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末与圆明园历史影像
徐家宁
王致诚的信
十八世纪旅华的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1743年写给达叟先生的信于1749年在法国公开发表后，立即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反响。信中对圆明园这座“中国的凡尔赛宫”细致入微的描写，让正处在一股“中国热”当中的欧洲人被深深吸引，西方古典主义视线中的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从东方神秘之境的虚幻中走出来，以帝王宫苑这一最极致的形式在西方人眼前展开。
王致诚当时是乾隆皇帝宫中的御用画师，这使得他可以在圆明园中自由往来，仔细观察体会这座“万园之园”中应接不暇的美丽景致。在他的信中，在那大得令人惊叹的圆明园里，殿宇楼阁、亭台轩榭、山石桥梁、溪泉湖海，处处美不胜收，“无论是构思设计，还是营造施工，无一不宏伟壮观，绚丽至极”。而关于中国独特的建筑风格，他说：
“……的确，当人们领略过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建筑杰作之后，对其他地方的所有建筑都会不屑一顾。然而，中国皇帝在北京的宫殿以及各处燕游之所当属例外，……我一心将这里的一切诉诸笔端，以期使您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此事谈何容易，因为这里任何东西都与我们的营造方法、与我们的建筑艺术毫无共通之处，只有亲眼目睹，方能识其真面目……”
王致诚的信写于1743年，欧洲人读到这封信已是六年后，当他们通过那一行行文字在头脑中勾画一个别样的东方园林的时候，万里之外的圆明园里，一座他们熟悉的巴洛克式的建筑已经竖立起来。自视为天下共主的乾隆皇帝，在自己皇家宫苑的一角，打造了一座空前绝后的西式园林。
百年建园
北京城西北的西山脚下，自辽金时代起就因其秀丽的风光成为众多座寺庙和苑囿的所在。明神宗时，皇帝的外祖父武清侯李伟在今圆明园南、北京大学以西的位置上建造了“清华园”，园内有挹海堂、清雅亭、听水音、花聚亭等山水建筑，被称为“京师第一名园”。明朝灭亡后，园址荒废。1684年，康熙皇帝南巡归来后，利用清华园残存的水脉山石，在其旧址上仿江南山水营建畅春园，作为在郊外避暑听政的离宫。1709年，出于风水上的考虑，康熙决定在畅春园以北不远处兴建一座新的宫苑，这座宫苑被命名为圆明园，不久后赐给了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继位的雍正皇帝。
胤禛作为皇子获赐的圆明园规模并不大，在完工时也不及后来面积的一半，具体范围大致是前、后湖及周边，园门设在南面，与前湖、后湖在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上。当时的园林“因高就深，傍山依水。相度地宜，构结亭榭，取天然之趣，省工役之烦。槛花堤树，不灌溉而滋荣；巢鸟池鱼，乐飞潜而自集”，是一座小型的水景园林。
雍正继统之后，圆明园取代畅春园成为皇帝的常居之所，并开始了扩建。1724年，即雍正登基的第二年，他批准在园内加建多座建筑，以满足在园内处理政务的需求。原中轴线向南延伸，在南面兴建了用来处理政务的正大光明殿、勤政殿及内阁、六部、军机处诸值房，用以“避喧听政”。北、东、西三面也逐渐向外拓展。西边多泉的沼泽地改造为贯通的河渠水网，构成山环水绕、以建筑群组为中心的园林空间；东湖开拓为“福海”，雍正常在福海上泛舟，邀请大臣和宠爱的嫔妃一起观赏风景。而沿北墙的狭长地带则被开辟为一片农桑区域，称为“多稼如云”，也是园内的景观之一。至雍正末，圆明园的基本布局已定型，主要景观达到三十余处。
乾隆皇帝继续以圆明园为最主要的帝王宫苑，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对扩充园子的规模极为热衷，除完成圆明园四十主景外，还修建了许多新的殿阁亭榭，并将园林继续东扩（1749年），营建了完全以游乐为主的长春园。
长春园内的主要建筑包括含经堂、淳化轩、蕴真斋以及在1860年圆明园被焚时因身处湖心幸免于难、却在1900年毁于庚子之难的“海岳开襟”，这是长春园内最壮观的建筑之一。乾隆对江南的喜爱使得他经常要求园林的设计者尽可能地仿制江南园林，如依照南京瞻园的样式建造的如园，仿杭州石园别墅建造的“小有天”，以及位于长春园东北角的著名的狮子林。在长春园的北端，一片曲尺型的狭长地带上，他让一群传教士设计建造了统称西洋楼的西式建筑群，这片占地长约七百五十米，宽约七十米的宫殿和园林，面积只占整个长春园的一小部分，然而今天关于圆明园留在人们脑海中图腾般的印象，却来自这里。
长春园完工之后，乾隆对圆明园本园又进行了一些增建，其中最重大的两项是仿浙江海宁的隅园建造的安澜园和为放置整套《四库全书》建造的文源阁。1769年后，乾隆将原属大学士傅恒的园林宅第绮春园及邻近的两座小园林春喜园和喜春林并入圆明园，此外早在1750年，为给皇太后做寿，乾隆在瓮山建造了寿寺，将瓮山更名为万寿山，引玉泉山水灌注西湖（即后来的昆明湖），营建名为清漪园（即今颐和园）的附属园林。
乾隆驾崩后，继位的嘉庆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绮春园，以取代日渐凋零的畅春园作为后妃们的居处，至此圆明三园的格局正式形成。嘉庆还对正大光明殿、安澜园等原有两园中的建筑进行了修缮。之后的道光皇帝在圆明园中建造了新的寝宫慎德堂，因喜欢看戏，还新建了许多戏台。至咸丰时，国势衰微，强敌压境，不仅无力再做新的营建，连维持现状、守成祖业也不能，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经一百五十年不断建造方得此规模的万园之园圆明园，突然走向了悲剧的命运。
凋零的夏宫
外国人对圆明园的称呼是夏宫，圆明园之后，The Summer Palace之名由颐和园承袭，成为旅游手册上的标准名称。然而以夏宫来称呼圆明园并不十分恰当，因为自雍正起，曾经在园内居住过的五位皇帝，都没有特别把这座宫苑当作避暑之所，真正炎热的时候他们会去热河的避暑山庄，而在京城的日子，更多时间都是在圆明园中度过，皇帝们更愿意在鸟语花香的园子里、而不是在森严刻板的紫禁城中处理政务。为此雍正皇帝在圆明园和北京城之间修建了一条宽阔的石板路以方便往来，还安排了多达数千人的御林军驻守在圆明园四周。乾隆曾在圆明园内接待多国使节，作为圆明园最重要的经营者，他在位的六十年里圆明园工程不断，到乾隆八十大寿时，圆明园趋于全盛，这位老皇帝很是以此为傲。嘉庆继续在圆明园内问政，也继续为圆明园花钱，尽管此时已比不上乾隆时代财大气粗，财政上也还充裕，使得他能如愿打造自己的绮春园。道光在鸦片战争结束后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检阅他的军队，最后在他最喜爱的慎德堂内离世。咸丰曾在园内为皇朝衰败的命运失声痛苦，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他离开圆明园避往热河，当他听闻一百五十年的家业被焚毁时，口吐鲜血，不到一年就病逝了。
旧时皇帝即天下，皇帝所在，便是天下之中心所在，因此皇帝们长年所居的圆明园，对清王朝来说，不再是一座别宫离院，而是一处实实在在的政治活动中心所在。由此便不难理解后来的同治及慈禧一意想要修复圆明园的强烈欲望了。在家天下的意识下，修复被掠夺蹂躏的祖业，或许也是修复因外夷侵扰而日渐衰微的帝王天下的一种象征。
英法联军的主帅额尔金（Lord Elgin，1811-1863）决定烧毁圆明园，也是深知皇帝最在意的心头肉在哪里，不如此便不能给清王朝最沉重的切肤之痛。
1860年10月18日燃起的大火让圆明园化为一片焦土，在此之前的10月7日，九州岛清晏、长春仙馆等处就已经被夷为平地。不过由于圆明园面积巨大，建筑分散，且水域辽阔，一些偏僻之处和水中建筑得以幸免于难。据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的查勘，园内尚存蓬岛瑶台、藏舟坞、绮春园大宫门、正觉寺等十三处建筑，此外西洋楼众建筑多由石材和琉璃建造，虽在大火中燃去屋架等木制构件，主体却相对完好，并未倾塌。
西洋楼
西洋楼是长春园内西洋建筑和园林的统称，包括谐奇趣、海晏堂、方外观、远瀛观等建筑及黄花阵（迷宫）、大水法、养雀笼等奇趣园林景致。西洋楼的建造始于1747年，由乾隆皇帝授权意大利画师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和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t，1715-1774）共同设计建造。在西洋楼之前，圆明园本园内已经有几处西式喷水池，但这并不能满足乾隆对西洋建筑的趣味审美，于是当传教士们献上大型喷水池的模型时，在乾隆时代雄厚的经济实力的支撑下，这些融合了部分中式风格的西式建筑一步步在长春园内建造起来。
最先建成的是谐奇趣，它位于整个西洋楼景区的最西部，由主楼、前后喷泉及西北的蓄水楼组成。主楼三层，一二层都是七间，三层三间，左右为凉台。分为两层的弧形台阶直通二层，以雕刻西式花纹的石栏杆装饰。主楼两侧各有一道西洋连廊，连接两座八角形的亭楼，楼内演奏来自蒙古和回疆的异域情调的音乐供皇帝欣赏。主楼前有一座大型海棠形的喷水池，池中间有西洋翻尾大石鱼一尾，水由鱼嘴中喷出，高达数米。石鱼外围有铜雁十八只，池边有铜羊四只，均可喷水。喷水池东西各有小喷泉一座，池南是一片湖面，湖边建有石栏。湖西为线法桥，桥为五孔，券上刻有兽首，有水从兽口中喷出。桥上建有一座西洋座钟形的假门，上面嵌有一面巨大的时辰钟，南北两侧以雕刻花墙装饰。这座桥是园中水流的入口，设有闸门，往上连通圆明园中的方壶胜境。
谐奇趣于1751年完工，后院是一个方形的花园，以十字形甬路为主干，中心有一座喷水池，环以铜栏，四周点缀着花坛、各种盆栽以及人工修剪的松树。喷水池以东，即与蓄水楼相对的位置上建造了一座养雀笼（1759年），饲养孔雀和各种外国珍禽。花园北面即是通往迷宫的花园门。
花园门是一座西洋风格的汉白玉石制拱门，形似西洋座钟，有黄铜雕刻花纹大门两扇，两旁为花墙。门后过木桥就是黄花阵，是一处融合了西方园林装饰形式和中国文化世界观的园林设计。迷宫有九层，以三尺高的矮墙为界，墙身刻万字花纹，墙顶为池形，里面种有罗汉松。四角各有八方形阵眼，各植龙爪槐一棵。阵正中石台上，筑圆顶双檐八角亭一座，中设西式座椅，为皇帝的龙座，每年中秋游园时，最先走出迷宫来到皇帝面前的嫔妃或宾客会得到皇帝的赏赐。八角亭北面建有洋楼三间，由折梯可登入二层，楼前左右各有石狮一只，背驮宝瓶，内有铜管，可喷水。整个迷宫东西南三面环以壕沟，沟上有木桥，连接迷宫的各面的入口。北面小山上建有方亭一座，可俯瞰全园美景。
从谐奇趣到黄花阵后的凉亭这几组大致沿南北中轴线对称的建筑，构成了西洋楼建筑群的西边部分，自养雀笼往东，依次有方外观、五竹亭、海晏堂、大水法、观水法、远瀛观、线法山、方河等主要建筑。
方外观建成于1759年，乾隆得维族妃子容妃（香妃）后，将其改为清真寺，每个星期五容妃都会来这里做礼拜。方外观为两层，楼上下各有三间，一层中间凸出形成二层露台，其上可观景，楼两侧有半圆形台阶通往二层山墙上的角门。楼顶是中式的双檐庑殿顶，覆五色琉璃瓦。楼前有石桥，桥上栏杆雕刻极其精美。楼西有八角亭，往西过小桥就是养雀笼，东有花台树池，南面为五竹亭（1770年自谐奇趣北面移来），以游廊环绕相连。
方外观东面是海晏堂，这是整个西洋楼景区最宏大的一组建筑，著名的十二兽首当初就安放在这里。海晏堂正门朝西，上下共三十六间，依然是雕刻精细的汉白玉阶梯直通二层，环抱楼前大型喷水池。石梯两旁共有喷水管六十四条，导水台六十个，水纹形泄水沟四道。二层正中一间外面有石豹两只，口中喷水于水沟内。池中有一个石蛤蛎，是一个转轮喷泉，再往上有两条石鱼，分别向左右喷水。池正中有喷水台一座，两边则是十二生肖铜雕，左右各六，都是兽面人身，立于石台之上。每个时辰对应的兽口中都有泉水喷出，至正午则十二兽同时喷水。池西左右各有西洋八角石鼎一只，旁边有半圆形泄水池。主楼后面是工字形的蓄水楼，中间为蓄水池，全池用锡板焊成，俗称锡蜡海或锡海。东西蓄水楼内各有水井，里面装有轧水机，为蓄水池注水。这个蓄水楼是东部的总水源，除海晏堂各大小喷泉，东边远瀛观、大水法的喷泉也由这里供水。蓄水楼南北各有八角形喷水池两座，西池有两只铜猴在树下捅马蜂窝，手中托印，水激树，群蜂飞舞，二猴作惊慌状，俗称“封（蜂）侯（猴）挂印”喷泉。东池内一铜猴坐在假山上，手执一把雨伞，水由伞顶喷出，又落在伞上，名为“猴打伞”。楼东面有八折石梯通往楼上，楼下砖砌地沟，通往各处喷水池。
海晏堂的东面是大水法及观水法，以及大水法北面稍晚建成的远瀛观（1783年）。“水法”即喷泉，“大水法”就是大喷泉，这是一座专为观赏喷泉建造的大型水景，主体是一座西式牌坊，牌坊前正中有一座半圆形七级水盘，顶上有狮口吐水，水流层层落入池中。左右岸上各有翻尾石鱼一个，池中左右也有翻尾石鱼各一。上鱼口中之水落入下鱼之口，下鱼口中也有水喷出，形成水流转折的效果。池正中有一铜鹿作奔跑状，鹿角分八杈，各角尖向上喷水八道。东西各有铜狗五只，口中喷水射向铜鹿。水池两边还有大型翻尾海豚各一只，也可喷水。水池南面左右各有十三层方形喷水塔一座，每层都有水瀑溢出，塔周围有大喷水管八根，小喷水管八十根，塔顶还有十六角铜制蒺藜，均可喷水。
大水法南面是观水法，即皇帝“观”“水法”的座席。观水法一反传统坐南朝北，台中设宝座，左右摆放两只铜鹤，鹤口衔起一根铜横条，从宝座靠背拉出一面黄绸至横梁上，就搭起了一个五尺长的凉棚。宝座后面有半圆形石屏风一座，石屏左右各有一座方形小塔。从石屏旁边的角门出来，可以通往泽兰堂。
远瀛观建在大水法北面的高台上，一度是容妃的寝宫，里面曾摆放着各种西洋家具及物什。建筑坐北朝南，全部用汉白玉雕刻筑成，主体建筑面宽五间，中间三间退后，罩三层檐庑殿顶，正中的琉璃大宝顶体形巨大，花纹色彩极其精美。第二层檐瓦用鱼鳞金瓦，立面正中置圆光百锦窗一座。左右两翼以四面钟形亭为顶。主楼前为一方形平台，南侧左右各有弧形石梯，环抱台基下大水法的喷水池，石梯与方台之间的间隙用精美的太湖石及花木填空。
从大水法往东，穿过一座四柱三间的西洋牌楼，就是线法山。线法山是一座人工堆成的土山，高约八米，山上有盘山道，据说乾隆喜欢骑马盘道登山，因而俗称“转马台”。线法山顶有一座西式凉亭，在亭内可眺望大水法、远瀛观及东面的方河和线法画。
线法山东门是一座三间的西洋式牌楼，时称“螺蛳牌楼”。过此门就是东西长一百四十四米，南北宽五十米的方河。方河东面为线法画，由七道左右对称的八字形断墙组成，墙上挂着威尼斯水乡街景的油画，油画可以随时更换，相当于是一组为线法山上的尊贵观众准备的舞台布景。线法画是西洋楼的最东端，再往东就是整个长春园的东墙。
慢慢倒下的废墟
大火之后的圆明园成了一座废园，一些建筑逃过劫难，在焦土上留存下来，西洋楼虽遭破坏，也远不至后来人们最常用的那个词——断壁残垣的程度。建筑是有生命的，精心呵护可百年长存，一朝无人照看，就离土崩瓦解不远了。
谐奇趣和黄花阵在大火后依然完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慈禧还三次到黄花阵游览。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主体建筑尚存，大水法、观水法、远瀛观也保持着原有的格局，当时的景象虽然苍凉，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残迹也相去甚远。大火之后虽有军队和太监守卫着这片废墟，但盗掠与破坏从未停止，相比那些一次性化为灰烬的木结构中式建筑，西洋楼是在荒废中一点一点倒下去的。
园内的铜饰多数都在联军洗劫的时候被掠走，荒废之后，精致的石刻构件成为盗取的对象。守园太监也参与了盗卖活动，很多装饰构件被移至别处。1900年庚子之乱时，残存的西洋楼再次遭到土匪、流民的大肆破坏。清亡后，圆明园更是长期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大量石材被任意盗拆，到1940年代日寇占领时期，大部分西洋楼已经被彻底破坏了。
铜版画
圆明园被毁已一百五十年，昔日的万园之园，如今只剩下游人面前几面残墙，一池荷花。曾经的辉煌铭刻在浸染着屈辱的记忆里，而它辉煌时的胜景，却不像汉之上林苑、唐之大明宫那样由后人的诗文和想象绘成，保存下来的大量图画数据让人们在怀念这座宫苑的时候，脑海里能搭建出一幅幅明晰生动的景象。
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命宫廷画师唐岱、沈源绘制《圆明园四十景图》，将圆明园四十主景全数收入画中。这组绢本彩绘以意韵浓厚的传统绘画手法将圆明园中的殿阁屋宇尽数描出，山高水长，宛如仙境。而当西洋楼建成时，西方的绘画技法也传入中国，于是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起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历时五年，由如意馆画师伊兰泰起稿，造办处奉旨制作，清内府刊刻完成了《圆明园西洋楼铜版画》一套共计二十幅，为盛时的西洋楼留下了一份最接近原貌的图像数据。这套铜版画每块铜版用红铜二十六公斤，图幅93×57厘米，画面描绘长春园西洋楼十景，分别为谐奇趣南面、谐奇趣北面、蓄水楼东面、万花阵花园门北面、万花阵花园、养雀笼西面、养雀笼东面、方外观正面、竹亭北面、海晏堂西面、海晏堂北面、海晏堂东面、海晏堂南面、远瀛观正面、大水法南面、观水法正面、线法山门正面、线法山、线法山东门和湖东线法画。这套铜版画的绘刻技法“极其确切精细”，连当时的西洋人德拉图尔也感到惊讶。这组铜版画当时共压印纸图一百套，分赐各王公大臣等，并在西洋楼各水法殿陈列四十套，在圆明园、长春园另外十一处殿宇也各贮一套。原始的铜版收藏在谐奇趣内，庚申之变后佚失。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叶，制作精美、细节丰富铜版画已经是记录风光胜景的最佳手段，只是与稍后兴起的摄影术相比，这些手绘的图画还是缺少照片那种完全复制视觉观感的真实。尽管摄影术来到中国的时候这座辉煌的宫苑还是一片华美的乐园，它无双的美景却没有在照片上留下一丝光影，最早为圆明园拍摄照片的重任，直到三十年后，在圆明园已变成一片废墟时，才不经意地落在了一个德国人的肩上。
恩斯特·奥尔末
1842年，摄影术在诞生仅仅三年之后就来到了中国，但此时清政府将外国人的活动限制在少数几个口岸城市，摄影术没能向北方传播。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法军测绘部的查尔斯·杜宾（Charles Dupin，1784-1873）和英军的随军摄影师费里茨·比托（Felice Beato，1834-1909）才成为最早给北京城拍照的人。《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外国人驻留北京成为可能，他们在各国公使馆及大清海关等机构里工作，此时的北京与开埠后逐渐发展成繁华通商口岸的上海或天津完全不同，对外国人来说这里气候不适，街道污秽，物资匮乏，没有任何娱乐，总之生活非常枯燥。
北京城西北方向上的西山一带是皇家珍视的宝地，也是外国人远离北京城里飞扬的黄土、调整身心的好去处。圆明园被焚毁后虽已成为一片废墟，还是一直有卫兵看守，不过位于整个园区东北角的西洋楼景区，由于地处偏僻，守卫稀松，外国人也能自由进入。从现存的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到，赫德掌管大清海关后，海关的外国工作人员和家属们经常去西洋楼景区野餐游玩，这其中就包括恩斯特·奥尔末（Ernst Ohlmer）。
恩斯特·奥尔末1847年出生于汉诺威王国（The Kingdom of Hanover，今属德国）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附近的伯瑟恩（Betheln），是一名旅馆老板的长子。十几岁时他加入一支商船队前往中国，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他的船在中国海岸遭遇失事。1867年左右他在厦门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以专业摄影师的身份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不过没过多久他就换了一份工作，从1868年5月开始，他进入大清海关工作，并按照海关职员的惯例起了个中文名字“阿理文”。在接下来的四十六年里他一直供职于中国的海关系统，从厦门到北京、广东、青岛，职位渐获提升。1914年退休后他与妻子一起回到希尔德斯海姆，直到1927年逝世。
奥尔末于1872年8月到1880年4月在北京海关任职，他来到北京的时候，圆明园变成一片废墟已经十二年。然而这座光华不再的荒园还是给奥尔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它是建筑样式中西结合“最极致的样本”，还因为其中使用了大量他最喜爱的琉璃做装饰。他在日记中对西洋楼使用了大量的溢美之辞，相比之下他对其他景观的记叙则相当平淡。
“这里的装潢……五彩缤纷，如彩虹般绚烂……映入你眼中的是装饰物丰富而动人的色彩，浸润在北京湛蓝色的天空里，随着观者移动的脚步和太阳的光影不停变幻，建筑物白色大理石的映衬让它们格外醒目，倒映在前方的湖面上，如同幻影……观者不禁怀疑自己来到了‘一千零一夜’的世界里。”——奥尔末，1898。
奥尔末是一名摄影师，摄影师总会去捕获喜爱的风景。在北京期间奥尔末凭借入职海关前的专业技能拍摄了多少北京的照片不得而知，但最终让他为人所铭记的，是他留下了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最早的关于圆明园的照片。
恩斯特·奥尔末去世后，他在中国期间收集的大量中国瓷器，捐赠给了家乡的罗默尔-佩利扎乌斯博物馆（Roemer-Pelizaeus-Museum），成为该馆最重要的藏品之一。在他的遗物中还包括十二张玻璃底片，内容全部是圆明园西洋楼，对比托马斯·查尔德的照片，可以确定这组底片的拍摄时间早于查尔德拍摄同样题材的1877年。
柏石曼和滕固
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是一名德国建筑及艺术史学家，也是一名汉学家。1902年，柏石曼途经印度首次来到中国，被中国的古建筑，尤其是宗教建筑所吸引，于是产生了考察中国古建筑设想。这一设想后来在德意志帝国政府支持下展开。1906-1909年间，柏石曼穿越中国十二个省，行程数万里，拍下了数千张宗教建筑和民居的照片。回国后，他根据考察所获的资料，连续出版了至少六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其中1923年出版的德文版《中国建筑和景观》（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和1925年出版的德文版《中国建筑》（Chinesische Architektur）是最重要的代表作。1924至1927年梁思成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留学期间，接触到柏石曼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深受影响，尽管费蔚梅（Wilma C.Fairbank，1909-2002）在《梁思成与林徽音》一书中曾提到梁思成认为柏石曼等人“对中国建筑的理解失之肤浅”，但是从梁思成后来有关中国古建筑的分类来看，还是深受柏石曼影响的。
奥尔末1927年去世后，他的遗孀路易斯·冯·汉纳根（Louise von Hanneken）将从遗物中找出的圆明园西洋楼的底片交给了在柏林工科大学教授建筑学的柏石曼。1929年，一位名叫滕固的中国青年赴德国留学，学习美术史。在德留学期间他得知柏石曼藏有一组圆明园西洋楼早期的底片，“乃请使馆备函往访，布氏果出示照片十二帧，暨平面图一帧；乃圆明园东长春园毁后未久时所摄也”。在这幅由奥尔末亲手绘制的西洋楼景区平面图上，标注了他拍摄照片的位置和角度，并注有绘制日期——1873年11月，由此可知最晚在此时，这组照片就已经拍摄完成了。
奥尔末在世时，应该不知道自己留下的这组底片是后来能看到的关于圆明园西洋楼最早的影像，然而从目前找到的资料来看，奥尔末1873年拍摄的这组底片已经确认是拍摄时间最早、最接近西洋楼原貌的影像数据。
后来
在滕固的游说下，柏石曼同意借出这套底片，于1933年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一书。此书22.5×27厘米，共收录十五图，其中图一系滕固根据奥尔末的手绘图纸复制的西洋楼景区平面图，图十三是滕固友人于1932年所摄大水法残迹，图十五是托马斯·查尔德所摄观水法旁钟形门，其余十二张均由奥尔末的底片直接制版印刷。遗憾的是这批底片在运往上海途中受损，大水法那张底片断为两半，在滕固的书中仍能看到痕迹。
滕固用完这批底片后，便送还给了柏石曼，也许是柏石曼因底片受损而自责，也许是其它原因，此后这批底片再没有示以世人。1943年，柏林在盟军的轰炸下几乎变为废墟，因此坊间一直传说这批底片在轰炸中被毁，而滕固所编《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一书的价格也因奥尔末这批照片最后的亮相而水涨船高，甚至千金难购。而实际上，这批底片一直由柏石曼仔细保管，直到他去世。1987年，他的孙子将这批底片售出，之后又辗转流至台湾。
2010年，时值圆明园罹难一百五十周年。这座经另一个一百五十年倾力营造方得鼎盛的万园之园，以一片广阔的遗址，在北京的西北郊，静静地表达它曾经辉煌的存在。西洋楼从它极盛时的皇家游乐园变成了绿树丛中白石堆砌的残迹，其中缺失的时光，在一张张底片上定格下来。当我们面对这十二张玻璃底片，仿佛还能感觉到石墙上烈火炙烤的余温，光影中散落着我们对那些已经消失的细节的追寻，对一段历史的哀思，对那些不复存在的美景的纪念。
稀世影像的迭代传奇
秦风
2010年5月28日，当我从东京搭机回台北时，神经依然紧绷，想到七十七年前，上海学者滕固带着同样一批玻璃底片乘轮船回国时，心情必然如同身边摇荡的海浪……
稀世影像文物重新问世
1990年代中期，我开始从事历史影像的收藏和编辑工作，受限于个人力量，编辑得多，收藏得少。直到两年前，得到友人襄助，通过著名的日本古籍书店雄松堂，开始向欧美收藏界探询及购藏稀有的中国历史影像。
2009年10月，雄松堂书店来函称，欧洲一古书商知道一批早期圆明园影像玻璃底片的下落，而收藏者有意割爱，双方正在洽询中，一有结果，将会传来完整的电子文件数据。四个月后，也就是今年2月，图文数据传来，我立刻被计算机上亮丽清晰的早期圆明园影像深深吸引住了，档案上还附上现存玻璃底片的照片，以及每一张底片的详细资料。我万万没想到，欧洲藏家要割爱的竟然是滕固当年曾从德国带回上海的奥尔末的圆明园玻璃底片，这批底片犹如中国影像史的一则神话，后来像美丽的亚特兰提斯般神秘地消失，如今神话却重现于眼前。
两年前，英国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圆明园遗址蛋白照片被引介到中国，曾在文化界造成轰动，媒体喧腾一时。奥尔末的照片比托马斯·查尔斯更早，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圆明园影像。而且奥尔末的照片主要是见于滕固1933年所编印的《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中，以中国当年的印刷条件，印出的图片必然远远逊于原底片的品质。换言之，奥尔末的作品始终是以玻璃底片的形式存在的，因此，世人至今尚无缘欣赏到原底片直接冲印出来最早圆明园的高画质照片。
就跟所有文物收藏家看见好东西时，首先本能地关注文物的真伪一样。我即刻委托日本雄松堂书店和欧洲古书商做好这批藏品的鉴定工作，而他们这方面的专业能力在业界是极富盛名的。事实上，比起其它古董来，影像原物鉴定相对比较单纯，因为早期感光和冲印材料早已不再生产，而复制的失真程度，即使再小，往往肉眼也能够辨识。另外，欧洲古书商对于奥尔末玻璃底片的来龙去脉，还提供了一些中国影像界不知道的信息。在此之前，文史界都说，滕固把底片带回上海编书，而且在旅途中还弄破了一块。至于底片后来的下落，世人就不清楚了。一般最常见的猜测就是，二战末期，德国饱受盟军飞机的轰炸，几成焦土一片，底片难免会毁于轰炸。然而，这种说法毕竟只是推测，并无任何确凿的证据。
玻璃底片的时光之旅
欧洲古书商提供了底片后来的遭遇，实际的情况是底片一直受到良好的保护，并幸运地躲过了盟军的轰炸，一直传到柏石曼的孙子手中。1987年，在奥尔末拍摄圆明园的一百一十四年后，柏石曼的孙子将底片卖给一位法国的收藏家。国际华人影像收藏界近年也一直有一位法国收藏家手中握有最早的圆明园影像的传说。现在证实，这个传说与现实相当契合。至于为何七十多年间这批底片的下落不为人所知？这一点其实也不难理解，有些珍贵文物，因后代子孙不了解，也没兴趣，又不忍遗弃，便默默置放在家中的某个角落，几十年以后终于被卖掉的情况，在收藏界是屡见不鲜的。至于新的藏家，除非是美术馆和博物馆肩负展示和教育职责，一般都很小心，不愿声张。即使几年后割让，也常通过权威管道，低调进行。
至于中国人这一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旧时代文人家族历经巨变，纷纷中断过去的国际联系，甚至数十年间只字不提。直到改革开放二十年后，一些旧关系才重新被提起，认识或连结，然而彼时已老成凋零，人事全非。直到最近十年间，中国经济崛起，学术兴盛，一些新一代学人始有余力走访五洲，寻访故人旧事。在中外因素交迭之下，奥尔末玻璃底片几成绝响，并不足为奇。而近日这批底片又神奇地从过往记忆中走出来，既为偶然，又像是命中注定，令人错愕、惊喜且感伤。
触及民族灵魂的深处
欧洲古籍商所指的割爱者，正是那位法国收藏家。而且，他们同时也接洽了一些对此有兴趣的欧美的美术馆和图书馆。这个情况对我而言，形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尽管奥尔末是德国人，但圆明园却是中国重要的景观，最早的圆明园玻璃底片应被视为中国珍贵文物。就像郎世宁是意大利人，但他的清宫画却被当成中国文物，而非西洋文物一样。何况圆明园触及了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强烈情仇，奥尔末的玻璃底片摄于中国，最后理应回到中国！
珍贵圆明园文物永留中国
此时，我内心存在着强烈的焦虑与恐惧，欧美文化单位的主事者对这批文物的情感，当然不比中国人。不过，万一碰到一位有眼光又了解中国的主事者，在我之前取得了这批文物，便意味着奥尔末的圆明园玻璃底片将永远跟中国人说再见了。正好，今年又是英法联军侵华及圆明园被毁一百五十周年，正是中国人公开展示这批珍贵文物的最好时机。种种因素，使得我必须在短短的三个月间展开大规模的沟通和说服工作。
感谢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的冯光生副馆长与韦佳艳主任，很快地认识到这批文物无比的价值，立刻确定了公开展览的日期，并且进入实质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我也四处奔波，加紧筹资，其间内心难免种种艰辛苦涩，但都被取得文物和分享于众的强烈渴望所化解。5月间，此事终于确定，同时完成了国际交易手续。欧洲古书画商为了确保安全，亲自携带文物由伦敦搭机送到东京。日本雄松堂书店传来的图片显示，玻璃底片被细心地用绵纸包好，放在特别设计制作的木箱里。两周后，我专程飞到东京取物。回台北的前一天，我坐在东京市区一家露天咖啡座，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感觉舒畅而惬意。
我不禁想，这批玻璃底片摄于中国，后来被带到德国，上海学者滕固又把它带回中国，后来又再送去德国，在欧洲的某一个角落里静静地躺了七十七载。底片保存得如此之好，每一个阶段的持有者必然是小心呵护，才会有如此结果。我做梦也想不到，如今这批珍贵的底片竟然传到自己的手中，任何中国人都别无选择，只能尽一切力量发挥文物的教育传播作用，以分享于社会大众。次日，当飞机即将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时，机身震动，我紧抱着木箱，如同多年前抱着自己的婴儿般，既戒慎又怜惜。奥尔末的玻璃底片终于又回到了中国人的土地——宝岛台湾。
我相信，与滕固那一次带回时不同的是，这批稀世影像从此将永远留在中国。
圆明园的记忆
王军
德国人奥尔末（Ernst Ohlmer，1847-1927）1873年以玻璃底片拍摄的圆明园西洋楼照片，最早为中国公众所知是在1933年。这一年的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国留德学生滕固（1901-1941）编辑的《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收录了奥尔末拍摄的圆明园照片十二帧。这些照片，对于北京史、摄影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并不是陌生之物，近年来，它们散见于一些出版物之中。但亲见台湾收藏家秦风先生直接从奥尔末的玻璃底片上冲印出来的图片，笔者的内心仍受到强烈震撼——想不到图片的质量如此之好，呈现的细节如此丰富，仿佛它们摄于昨日。
今日之圆明园早已不是这十二帧图片显现的模样了。奥尔末的照片拍摄于圆明园被焚十二年后，是目前已知的圆明园西洋楼建筑群的最早影像。如其所示，彼时西洋楼一带的欧式建筑，轮廓及外观大体完整，大火毁掉的只是建筑的内部构架及屋顶。特别是万花阵留存完好，迷宫中央的凉亭清晰可见。这般场景尚被滕固称为“残迹”，今日我们又该如何描述徒余几堆残石的这处东方名园呢？
“圆明园的收入”
《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印行不到两年，1935年1月3日，北平市市长袁良对市政府及各局处干部发表新年讲话，谈及对圆明园负有管理之责的颐和园管理事务所的收入，称“尚有圆明园的收入在内”。[1]彼时，圆明园的收入非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观光业所赐，而是那里径自成为就地生财的采石场，且是在官方管理之下。
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革命意志弥漫神州。在神化党权与“国父”之时，国民政府大肆“破除封建迷信”，各地党部煽动民众捣毁庙宇，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甚至提出议案：拍卖故宫这个“天字第一号逆产”。
是年，北平特别市政府核准圆明园残废砖石变价批卖办法：大宫门外影壁，可招商投标承购；园内所有虎皮石可一律出售；西洋楼故址之大理石、青条石，凡雕花粗镂者，亦可出售。
1929年3月，西洋楼前石门之左右石柱上节连顶，被以每方丈约十五万元售给商人。1931年7月，圆明园碎砖二十车、城砖五百块、豆渣石三方丈、青条石半方丈、云片石十车、太湖石两车，被分四次售给商人。1930年，翻修海淀至玉泉山石渣公路，拆除圆明园南边虎皮石围墙，砸碎石块以补石渣之缺。1931年5月，翻修高梁桥至海淀石渣公路，拆除圆明园东墙，补足石渣不敷之数（四百方丈）。同年8月，永大石厂为工务局代购圆明园墙砖三万块，供修筑御河桥暗沟。
1934年，颐和园管理事务所奉行政院令将圆明园交清华大学办农业试验场，移交清单明确该园古物只有南太湖石、石柱两项。经双方协议，园内砖石，市政府有公共建筑必要时，得随时商明校方酌量提用。
1937年6月，颐和园事务所呈准北平特别市政府，将圆明园文源阁等处太湖石四座，连同二宫门铜麒麟一只，运置颐和园仁寿殿前，运太湖石时，福园门门楼被拆毁；用圆明园砖石，将颐和园玉澜堂至文昌阁灰路改成砖路；颐和园东宫门内外石斜坡改为石阶，移用了圆明园雕龙云路石。[2]
上述情形，不过是北洋政府时期，圆明园被“废物利用”的继续。辛亥革命之后，圆明园被划为皇家私产，但没落的清室根本无力保护和管理，园中残存建筑遗物被盗拆、变卖、挪用不断。
中南海开辟新华门，门前石狮缺座，袁世凯准由圆明园挪移。中央公园初创，1915年至1927年，三次由圆明园运走太湖石一百五六十块，青云片石百车。陆军十三师自1919年9月至1922年9月拆毁藻园门至饽饽门（西北门）砖墙及园内山石，虽经溥仪内务府致函步军统领衙门查禁，但仍拉运砖石出售。军阀王怀庆自1919年修建私园——达园，历时数载，由圆明园拉走大批砖石；步军统领聂宪藩由中营副将派员拉走长春园太湖石三百五十二车；京师宪兵司令车庆云经聂统领应允拉走圆明园太湖石数车；京兆尹刘梦庚于1922年9月19日至10月13日，派大车六十余辆，杠夫数十人，强行拉走长春园太湖石六百二十三车、绮春园云片石一百零四车；西山天平沟教堂于1923年5月派人拆毁西大墙，偷运砖块；公府秘书长王兰亭1924年1月拉走石料百余车；燕京大学建校，于1922年12月底拉运圆明园内石块，1925年2月运走安佑宫华表三根；1922年11月、1923年3月，数十人昼夜偷拆北大墙、西大墙；1923年6月，数十人夜入长春园偷运太湖石；香山慈幼院1927年拟在成府街东建香山中学，低价购得绮春园新宫门一组幸存建筑，拆运木料砖石，砍伐树木，绮春园宫门区被夷为平地；贝勒载涛将圆明园大批石雕运往其赐园朗润园。[3]
滕固在《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一书中选用的封面图片，非奥尔末所摄，而是他托友人周缵武自北平寄赠的大水法、远瀛观近今之照，其显示的残破状况，与奥尔末的照片相比，判若两类。滕固在书中写道：“数年前之大水法与远瀛观，其颓圯已如此，遑论今日！”[4]滕固如能活到今天，面对大水法、远瀛观更为寥破的身影，又该怎样叹息呢？
“对于异族文化之容受性”
圆明三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自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历六十余年基本建成。自雍正三年（1725年），圆明园正式成为皇帝在春、夏、秋三季的临御听政之所。一年之中，皇帝在紫禁城居住不足三月，一般是每年的冬至大祀前夕进宫，次年初春新正郊礼结束后出宫，到圆明园居住。从雍正至咸丰，清朝政府实际的统治中心并不在紫禁城，而是在圆明园。
西洋楼建筑群位于长春园内，始建于乾隆十年（1745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全部竣工，由当时供职于清廷的西方传教士意大利人朗世宁和法国人蒋友仁、王致诚设计构图，中国工匠建造。这些建筑选用汉白玉精雕细刻，以中国琉璃瓦覆顶，融汇中西风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建造的西洋式建筑群。
彼时，欧洲也处在造园鼎盛时期，建“中国式茶厅”甚为流行，东西方建筑交互影响，遂成一大景观。滕固认为，欧洲的此类中式建筑，除“屋顶特别复杂而为欧洲习惯上所罕见者外，并无其他中国意味”，“当时欧洲建筑所蒙之中国影响甚微”。在他看来，圆明园就不是这样了，“圆明园东长春园中之建筑，西洋风格之移植，甚为露骨。故论者谓中国对于异族文化之容受性较欧洲为强。以此事为例，其言实非过当”。[5]
可是，乾隆皇帝（1711-1799）在圆明园西洋楼景区表现出的“对异族文化之容受性”，是建立在中国帝王传统的宇宙观基础之上的。西洋楼建筑被置于长春园的最北端，并以一条东西横向的土岭——“界山”与长春园其它景区隔开，使之处于圆明三园的东北隅，东西长八百米、南北宽八十至一百米的狭长地带里，彰显中国皇帝“夷夏之别”的理念。在他们心中，“中央帝国”之外，皆“化外蛮夷之邦”，只能是宗主国与藩属的关系，并不存在平等国家。
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1738-1820）派出由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Macartney，1737-1806）率领的庞大使团，启程前往中国参加乾隆皇帝八十三岁生日典礼。那时，中国的茶叶已是英国人生活的必需品，已在工业革命中驯服了蒸汽的大英帝国，欲与中国改善贸易，建立外交关系。大英帝国当时虽是西方第一强国，但在乾隆皇帝看来，它仍不过是“化外蛮夷”，其使臣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以示臣服。东西方的这次相遇，终因礼仪问题不欢而散。
此后，罪恶的鸦片贩卖，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发明的解决西方对中国贸易严重入超的阴险手法。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便由此引发，大英帝国索性用大炮轰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
中国皇帝本可在圆明园内提前认识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而不必等到鸦片战争。
1793年，在热河为乾隆祝寿之后，马戛尔尼一行将大英帝国的礼品陈列于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及长春园的澹怀堂，其中正包括一艘英国舰队中最出色的战船——装备着一百一十门大炮的“君王号”模型。
据英国副使斯当东（George Staunton，1737-1801）记载，乾隆皇帝对这个模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可惜翻译人员的水平太差，许多技术上名辞译不出来，迫使他不得不减短他的问题”。[6]
斯当东笃定地认为，英国使团遇到的问题，并不是由于礼节上的限制，也不是乾隆皇帝对欧洲事务不关心，而完全是翻译上的麻烦，使谈话无法经常进行。
可是，翻译上没有麻烦又会怎样呢？英国使团译员李雅各在礼单上将马戛尔尼的英国特使头衔按自己认为的中国对应官衔译作了“钦差”。乾隆皇帝立即作出回应：“此不过该（英吉利）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之词。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7]
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国皇帝的此种观念，给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故事，注入了悲剧因素。
“圆明园注定要灭亡”
为进一步扩大在华特权，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免征内地税或子口税等，[8]英国在1856年挑起事端，进攻广州，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年，英国任命加拿大前总督额尔金（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 1811-1863）为全权专使，率军扩大侵华战争；法国以传教士马赖（A.Chapdelaine, 1814-1856）在广西西林县传教（此传教活动没有条约权利，被中方视为非法）被当地官员处死之事为由，以葛罗（Jean Baptiste Louis Gros，1793-1870）为全权专使，率军侵华。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次年5月，攻陷大沽炮台，进据天津；6月，清政府被迫与俄、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各国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降低关税和船钞、战争赔款等利益。
《天津条约》提出公使驻京，觐见皇帝时用西方礼节，是咸丰皇帝（1831-1861）最不能接受之事。虽经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国皇帝的思维未曾改变。在咸丰看来，礼仪问题比贸易问题更攸关国本。
为取消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外国人内地游历等《天津条约》载明的今人看来不甚祸害的条款，咸丰皇帝不惜在1858年10月与英、法、美订立的《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中，同意鸦片合法进口，还险些全免一切关税。
如此“皇恩”之下，额尔金同意公使另驻他地，有事可进京暂驻，但坚持《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必须在北京互换。
攻入广州时，额尔金吃惊地看到《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批准文本，竟躺在两广总督衙门内，不由中央朝廷保管。事实上，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与清廷签订的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正式文本，从未到过北京，“天朝”皇帝对它们“不屑一顾”。
面对额尔金的坚持，咸丰皇帝百般无奈，开出“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等模糊条件之后，同意进京换约。
1859年6月，英、法、美公使欲入北京换约，未按规定路线行进，英、法炮艇被大沽炮台僧格林沁（1811-1865）统率的清兵击退。
次年8月，英法联军以舰船二百余艘、陆军一万七千人，卷土重来，攻占大沽、天津，向北京开进。9月，咸丰皇帝派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1816-1861）在通州与联军谈判，拟屈从英法各项要求。
眼看战事即将结束，不料额尔金的谈判代表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提出觐见皇帝和面呈英国女王致中国皇帝国书的要求，遭到中方强烈反对，导致谈判破裂，巴夏礼一行三十九人甚至被羁留为人质。
被激怒的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的部队，向北京开进，咸丰皇帝避走热河，留下恭亲王奕（1833-1898）与联军周旋。10月6日，法军冲入京城西北郊外的圆明园，大肆抢劫。次日，英军加入其中。
10月10日，联军司令部限奕13日正午以前交出安定门，否则就发起进攻。10月13日，在限定时刻的前几分钟，安定门敞开，联军未遭遇任何抵抗，进入城内。
彼时，人质中的二十人已死在狱中。联军为死者举行葬礼，决心以“一种可以触摸得到的方式，来对中国的背信弃义和残暴表示报复和憎恶”。[9]
额尔金提出，在与中方作任何谈判之前，即破坏圆明园的建筑物，因为那里是一些人质遭受虐待的地方，这样做足以损伤皇帝个人尊严。
葛罗则“满不在乎破坏一个纯粹不设防的乡村地方，而宁愿去破坏北京城里的皇宫，但是他希望这种破坏取决于谈判进一步失败这一未必会发生的事件”。[10]
火烧圆明园的命令由额尔金发出。10月18日，英军在圆明园内放火。抢劫圆明园时最卖力的法军，却认为此举“不文明”而拒绝参加。[11]顷刻间，占地五千余亩，集一百余处景观，耗帑二亿两白银以上的这处“万园之园”，成为一片火海。
性命苟存的巴夏礼10月27日在致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们当然要对他们进行惩罚。难点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惩罚才合适。有的人提议让他们支付巨额的赔偿金，其他人则提出焚烧北京城或者毁坏帝王的宫殿。我想额尔金勋爵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圆明园是皇帝的夏宫，离北京城只有五英里，皇帝和他的朝廷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这里度过，这里也是我们可怜的国人最初受到拷问和虐待的地方。联军已经将这些地方收入囊中，虽然有人说这样的复仇行为是不高尚的，但是看来除了毁坏城市里的宫殿，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既然圆明园是我们的同胞受难的地方，我认为毁掉它是非常合适的。把整座北京城都烧掉太过残忍，毕竟这城里的人民有很多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伤害我们。在圆明园，我们针对的只是朝廷。它对中国人而言就像是我们的白金汉宫。如果我们只是要求赔偿金，那无异于用国民的鲜血来换钱。圆明园注定要灭亡。除此之外，每一个死去的国人的家人都可以获得五十万两白银的补偿。[12]
圆明园大火之后，奕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与英、法签下《北京条约》，割九龙，赔巨款，英法联军获利而归。奕奏请在北京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理外交事务。1861年2月，以他为首的总理衙门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机构，后成为洋务运动的大本营。
1873年，同治皇帝（1856-1875）发布上谕：择要重修圆明园。清廷重修前的查勘表明，建筑留存较完好的，只有圆明园内廓然大公的双鹤斋、蓬岛瑶台和藻园内的“林渊锦镜”五间殿宇，绮春园的大宫门及正觉寺，长春园中的“海岳开襟”；未被全毁而尚存的宫殿建筑，属于圆明园内的有紫碧山房、“鱼跃鸢飞”、北远山村之“课农轩”、西峰秀色之“慎修思永”和知过堂、杏花春馆之春雨轩和杏花村，以及文昌阁、魁星楼等；属于绮春园内的除庄严法界保存较完整外，尚有延寿寺、森翠亭、湛清轩、袭矩亭、绿满轩及转角房、环翠门外四方亭、假表盘后库房二十三间和值房五处共十七间。[13]
这次大规模重修工程，终因资金、建材严重短缺，以及众多大臣反对，开工不到一年，即被迫停止。光绪年间，清廷对圆明园的小规模整修不曾间断。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城内外秩序大乱，驻守西北郊的八旗兵丁勾结宫监及附近地痞恶霸，乘机抢掠圆明园。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初三日，世续等人在奏折中写道：“窃查去岁各国联军入京，洋人进园多次，匪徒乘机混入园内，致将圆明园内各殿宇房间拆毁无存，树株亦有缺失。颐和园内各殿陈设木器多有遗失。排云殿等处殿宇内外檐装修有伤损不齐之处。至静明园、静宜园等处，均查有伤损情形。”[14]
至此，同治、光绪两朝重修圆明园的成果，毁坏殆尽。
奥尔末的记录
1839年，摄影术正式宣布发明。几年后，伴随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它被西方人带入中国。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x Beato，1832-1909）、法国军队摄影师查尔斯·杜宾（Charles Dupin，1814-1868），于1860年拍摄了北京的最早影像。但现存能够确认的由他们拍摄的照片，却无圆明园的内容。
1862年编辑的《中国》影集，收录了比托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其中的第46～51图，被比托标注为圆明园内建筑。比托还特别说明：第46、47、49图摄于大火焚烧之前，第50图摄于大火焚烧之后。[15]
了解北京西郊皇家园林者能够立即认出，其中的第46、48、50图，实为清漪园（今颐和园）内的琉璃塔、智慧海、万寿山。第47、49图，经研究者考证，也可被确认为大火焚烧之前的清漪园昙花阁、文昌阁。
第51图摄于何处？比托在图片说明中称，此处为“圆明园内山丘上的宝塔”。果真如此吗？
查《旧都文物略》，其中有一帧照片注明“偏融法师塔”，与比托的第51图景观相似，虽拍摄角度不同，但完全可以比较确认为同一场所。《旧都文物略》称：“偏融法师塔在德胜门外，为明慈圣太后斥赀建，清改为故都僧人丛葬之所，名十方塔院。”[16]十方塔院属拈花寺。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显示：拈花寺十方塔院属私建，“庙内法物有佛像四尊，香炉烛扦木质二堂，香炉烛扦铁质一堂，金刚经一部，十方普同塔一座，拈花寺历代住持塔骨十二座，另有石碑两座”。[17]比托的照片显示了十方普同塔及院中的两座塔骨，图片右侧塔上可见“勅建阐教禅师塔”字迹，可知此乃拈花寺达天禅师（乾隆四十五年被高宗勅封为“阐教禅师”）之塔骨。
这样，比托在《中国》影集中注明的圆明园照片共六帧皆属误判，其中的五帧（第46～50图）实为清漪园内建筑，一帧（第51图）实为拈花寺十方塔院。
比托之误，误导了后世史家。特里·班尼特（Terry Bennett）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一书中，引用了《中国》影集中的第46、47、49图，沿用了比托的标注，称“比托的照片中有几张是圆明园（Summer Palace）的，清楚注明了是在大火焚烧之前拍摄的”。[18]可为一叹的是，国内也有研究者对比托的标注信以为真。
圆明园早期影像史上的这笔糊涂账，显衬出奥尔末圆明园照片的珍贵。奥尔末1847年出生于今属德国的汉诺威王国（The Kingdom of Hanover）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附近的伯瑟恩（Betheln），是一位旅馆老板的长子。他加入一支商业船队，以戏剧性的方式抵达中国——船队在中国的海岸失事。作为一名专业摄影师，奥尔末在这个新的国度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大约在1867年，他在厦门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不过，他很快又改变了工作，1868年5月1日加入大清海关，此后四十六年，他在厦门、北京、广东、青岛的海关不断晋升职位，直至1914年退休，携夫人返回故乡，1927年终老。
1872年8月至1880年4月，奥尔末在北京任职，此间对圆明园进行了拍摄。《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收录了奥尔末手绘的西洋楼景区平面图，其中标有他拍摄这些照片的位置和角度，并注明绘制时间为1873年11月，可知他的拍摄在此前完成。
1898年，这位惯常公文写作的德国人，以少有的抒情笔法追忆了圆明园的景色：
那些装饰……五彩斑斓，绚若彩虹……你看，如此丰富和迷人的色彩，浸透在北京湛蓝的天空里，随着观赏者与太阳位置的移动，如万花筒般变化无穷，在大理石建筑的映衬下，夺人眼目，湖中倒影如海市蜃楼……让人仿若来到“一千零一夜”的神话世界。[19]
这是圆明园被焚十二年后留给奥尔末的记忆。可以想象，书写上述文字之时，奥尔末眼前正是他拍摄的西洋楼图片。显然，这些黑白照片，不会让他感到满意，因为无法呈现那个“神话世界”的缤纷色彩，他唯以诗歌般的语言来弥补这一缺憾。
近代化的侧影
得知秦风先生费尽周折购得奥尔末遗世的十二帧圆明园玻璃底片时，笔者正在罗马游历，置身古罗马的残垣断壁，脑海里浮现着的正是圆明园的景象，它们的命运及现今的面貌是如此相似——
公元479年，西罗马灭亡。此后漫长的岁月里，罗马古城也不幸沦为一处“采石场”，大型公共浴场墙体上色彩斑澜的大理石板被剥光，柱子及各种装饰被拆毁。
15世纪，教皇和教廷贵族为修建府邸、枢密院和教堂，竟到大角斗场拆取石料。直到1749年，教廷才宣布保护这处古罗马的伟大建筑，理由是曾有早期的基督徒在这里殉难，它是个圣地。虽然此说缺乏根据，毕竟避免了进一步的破坏。[20]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正是罗马人自己拆毁了罗马。
圆明园的境况可被视为北京古城近代化的侧影。
民国年间，与圆明园同样沦为“采石场”的，还包括金碧辉煌的皇城城墙——1921年，京都市政公所改修大明濠为暗沟，径自拆取东安门、西安门迤南皇城墙砖。是年10月，东面皇墙开拆，“拆下之砖，除用于大明濠沟工外，有用作他工程者，有各处请拨者，有卖出者，有标卖者，计得砖价洋四千三百八十九元四角二分，已归正账，作正开支”。[21]
1925年1月，又拆售东安门迤北皇城墙砖，以解财政紧张；同年8月，将地安门东西全墙折价三万元拆售；1926年春，续拆西安门迤北皇城城墙。[22]
1932年6月20日，北京市工务局将“确经举办之各项重要设施”情况，汇辑成册。所举业绩，包括拆宣武门瓮城、续拆皇城城墙。
工务局的报告称，拆宣武门瓮城是为改善交通，并“利用拆下砖料修筑御河干沟”；所拆皇城城墙，是地安门迤西一段，长三百五十二米，拆除理由是“论其效用已失时代性，论其建筑又无保存之价值”，且亟于修筑大明濠干沟，便将拆下之砖料运往助之。[23]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北京市两度掀起拆除城墙高潮，城墙砖石也被充分“利用”。1960年，一首歌颂拆除城墙的诗歌写道：
一群活泼的青年，
在拆运城墙上的砖；
阵阵的歌声笑语，
惊醒了古老的城垣。
古老的城垣，
一直沉睡了多少年！
荆棘遍体，
灰尘满面。
它充当过封建帝王的卫士，
忍受过帝国主义的炮弹；
在悠长的岁月里，
谁知道它满腔的辛酸？
今天，它翻身了，
奔向祖国建设的前线；
“我能为社会主义服务？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
可不是，
哪见过这么光明伟大的世面？”
它像姑娘们一样年轻了，
丢开破烂的城堡，
一块块方砖，
从泥土中站起来，
阳光下露出笑脸。
它听年轻的姑娘说，
用它砌小高炉，
搞土煤气罐……
兴奋地跳得大高：
决心在技术革新中，
做个新时代的好汉！[24]
彼时，圆明园也未能摆脱相似的境地。常润华先生在《圆明园兴衰始末》一书中记录了这个过程——
1950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作出保护圆明园的指示。但由于园内有着七百户约三千五百名农民，占用园中近两千亩土地，他们为了生产与生活，仍不断挖山填湖，占地建房，扩充耕地。
1960年，圆明园遗址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区属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市园林局对遗址进行大面积绿化。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以及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圆明园内的公社、生产队，为了造地种粮，在遗址内进行平山、填湖，开水田、辟旱地，还搭建猪场、鸡场、鸭场等各种畜牧场以及公社办的各种工厂和仓库，甚至还有民兵的靶场。
“文革”期间，圆明园内仅存的共计约八百余米长的残墙断壁和一些遗迹亦被拆毁，运走了数百车石料，园内十分之四的山头被平毁。据不完全统计，仅1967年～1971年，就有一百零六处古建筑基地被挖掘毁坏，两万四千余株树木被砍伐，百余亩绿带被侵占，遗址内的部分土地也被一些单位占用。[25]被工厂侵占的正觉寺——圆明园唯一幸存的建筑，约三十余间殿堂房屋被拆，剩下山门和东、西配殿，以及文殊亭等二十余间，寺内原有古树近百株，被毁殆尽。
1979年8月，圆明园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此后，破坏事件仍有发生。1981年和1982年，遗址内三、四座小山被挖掉；“紫碧山房”的一座假山石洞被拆毁；“曲院风荷”景区内私建住房，毁坏树木四百七十一棵；一个生产队动用推土机，摧毁了“西峰秀色”景区的“花港观鱼”地基。
1983年7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这爲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利用和整修指明了方向。
1988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圆明园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它将永远留在中国”
奥尔末逝世后，他的夫人路易斯·冯·汉娜根（Louise von Hanneken）将圆明园“西洋楼”的玻璃底片赠予在柏林工科大学教授建筑学的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后者曾于1906～1909年间，对中国建筑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拍摄大量图片，出版多部中国建筑论著。
1931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美术史学博士学位的滕固，得知柏石曼藏有奥尔末的圆明园底片，“乃请于布氏（柏石曼）借摄一份。初布氏有难色，并谓余曰：余正从事关于此项材料之著书，待著作发刊后允君之请可也。余不禁丧然。尔后余与布氏往还日密，再三固请，卒获借底片重印”。[26]
“自圆明园焚毁至今日，历七十二年。”滕固在《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一书中写道，“毁后残迹，经自然销磨以及强有力者之窃劫，所存遗物，为数已微。吾人执笔述此，俨如描想千年前之古物，能不令人叹息”。[27]
将这批玻璃底片运至上海印制成书的过程中，大水法那张底片断为两半，遂成憾事。
2010年5月28日，包括这张断裂底片在内的奥尔末所摄十二帧圆明园玻璃底片，被另一位中国人牢牢抱在怀里，从东京乘飞机运往台北。
“当飞机即将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时，机身震动，我紧抱着木箱，如同多年前抱着自己的婴儿般，既戒慎又怜惜。”秦风先生撰文铭记这一刻的感受，“奥尔末的玻璃底片终于又回到了中国人的土地——宝岛台湾。我相信，与滕固那一次带回时不同的是，这批稀世影像从此将永远留在中国。”[28]
2010年6月17日
注释
[1]《1935年北平市长袁良对市政府及各局处干部的新年讲话》，载于《北京档案史料》，2005年第4期。
[2]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市政卷·园林绿化志》，北京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75页。
[3]同上书，第74～75页。
[4]滕固编辑，《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商务印书馆，1933年10月初版，第5页。
[5]同上书，第1～2页。
[6][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406页。
[7]季压西、陈伟民著，《中国近代通事》，学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30～31页。
[8]克勒拉得恩伯爵致包伶博士函，1854年2月13日，载于[美]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738～739页。
[9]周健森、沈衍琪，《火烧圆明园——一个英国记者的目击和记述》，刊于《北京日报》，2007年4月24日。
[10][美]马士、宓亨利著，《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219页。
[11]茅海建著，《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icon》，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1版，第224页。
[12][英]斯坦利·莱恩-普尔、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著，金莹译，《巴夏礼在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第264页。
[13]常润华，《圆明园兴衰始末》，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31～132页。
[14]叶秀云，《“庚子之乱”档案内容述要》，载于《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4期。
[15]David Harris, of Battle and Beauty, Santa Barrara Museum of Art, 1999, P91-96。
[16]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著，《旧都文物略》，1935年12月出版，“陵墓略”，第11页。
[17]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9页。
[18]Terry Bennett,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1842-1860, published by Bernard Quaritch Ltd, London, 2009, P151。
[19]译自秦风先生提供之The Ruins of the Summer Palace in 1873, Ernst Ohlmer's Original Negatives。
[20]陈志华著，《外国古建筑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月第1版，第47页。
[21]《京都市政公所为补送拆卖皇城卷宗致办事处函（稿）》，载于《二十世纪北京城市建设史料集（上）》，陈乐人主编，任志、梅佳副主编，新华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218页。
[22]同上书。同档载：“西安门以北一段皇墙，系民国十五年接大明濠中段暗沟及本年接修第三段暗沟时所拆卸。而此两段沟工均由本公所工程队自行办理，所余砖块，有用作他工者及各处拨用者。”第218～219页。
[23]《北平市工务局建筑实况（十九年份）》，载于《北京档案史料》，2004年第4期。
[24]王栋岑，《我在都委会工作的回顾》，载于《规划春秋》，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史征集办公室编，1995年12月第1版，第127～128页。
[25]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市政卷·园林绿化志》，北京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76页。
[26]滕固编辑，《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商务印书馆，1933年10月初版，第1页。
[27]同上书，第5页。
[28]秦风，《稀世影像的迭代传奇》，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