是我在韦尔斯利的学生，现在是一名医生，负责临终病儿的工作。通信是从《报应》开始的，现在已逐渐扩大到我们关心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她最近的信验证了我对埃拉（Ella）和劳拉（Laura）的感觉。因为没有把她们写成情侣我被指责为怯懦，在读到埃利斯的信后我压力减轻了许多。
让埃拉和劳拉在《报应》中成为情侣会破坏书中某种非常特殊的东西。你所描述的人之间的关系有时会在狂热的爱情中出现，但并不普遍。埃拉和劳拉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伙伴关系，人们一直认为这种关系只能在男人中间发生，比如兄弟之间。《报应》的重要性在于你揭示了女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是不可否认的。也许批评家没有认识到她所面临的是一种新事物。也许她试图把埃拉和劳拉纳入现存的熟悉的范畴，这个范畴不适合包容你所描述的现象。
《报应》也许像你构想的那样创造了一个神话，但它与我见到的现实难以置信地一致。困难之一在于我们希望照看的人是不能被命令的，否则就会被吓跑，因为这些关系并不遵从正式的规范，血缘、婚姻、合法的责任，甚至激情的爱。这导致了生者对自己真正安慰濒死者的能力产生失望，实际上这与伊丽莎白·库伯勒－罗丝的工作十分抵触。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力求发展一种富有洞察力的想象，来帮助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定位这些特殊的关系。
我从五点开始工作，在回家后的一周中第一次看见蔚蓝的大海和一轮闪光的太阳……现在已接近八点，是带塔玛斯去兽医那里做强化注射的时间了。昨天没有太阳，云彩遮盖了天空，但我设法把紫露草搬进了屋里，还给铁线莲施了石灰肥料，所以什么都没有损失。
4月21日，星期六
今天阳光明媚，空气又暖和了一些。昨天发生了严重的霜冻，六点时我向外望去，田野一片银白。前天晚上玛丽－利（Mary-Leigh）与贝弗利（Beverly）从大房子那里来吃晚饭，每年我们都进行一次比利时式的庆祝，有烤芦笋和捣碎的煮老的鸡蛋，涂上化开的黄油。用搅成泡沫的奶油浸的草莓和樱桃酒作甜点，还有一瓶加利福尼亚津芬德尔葡萄酒，是我为防万一储藏起来的。
这是交换我们所有新鲜事的一个机会，塔玛斯和布兰波来来去去，要人抚摸。可怜的布兰波，有一会儿被嫉妒的塔玛斯追逐，走开了，以真正的猫的尊严坐在客厅里背对着我们——但最后它宽恕了我们，又回来了。
我沉浸在玛丽安·坎农·施莱辛格（Marian Cannon Schlesinger）的剑桥回忆录中——一本令人愉快的书。她带来了一个早已失去的世界，使我神往。这个世界根本上是非物质主义的——谁在乎衣服，在乎获取东西呢？冬天房子里冷得结冰，食物也很简单。唯一的奢侈是旅行——玛丽安描绘了她的欧洲之行，九名妇女，她的姐妹和母亲乘一辆大敞篷车，跑遍了意大利——还有打棒球和网球，在新罕布什尔或佛蒙特乡村的一处房产进行丰富而热烈的桌边谈话，不断涉及政治和教育。没有比玛丽安母亲的需要更急切的了，她说干就干，向校董事会挑战，给哈佛校长洛厄尔（Lowell）写信。
4月26日，星期四
无疑，对所有这些公共活动的激烈反应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已逐渐清楚，就像诗歌不能靠愿望来写一样，从去年十一月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也不是靠愿望就能达到的。证明就是不得不把“强迫”的中篇搁置一旁，我已经没有了感觉。现在是早晨八点，雾蒙蒙的，终于有一些水仙花开了。昨天我从华盛顿回到家的时候，采了一小束绵枣和四萼齿草，一些结了花苞的小连翘，还有一把可爱的水仙花；于是在家之外三个地方遇见过的这个春天终于来到了此地。
在美国，年轻的家庭把根扎在家族生活了三四代的地方是多么罕见，我正是拜访了这样的一家人！我尽情地饱览弗吉尼亚优美的风景，就在那里的林肯城，亨利（Henry）和弗兰尼·泰勒（Franny Taylor）依靠父亲的一小片土地抚养着他们的两个儿子，从他家可以看到家族的农场，山谷对面住着的一个兄弟和表妹，而在小镇上有古老的贵格派会堂，泰勒家族已经有三代人信这个教了。这里的风景使我想起了帕蒂涅（Patinir），典型的田园风光，起伏的小山，溪流，点缀着野花的小树林，没有任何生硬的东西刺痛眼睛。亨利和我坐在一部分是他们自己动手建的房子的门廊上，在去杜勒斯（Dulles）的飞行及黄昏中美妙的驱车行驶之后，我慢慢感到自己着陆了。这是几个方面的着陆，亨利和我交流诗歌与批评的观点已经有十七年了，但很少有机会面谈。这是个永恒的黄昏，三岁的理查德（Richard）和八岁的托马斯（Thomas）在吃晚饭，山坡上的光线渐渐变成了蓝色的阴影。在大约十八个小时的逗留中我始终感受着这对夫妇的善意和活力。亨利和弗兰尼一起工作，力图为两个小家伙创造出整洁而自由的环境。
第二天傍晚亨利介绍我去国会图书馆朗读诗歌，很让我吃惊的是，亨利在介绍中似乎说我帮助过他。当然我比他年长得多，但是我一直感激这个有才华的年轻人肯花时间评论我，并且我觉得在我们的交流中我学到的更多。在进入朗诵时这是件美好的“礼物”，我一直在为这次朗读担心（我是有理由的），因为半个小时的时间是相当不方便的，还不够读完十到十二首短诗。当亨利和我走到台上时，我受到了衷心的欢迎，掌声持续了很久，那对我也是个帮助。但是我头脑中内在的时钟使我慌乱，结果我省略了应该读的几首诗，没有读《六十岁的格式塔》（“Gestalt at Sixty”）便结束了，它是“成长”主题的合乎逻辑的高潮。由历来的经验我知道，双人朗读是行不通的，尤其同伴是男性的时候。男人根本不管是否超过了指定的时间。而女人则过于谨慎。
这一天最好的部分是在早些时候，华盛顿披上了春装，到处盛开着郁金香、山茱萸和杜鹃花，树木披上了羽毛般透明的绿色，树叶会使它们变得更绿。国会图书馆的诗歌部安排了一次正式午餐，我得以和多丽丝·格鲁巴克一起度过了快乐的半小时，在图书馆高处迷人的餐后休息室中，可以望见对面的国会大厦。
我从未经历过她和她的小说《室内乐》（Chamber Music）所取得的直接的成功。这部小说的有些部分是在这儿写的，两年前当她在屋子里坐了一个月的时候，我正在英格兰。我了解她的焦虑，以及将第三人称改成第一人称的难度，现在我目睹了它所受到的爆发性的欢迎。这种情况有巨大的魔力。你感到自己被流放到一种有利身心的空气中，大笔的平装本版税，一切都顺利而辉煌，像应得的那样。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多么罕见！所有多丽丝的朋友都感到欣喜，而我觉得这份辉煌就像一剂止痛香膏。知道这样的事还会发生让人高兴。在辉煌开始黯淡的时候，多丽丝自己会变得焦躁，并渴望开始下一部小说，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
我怎么能忍住不做这样的对比？那时我已对我的写作能力丧失了信心。我感到自己已智穷才尽，四十年的艰苦工作和希望之后似乎所得很少。我不渴望开始写一部新作，正是这想法让我害怕。我感到在我的私生活和作为诗人、小说家的生涯中，我都被逼到了死角。直到去年十一月，凤凰才一次又一次从灰烬中升起。这一次凤凰会死掉吗？我必须相信我最终会恢复过来。哪怕有一秒钟想象作为创造者的我已经完了，那都太可怕了。我没有幻想那会产生多大影响，只有我自己例外，我无法想象一种没有创造的生活。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4月28日，星期六
风雨交加，一个真正的恐怖之夜，门砰砰作响，布兰波拒绝进来，所以我睡得很差。白天一整天我都在雨中驾车，让刮雨器疯狂地摆动着，我是去看几年未见的劳丽（Laurie）。我看不见车窗外闪过去的熟悉的风景……那有点像在水下开车。今天早晨我的眼睛很疲倦，无法摆脱抑郁。但是，我再次被劳丽的气氛所包围，就像在家一样，沐浴在她勇敢的灵魂、她的温柔及她关于书籍富有见地的谈话中，安于她的也是我的价值标准，这有多么惬意。以各自的方式，我们都成了幸存者。对她我很有把握。
在华盛顿逗留期间我在玛格丽特·布顿（Margaret Bouton）身上也感受到同样的东西。我和米吉（Miggy）[37]是在1917年刚刚到达剑桥时认识的，我住在布顿家对面的三居室公寓里。我们玩复杂的玩偶游戏（每逢圣诞节她家的前厅就成了一间大玩具屋）。我们给我们的洋娃娃烹制小食品，送它们上床，给它们穿衣打扮，责骂它们，把我们的愿望和需求投射到它们身上。夏天我被邀请与布顿一家在基尔萨吉（Kearsarge）待上一阵子，在那里一条小溪边的树林里，我和米吉用小树枝和苔藓建了一座小村庄。现在米吉是国家美术馆培训部的主要人物之一，她常常工作到深夜，在街上经常被听过她讲座的人认出来。我们之间没有一点芥蒂，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接受对方，她向人介绍我时总是称我为“最老的朋友”。她的家住在高层，十分宁静，我在那里得到了真正的休息。在朗读完之后我度过了一个奇妙的早晨，我徜徉在美术馆新建的北侧厅。过去不断地浮现在眼前……这是贝伦森所谓“有贡献的绘画”的一次真正神奇的展览，附有许多伊塔蒂的照片。米吉和我在漂亮的餐厅用午餐，随后她带我去新办公室转了转，她不久就会搬进去。就在那里，我看见了一个满头白发的高大男子，并吃惊地认出这个“幽灵”就是特德·阿穆森（Ted Amussen），他一直是莱因哈特出版公司的编辑，编辑过我的《伤痕出于忠诚》、《披着毛皮的人》（The Fur Person）和三本诗集。满头白发的我们紧紧地拥抱。
我感到有点狂热和不安，我渴望在这里重建我的小巢，因为这是必须做的。昨天我在倾盆大雨中买了两盒三色紫罗兰……也许，这种明天要栽花的小事也会缓解我的情绪。我感觉自己像一头小海豹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绝望地游着，试图寻找一块可以靠岸的陆地——难以忍受的孤独。
5月3日，星期四
我的六十七岁生日。一个完美、宁静的日子，阳光闪耀在难以言传的蓝灰色大海上。怒放的水仙组成巨大的花环照亮了深棕色的田野，而沿着篱笆内侧，风信子、绵枣儿、几株水仙和一棵正在绽开的赤莲，灿烂得就像一幅织锦的花边。露台墙边，是我拿进来的三色紫罗兰，而蓝色的银莲花也在悄悄绽放。
不到六点我就醒了，想起我的母亲在六十七年前的今天决意要把种的草莓收上来，她做得很辛苦，一阵阵的腹痛迫使她躺下来，但随后又起身去把活干完。晚上十点半，在一次艰难的分娩中我出生了，艰难的部分原因是那个盲目的爱国者，那个畜生一般的医生，坐在扶手椅里翘着脚，抽着雪茄！还不时地说着“坚强，夫人，坚强！”他们从花园里给她采来一束山茉莉……今天我还没有看到山茉莉，但这是一个迟到的春天。
这个生日与我六十五岁生日十分不同，那时我欣喜若狂，在长久的沉默之后我又开始写诗了，我整整恢复了一年。现在，我又回到了阴影的山谷，挣扎着踽踽独行，希望七十岁会是另一个丰收之年，而今年可能是忍耐的一年，准备好沃土，到时候鲜花会从中生长出来。
日记被洛特·雅各比（Lotte Jacobi）的电话打断了。她已经八十四岁了，正处于光荣的一年，因为二十多年前我刚认识她时被抑制的一切，现在都在她手中开花了。我为错过了关于她的纪录片的首映而难过，其间我正在英格兰。今天听到她的声音是怎样的福气！
然后是玛丽－利和贝弗利到访，从斯图尔海德（Stourhead）带来了香槟和肉菜杂烩。有这样的朋友我还抱怨什么？这几天我都在一个接一个不停地收到礼物。安和芭芭拉今天来吃晚饭，带来了用樱桃酒和搅成泡沫的奶油浸的龙虾和草莓。早饭后我就把草莓摘干净了。多萝西·华莱士（Dorothy Wallace）、勒内·摩根（Rene Morgan）和莉诺·施特劳斯（Lenore Strauss）八点前都打来了电话，现在是亲爱的劳丽。
尽管如此，事实仍然存在，如果我是条狗我就会坐下来嚎叫。这是一个终结之年。我打开《小锁匠的日记和书信》（The Journals and Letters of the Little Locksmith），这本书早已绝版，是伊尔莎·福格尔[38]为我生日特意找来的宝贝，我读到这样一段：
我认为，人的不安与对自己的不满，以及渴望一种更生动、更有意味的存在，其大部分秘密是植根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朝向太阳，去爱那必须崇拜的美德与杰出。人都有内在的和谐感。我指的是人可以本能地辨认天道的和谐，并相应调整自己固有的不和谐和不对称。人总是在试图使自我变得闻所未闻地完美。
5月26日，星期六
又是倾盆大雨，这里的世界一片绿色葱茏。郁金香开过了，樱桃也差不多要谢了，但是丁香花事正浓，在雨中发出郁郁的芳香。我过了一个真正的假期，在遥远的伦敦泰晤士河上，我乘游艇玩了两周，最后在萨克（Sark）岛上与胡尔达盘桓了整整一周。我们在那里饱享英国之春的快乐，坐在高高悬崖上大片的野风信子和樱草花间，俯瞰着懒散的海鸥在气流上滑翔。空中充满了鸟的歌声，当我们走过时，崖边飞起成群的红雀、画眉和金翅雀，我们能听见在远处另一片田野中布谷鸟的声音。两个星期我们沉浸在单纯的存在中，宁静从容地探讨。萨克岛的生活节奏是它的迷人之处，那是一种散步的节奏，因为没有汽车。
现在，真实的生活又以高高堆起的一百多封信发出指令。这周卡伦·索姆要来一天，玛莎和玛丽塔要来四天，继续她们可敬的电视和摄影采访。显然这里已经下了两个星期的雨。我毕竟没有错过春天，既然什么都没有，只有潮湿和荒凉。我仍处在英国时间中，四点醒，六点起床，让人十分高兴的是塔玛斯常常冲到嚎叫的风中，狂吠。
5月28日，星期一
又下雨了，但昨天我终于设法在花园里干了三个小时——播种旱金莲花和金盏草，在要栽西红柿的旁边栽了一排万寿菊，清理了让飞燕草窒息的杂草和毛线稷，剪掉了篱笆上的一大捆枯萎的铁线莲，还有到处攀缘的蔷薇。我感觉不错，但在六点钟时我又变得沮丧，接下来的几天里有多少事要做啊，有大约十八种一年生植物还得播种，而明天卡伦就要来拍一天的录像，星期四开始玛莎和玛丽塔要来四天，做我的摄影采访。唯一能做的就是“今日事今日毕”，接受到来的每一天，不去想以后。
今天早晨六点我下楼的时候，在垃圾桶里发现了蛆，桶周围和水槽下面也有，这是可以想象的最令人厌恶的景象。但是把它们全部清除、冲洗干净是相当令人满意的，我在桶下面铺上了新塑料袋。我喜欢清洗和整理，但凡是打开这所房子里碗碟橱柜和抽屉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一点！如果我有不是一次而是三四次生命，我会做得更好。从某种角度看，与蛆的遭遇似乎是假期之后归来的一切的一个意象，混乱和入侵已经发生，你需要的是时间来理清事情，去发现真正发生了什么，并非常轻柔地扎下那维持日常生活的脆弱的根。
黑羽鹩哥已经占领了鸟食器，甚至吓走了松鼠。但昨天我确实瞥见了红胸的蜡嘴鸟，它黑白两色的羽毛和半月形的红胸脯如此逗人喜爱。雀科鸣鸟已经消失。
我发现有几封信在暗示我憎恨收到过多的信。根本不是那样。这么多年来，人们的信给了我前行的勇气而不是绝望。要一一复信是困难的，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回信，而是因为信太多了；我永远来不及回。
5月30日，星期三
又是雨。自我回来后有两个下午我可以做园艺。昨天我种了五排花，蓝色鼠尾草（今年第一次尝试）、鱼尾菊、黑种草、一年生菊花和福禄考花。我还种了两棵大西红柿，用黑塑料把它们围了起来——至少不需要浇水了!这是个雾蒙蒙的日子，下着毛毛细雨，但男人们在给草坪割草，因为看上去它已经不像什么草坪倒更像田野了。我祈祷这个周末天气会放晴，那时玛莎和玛丽塔就要来了！
我发现用这台僵硬的备用打字机很难思考。我希望我的旧伙伴不久就能修好，也许那时我能有更多一点的积极性动手写点东西。似乎有很长时间我没有做什么真正的工作了，我失去了日子下面的连续性和节奏感。但上帝知道我何时才能做好准备尝试写另一部小说。我觉得我被外界对我的期望所阻塞，因此远离了本来的根源。为那个或其他什么原因，我噩梦连绵。昨天在梦中我回到了家，那是一座墙壁被风雨洗白的小房子（非常像萨克岛朴素的石头屋），发现天窗被砸烂了，所有的家具都不翼而飞了……我被一扫而空了。那似乎并不奇怪，却几乎有一种从头再来的解脱感。比尔·布朗也有过类似的梦，他告诉我，他多次做过失窃的梦，他现在的问题是，“小偷是谁？”
我过去对梦很厌烦，我自己的或别人的梦，我不愿去关注它们，把它们作为有效的路标或警告，但是卡伦·布思送了我一本《造梦者》（Dream Makers），这是一本两个精神病学家写的关于梦的创造性的书。我在萨克岛上时读了读，发现它很可信。无疑，被埋葬的一切总是试图在梦中找到出口。但是我没有（我认为）潜意识压抑力……我想，我一直让任何发生过的事以它自己的方式从我这里流过。那有时会导致尖锐的痛苦，但是关键的一点是流动，而不是阻止试图诞生的东西。我最糟糕的错误是轻率，我相信那是因为我没有通常的潜意识压抑力的审查。至少我一直能够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去探索和利用它，而不是为“了解”的痛苦而恐惧。人们回避或掩盖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出于对成长的恐惧。在危险的地方才有可能成长，但是本能却说：“停住！我不想知道。这太痛苦了。”
6月1日，星期五
终于有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看上去它似乎会持续下去，而不会变成一场阴雨。在玛莎和玛丽塔开始拍摄之前，我拥有一个自己的早晨，一份小小的时间的礼物，我可以把事情理理清。前天我在《时报》上偶然看到了玛丽尼亚·法纳姆（Marynia Farnham）的讣告。知道她终于可以走了——真是一个祝福，最近这些年她已经认不出任何人了，只是以奇怪的唱歌似的单调声音自言自语，说的什么无人能解。现在可以忘记那长长的衰败了，那些多雪的日子又可以回来了，那时我习惯开车去温彻斯特，在她充满了艺术品的大房间里喝香槟，听音乐，聊天。真正的玛丽尼亚又在记忆中重现，她闪烁的黑眼睛，她的笑声和她辛辣的智慧。
在纳尔逊最初遇见她的时候我很孤独，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走进那个大房间的情景……我感到自己终于到家了。这是在我成为她的患者并开始成为朋友之后。她的小灵犬围在她身边，就像织锦中的女士一样。难以相信在我周围的文化贫穷中还有这样优雅的生活和气质！自伊迪丝·肯尼迪（Edith Kennedy）之后（三十多年前她已经去世），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与之深谈任何事情、交流范围如此广泛的人。在那间屋子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为她写了许多诗，整整一本书，从没有发表过。让我在这里抄录两首以为纪念。
生日
这所房子里居住着
比阿特丽斯·波特[39]，莫扎特，
加斯顿·拉歇兹[40]，
一个玩偶捧着一束花
献给慢悠悠奏响的音乐盒，
两只猫头鹰标本，
一座古老的法国钟——
一所充满祝福的房子，
一所充满爱的房子，
旧与新，
奇异与平凡
狂暴与快乐。
在这神奇的房子里
住着一个热情的孩子
有着大大的黑眼睛，
一个孩子，也是一个
七旬的老妇人，
人类灵魂的医生。
三只小灵狗和一只白猫
睡在她的床上。
玛丽尼亚早早醒来
怕错过什么事情——
一片黄叶上的光，
鸟食器上的一只猩红色的唐纳雀，
万一有一头新生的小驴
站在母亲身边。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在一大清早？
玛丽尼亚醒了
在电话把哭泣声
带入房间之前。
一只手，又大又温和的手，
抚摸一条狗的脑袋同时她唤起她的智慧，
用闪光的理智
战胜悲伤，
这需要勇气。
需要巨大的光
力量和热情
才能为即刻的回应做好准备
在大清早
或者深夜。
但是“我总在期待一次意外” ，
玛丽尼亚说。
当没有事情发生
她变得不耐烦——
猫爬到树上
也比啥事都没有好。
“那接下来呢？”玛丽尼亚问，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正是现在
亨卡·蒙卡[41]带着蛋糕进来了。
吹熄蜡烛许一个愿。
那就是接下来要发生的。
“而那以后呢？”
一次旅行，一本要写的书，
一个新年，总是爱，
是爱在敲门。
兔子彼得撕破它的夹克
为时已晚。
杰米玛姑妈爬不上小山。
但是我们，几只猫头鹰，一头熊，和一只蜜蜂，
我们在这里，你知道，
我们要说，“生日快乐！
新年快乐，玛丽尼亚！”
用叫声，拥抱和蜂蜜，
用爱和仪式。
行动所不及的地方
在这些空想的平衡中
在音乐与诗歌之间
在种种的爱
和种种的丧失之间，
我们必须轻柔地行走！
秘密的人，你当然，
很久以前就学会了走钢丝
在结合和分离之间，
学会了永远不为
那危险的张力而踌躇……
然而，留意一声低语，
我了解你的热情
感觉得到你的狂暴。
有时我喜欢忧郁的人
从酒杯上抬起头
诅咒“文化的沙漠”
我们都生活在那里，
天知道为什么。
有时我恨忧郁的人
他让我感到自己像沙漠
那里什么都不能茂盛，
因为我是囚徒
我明白
但我无力改变。
你孤独，你不会成为
富有的谷物女神，那伟大的给予者，
那就是真理，
而这难以忍受。
我以一种病态的优雅忍受它，
试图回忆起你的英勇，你的达观，
丰富的心灵，
变化不定的情绪
像云彩遮住
小山和湖泊，遮住阳光，
从不止息，期待着意外的惊奇。
在空想的平衡中
我们时不时交流
总有可能超越
你和我的丧失，
进入一片奇异的领域
对于你是自然的，
我要努力才能达到，
那就是音乐，那就是诗歌。
这是行动所不及的地方
有时甚至超越了思想——
最坏的
是这么多必须拒绝的不自然，
最好的
是这么多已经接受的滋养。
老迈昏聩的结局固然不好，但现在又有什么关系？我已回归到了本质，而这本质是给予生命的，并且会这样留存下去。
当一个人停止悲悼死者并重新领会他们的现实，生活将不断带来新的关系和神奇的通道，在那里我们将为彼此的成长作证。那天我在《时报》上看见了吉尔·菲尔曼（Jill Felman）的讣告，我的一位年轻的作家朋友，走完了人生。最后这五年来，我们每一次相隔很长的会面，都会在狂欢般的亲密长谈中度过，谈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是看着吉尔长大的——我想她现在是二十五岁。她一直在试图突破她的犹太传统，有一段时间，那似乎是她作为作家的最丰富的资源，同时也是一所监狱。作为一名护士她在实际生活中很有成就，也许她不会结婚。我在她身上看见了这点，她也立即看到了我正处于恢复期。我惊讶于她这么快就看到了这点……惊讶且愉悦。吉尔去以色列生活了十一周，兴奋于置身冒险的边缘，那也是接近出好作品的边缘。
昨天我收到了一盘难以忘怀的日本长笛和大键琴音乐，附有一封寄自菲尼克斯的信……于是我打电话给多萝西·柯伯林（Dorothy Koeberlin），她正在与日益严重的糖尿病作斗争。通过信我已经认识她好多年了，她总是精神振作，以她的勇气感染别人。在这封信中她说：
我输了三次血但仍不能行走，哦，我多么渴望能走啊。我能记起内布拉斯加闷热的日子，空气压在我身上像一种真正的负担。而薄暮的风会从田野带来微妙凉爽的芳香，下午有人在那里割干草——那就如同复活一般。灵魂从它沉闷的坟墓里升起，看见一切都浸在全然不同的崭新的光芒中——它活了过来。我现在渴望的就是这个——身体的活力感，它推动骨架，使肉体衰弱，使你感觉仿佛骨头都在伸展和生长。
今天赞美三个杰出的女性有多么快乐，并为她们的路与我的路曾经交叉而欣喜。
6月4日，星期一
玛莎和玛丽塔及她们的摄制组，一共六人，自星期五以来一直在这里拍摄和录音。很幸运的是最初三天的天气很理想，干燥而凉爽，悦目的阳光透过树叶泼洒在林中小径上，采访的一部分是在外面的露台上进行的，那里的紫藤繁盛已极。不过这里仍处于季节的过渡期，绿色仍清新而灿然，还没有花，直到杜鹃花和北美杜鹃开放，然后是鸢尾花和芍药。
能够现场观察摄制组如何工作，以怎样精心的考虑来对待我，始终是一种快乐的体验。当然我们一直在一小段一小段地拍，比如为拍一分钟的带塔玛斯散步就要把摄像机支起半小时，所以还不能想象最后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肯定周围环境一定会像一首诗一样，但我在其中的表现就不一定了。困难之一是有这么多的作品要囊括进去，选择什么是最重要的了，还有要选哪些诗来读。尽管有必要的技术细节和设置布景的琐事要处理，玛莎和玛丽塔还是设法创造了如此令人欣赏的气氛，以致我没有感到不自在，反而能够超越老年和生理的负担，去感受坦诚和生动。我深表谢意。
在我的生日礼物中有一本关于印度尼西亚和苏门答腊纺织品的书，作者为约瑟夫·费希尔（Joseph Fischer）。他的妻子克莱尔（Clare）为我在伯克利组织朗诵而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的家简直是一座充满印尼艺术品的宝屋。我意外地发现这些设计十分动人，因为它们对传统主题和象征所做的变化极其微妙和复杂。今天早晨我写信向费希尔致谢时想到，这种对严格形式的个人化游戏极其类似于诗人对传统形式的游戏，或者舞蹈家在芭蕾步法的严格形式中创造的无尽的变化。
我在访谈中没能谈到的一件事情是，为什么诗歌中的严格形式仍具有价值并将始终如此。也许我们忘记了，诗歌是在久远以前起源的，它与舞蹈有关。韵律是肉体受下意识层面影响的表现。我们不再为诗歌而舞蹈，但在我们倾听它时，诗歌的节奏会打开通往潜意识的大门。为什么在节奏成为流行音乐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时，在诗歌中作为工具使用它却显得“过时”呢？
6月5日，星期二
昨晚我读到凯瑟琳·巴特勒·哈撒韦（Katharine Butler Hathaway）《日记》（Journal）中的这一段：
尽管事实上我用铅笔画了大量的画像，并确信我在进步，但我只是半心半意地在做。俊彦（Toshihoko）这恼人的存在一直像我身上的麻痹一样。当他带着他变化无常的情绪进进出出，我的本能反应总是和以往一样——一个倾听者、安慰者，纯粹的一个女人；而这种情绪与创造性情绪完全相反。如果我是艺术家，我就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创造性情绪是强烈的、非个人化的和非人的。我认为，它毁灭了奔向他或任何其他男人的冲动。
事情在于艺术不容忍检察员，在与我们所爱的人的关系上，如果那不是一种完全和谐的关系，我们就不得不检查我们自己，以抵抗恶魔。那么在一个领域的审查机制会占领所有领域。我被去年夏天的恶劣回忆所折磨，被清醒着拖入那片深深的沼泽。有时我奇怪，是否理想的办法是不去彻底地审查全部过去，至少试着活在绝对的现在——如果那样生命就可以流动，而不是去审查一切了。任何对这流动的中断或阻止，甚至当这流动是悲哀和痛苦时，结果都是扼杀了灵魂。我非常盼望在家里度过一个夏天，让自我活着，不受审查地活着。我已经放弃所有我可以放弃的东西，为了他人的缘故和他人的需要。我愿意换换口味，去感受完全的自己……以微妙的方式，这次访谈帮助我看清了这点。昨天我在拍摄中读了十二首诗。摄制组和我如此合拍，就仿佛我最深层的自我又回来了。是他们倾听的方式给了我这种感觉，他们甚至流了泪。我感到振奋，恢复了我最近已经埋葬掉的一切。
有很长时间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可爱或者自己是受欢迎的。我一直恐惧摄像机的眼睛，那会使我感到自己又老又丑，我还会有暴露无遗的感觉。但那就等于忘记了是玛莎在摄像机后面，而站在她旁边的是玛丽塔。她们知道如何去看我，知道怎样看见真正的我。
6月6日，星期三
寂静！我终于拥有了寂静，摄制组现在已经离开了，还有那些一直在粉刷房子的工人。没有任何声音，除了波浪微弱的泼溅声和几只鸟的啁啾。今天，大海的喃喃低语深沉而温和，有点像遥远的雷鸣。天气清澈而凉爽，我盼望下午能去做园艺，也许该把一年生植物的花床用松土盖上，上面已经出现了大量小草。
有人送给我一本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妇女与荣誉：关于撒谎的笔记》（Women and Honor: Some Notes on Lying）。她说：
一种可敬的人际关系——两个人
都有权利使用“爱”这一词语的关系
是一次过程，微妙而狂暴，常常
让双方恐惧，一次提炼真理的过程
他们可以告诉给对方的真理。
这么做是重要的，因为它打破了
人的自我错觉和隔绝。
这么做是重要的，因为这么做
就是公正地对待我们固有的复杂性。
这么做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依赖的
可以与我们共同走完那艰险之路的人是如此之少。
因为激情的爱打破了壁垒，而且它最初的方式是极其专制的，我们很少愿意承认，我们无法依赖那最初打破障碍的力量，当这种力量逐渐让位于对彼此艰难的接受，当它逐渐变成愤怒和摩擦，在两个想要长久结合的孤独个体间就会发生碰撞。于是墙再度竖起。瞬间的幻想蒙上了阴云，我相信，这主要是出于被拒绝的恐惧。诚实就是袒露伤口，也是去受伤。对此无预防之法。深层次的结合代价如此昂贵，以致很少能发生。但是退缩、克制，保持表面平静的希望（因为任何爆发都会带来危险，因此必须预防）同样代价不菲。审查机制单纯地把冲突驱赶到内心的更深处。永远不被讨论的并不因此而不再存在。相反，它会溃烂化脓，最后变成致命的毒素。
6月7日，星期四
在西方文化中，自文艺复兴以来，我们有时不愿面对爱神那破坏性的一面。去年八月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现在我多么怀念不复再见的伦敦《泰晤士报》啊）上有一篇文章评论了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和欧金尼奥·拉·罗卡（Eugenio La Rocca）所著的《希腊的爱神》（Eros in Greece）。评论者是W. B. 斯坦福（W. B. Stanford），昨天我想起了它，又找了出来。它以极大的力量震撼了我。下面是摘录的章节：
作为神和激情的厄洛斯的思想和形象在古希腊是变化多端的，从高度理想化到极度的残忍……但最初他被赫西俄德描绘成一个神时，他与混沌和大地一样，是宇宙三位原始神之一（阿芙洛狄特很久以后才诞生）。在异教时期结束时他已被平凡化为婴儿似的丘比特，或被浪漫作家浪漫化了，或被色情作者动物化了。只有柏拉图的学说，即厄洛斯的激情可以成为向神圣形式（对整体的渴望和追求）上升的工具，为理想主义者提供了统一的教条，他们在这半神性半兽性的激情中寻求更高的意义。
在把厄洛斯作为激情讨论时有一个主要的难点。英语中没有十分令人满意的对等词语。博德曼将它翻译成“爱”，但没有任何解释或限定，这样会引起误导。虽然这两个词语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在语气和范围上却有着根本的区别。“爱”通常指的是愉快或善意。
相反，厄洛斯对许多希腊人来说是危险和破坏性的力量，甚至会驱使心灵正直的人去做愚蠢、耻辱和痛苦的事情。这个厄洛斯有时被描绘成一种有着烦恼症状和后果的疾病或疯狂，而并非什么享受的事……
那么很清楚，希腊人并不总是把厄洛斯视为一种愉快的经验。希腊人也对厄洛斯激发的自私和自我中心不抱任何幻想……
当他们要描述父母与孩子或朋友与朋友之间的感情时，他们使用别的词语。厄洛斯这个词基本上意味着意欲占有和享受的激情，没有任何温柔的涵义。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厄洛斯都是一次地震。恐惧和战栗，最重要的，是它引起的彻底的变化……在任何时代我们的性都会造成很深的困扰，否认这一点是十分愚蠢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内在的审查机制来对付它——这太糟糕了。另一方面，装做厄洛斯不是与大地和混沌并列的原始神，就是淡化或者逃避我们为实现完整的人性、达到无私之爱所必须面对和经历的一切。也许每一次严肃的爱情都是对心理过程的再次经历。
6月8日，星期五
昨天去看了道（Dow）医生，正如我一段时间所怀疑的那样，我将在十七号去约克医院做一次活组织切片检查，道医生认为，随后应马上做一次左乳切除术。这并不意外，从某个角度看却是一次解脱，因为我知道去年秋天以来我遭受了巨大的压抑的愤怒，它必须找到某个出口。我一直相信我母亲的癌症来自压抑的愤怒，而莱尚医生在对癌症患者进行大量工作后的发现证实了我的观点。我把手术看作一种驱魔。如他们所说，某种必须放弃的东西。
我非常感谢仁慈、聪明的道医生允许我十五日去卡姆登（Camden）朗读诗歌，为那里的莎士比亚剧院筹款。在那之后我将有一年时间不朗读诗，我可以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平静地恢复。
昨天就像是一场六月的梦，凉爽、晴朗，所有的绿色都在闪光，而深蓝色的海洋平展如镜。我整天都奇怪地感到幸福。
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必须清理桌子了，不然那些恳求回答的声音会在医院里也纠缠着我……
6月26日，星期二
手术是十八号做的，我昨天回了家，一直在这里坚守阵地的亲爱的玛莎和玛丽塔迎接了我。
约克医院很小，熟悉而仁慈，对于我是个理想的地方。我还是他们的新计划“联合实践”的对象，医院的护士拥有不寻常的权力，与外科医生紧密合作。手术一点也不坏，改进型彻底乳房切除……改进型指的是他们在淋巴结中没有发现恶性细胞。看起来警报解除了。
直到昨天晚上我一直一个人一个房间，它不久就摆满了鲜花，其中有一束繁花累累的飞燕草，几枝蓝色、白色的芍药。还有一篮非洲紫罗兰，一共六枝，投下粉色和淡紫色的阴影。第一天海蒂从她的花园中带来了一小束花，后来玛莎和玛丽塔从我的花园中摘来一些，有一天是两枝铁线莲，一枝深紫色的，一枝白色的，另一天是西伯利亚鸢尾。这些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快乐。睁开眼就看见它们在那里，静静地存在着。我的睡眠很充足，对意识的丧失充满谢意。
鲜花帮助了我，它们是许多许多朋友爱的有形象征，我从窗户里可以看见的大榆树也帮助了我，它长长的枝条轻柔地在风中摆动。一天黄昏飞来一只白头翁，栖息在枝头歌唱。变化的天空和坚定可敬的树确实使我获益匪浅。我需要它，因为我把失去一只乳房想象为一种宣泄，我会像凤凰一样从火中再生，更新一切，尤其是我心中的痛苦。我想象过，真正的痛苦，身体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损失，会取代精神上的苦闷和失去的爱。并非如此。那场折磨人的长途旅行将重新开始，经过痛苦和拒绝、经过愤怒和误解，最终重获某种自我的感觉。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我一直是贬值的，作为女人、情人和作家。如何恢复一种价值感，重新估价我自己？
至少我已证明我拥有一些恢复力。今天我洗了个澡，自己换了绷带，喷出了许多液体，这让我有些害怕。但是昨晚的睡眠是怎样的福气啊，塔玛斯和布兰波一边一个躺在我的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