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业生涯
谭天萍
我出生于贫寒的工人之家。既无学历也没靠山，孑然一身，却有一条无形的鞭子，鞭策我只有努力学习，不断奋进，才有出路。从1930年到1980年的五十年中，先后从事过洋纸号学徒、照相材料行的账房先生、汽油站职员、新闻记者、造纸厂厂长、盐号经理等不同的职业。解放后充任国家干部十五年，变动无常。晚年回忆往事，写成这篇文章，述说我一生经历的心酸，藉以鼓舞没有学历和靠山的后来人，不必自卑。
苦难的童年
先祖父安臣公，是湖南湘乡县潭市造木船的工人。清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令彭玉麟创办水师，祖父被征入伍。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南京，祖父积功升任镇守芜湖安庆一带江面的四品水师统兵官。战后，清政府发出巨额的阵亡将士抚恤金，彭玉麟用来购买了这一地区的大量田地房产。战乱经年，原业主逃亡殆尽，所谓购买，只是略给银两，由族长押书契，完成法定手续而已。购进后交由湖南会馆主持，按年将收益汇回湖南，再由地方官转给受恤家属。祖父被推为经营管理这份产业的首任董事长。
伯父雨亭公、我父邦杰公，倚此余萌，虽学过专业，却无成就。至祖父去世，冰山既倒，伯父扶柩回湘，在湘潭杨梅州开一小杂货店维生。我父则在长江有水师炮船驻扎处，以小职员谋生。民国成立后，在湖北武穴厘金税局工作，娶本地田姓之女为妻。我于民国三年（1914）八月出生。十岁之前，全靠外祖母，其后我父在汉阳铁化铁路担任司磅，1924年才随父住进汉阳兴仁里，并进汉阳铁厂公学念小学。
由于我父工资微薄，又不善居积，经常负债度日，以致我没有一个学期能按时纳费入学。又因买不起校服，被摈弃在一切集体活动之外，幼小心灵备受伤害，往往梦里也会哭出声来。那些耻辱穷困的往事回想起来，至今犹有余痛。
1927年，北伐军到武汉，我读小学六年级，曾在参加革命的老师动员下，参加过共青团。后老师被杀害，失去联系。
1928年，铁厂复工无望，实在活不下去，才随父回长沙，投靠谢姓姑妈。在长沙民生计理学校第二期，学了半年新式簿记。穷得课本也买不起，靠放学后为同学背书包回家以借读别人的书。苦读的结果，给我后来从事工商业，奠立了记账理财的基础知识。
长沙一住三年，寄人篱下，十六岁时，经我父多方求人，才得到去汉口学生意的机会。
初入社会的学徒生活
1930年的寒冬腊月，我去汉口方正里投宁波人开设的慎成祥洋纸号（总号在上海），拜经理桂云章先生为师。经理之外还有账房先生、跑街先生、师兄二人，厨师、杂工各一人。专营进口洋纸批发和成令纸张的零售。
我入店后，先学勤杂，早起要拖地板，抹桌子，擦玻璃窗。再随厨师上街买菜，当时每天菜金三吊铜元（半个银元），初一、十五加倍，回来忙着记小菜账。早饭后跟师兄去沿江各大轮船公司的仓库提货，发给本外埠客户。下午则跑各银行办存款转账等手续。晚上除学抄写账单公函外，还得跑遍本日发生业务往来的客户，送发票盖回单，取得正式凭证，为制传票的根据。
最紧张的，是在长江轮船上提货并就船发运外埠的工作。长江轮船，上海汉口间，每一往返上水行船三天半，下水两天半，各留半天装卸客货，全程为时七天。上海发运后，即电告船名、货物品种件数、单价等。汉口视市场情况，除待价而沽者外，全部预售，并就船发运外埠，以节约搬运、仓储等费用。每次来货，少则三五十件，多则百件上下。当年洋纸包装，每件六百磅（每磅合0.454公斤），如六十磅一令的木造纸，每件准为十令。每令五百张，每张幅面为31×43英寸。学徒要练出一眼就能辨识这件纸是何品种。轮船抵埠前，先赶办海关手续，船靠岸要飞也似的攀上船找理货主任核底单，批存舱号，再找管货员凭单开舱。两名学徒跳入舱内，找堆货的地方，迅速地用紫墨水在包装木板上写明发往地点、收货店牌名等。这时出舱工人一声吆喝，货已提到舱面。另有过档工人抬上驳船，这时就有人喊：上×号驳船去江岸或徐家棚。当年去江岸是上平汉铁路，徐家棚是粤汉铁路，进内河是沿汉水去襄樊，到外河是沿长江去沙市、宜昌、岳阳。轮船上下客货只有半天时间，搬运工是计件收酬的，稍一缓慢，不仅管货员催，工人也会破口大骂。初学时累得汗流浃背，两腿酸痛，恨不得就地躺下来。其劳动强度之大，简直难以想象。
这家商号人不多，业务却很兴隆，成天忙得没完没了，不过倒也井井有条，忙而不乱。
半年以后，我已能讲地道的宁波话，生活也习惯了。第二年就命我管铜板账（出纳），当年币制有铜元、银元和白银（元宝），十几家中外银行的钞票，要能辨真伪，识银色。经手有现金出纳账、伙食账、邮票账，晚8点前要将单据账表一一核算清楚。桂先生准时前来，极其仔细地审查各项单据，核算全部账目，查点库存现金，确认无任何差错后，才在传票和日报表上盖上私章，会计才能据以做账。
有一天，他见我屉内不甚整洁，就对我说：“我们培植你，是希望你有能力做经理，管好一个事业。现在你对不到一平方米的屉子也管不好，会有出息吗？”平时他则要求我衣履整洁，礼貌周到，语言简要文雅。吃饭不许嗒嘴，箸匙不许触碗有声或饭粒汤水撒在桌上。睡时衣服要折好放在枕边。说汉口火灾多，万一出事，也能在黑暗中穿好衣服，抢救财务，不致因慌乱误事。这些教导，都用轻言细语，从无疾言厉色。桂先生的三年教导，奠定了我为人治事的基本功夫，受益无穷，感激之情，没齿难忘。
站柜台的艺术
1933年汉口大水灾后，市场萧条，慎成祥并回上海。桂先生介绍我到美商柯达公司汉口经理中南照相材料行去做账房先生。这也是精明的宁波人经营的商店，地点在汉口中山大道，旧名五族街。楼下店面出售照相材料，楼上是万国照相馆。有照相师傅二人，冲晒师傅二人。每早8点开门，晚上9点半打烊，营业时间长达十四个小时。我除管钱记账外，还得站柜台——那时在柜台内是不许放板凳的。大门边的橱窗、店堂中的玻璃货柜，每天都要擦抹得一尘不染，货物陈列得整齐醒目。店员必须衣冠整洁，口齿清楚，对顾客笑脸相迎。
店主为了推销照相机，每有新产品到店，他便取出一台，对着英文说明书，详细地向店员讲解各个部件的性能、用法及维护要点。然后发给相机和胶卷，要店员去风景区为游人免费照相。冲出底片后，则耐心讲评每一张底片拍摄的优缺点。待店员大致熟练了，新货才上柜出售。那些高档照相机，有钱的人才买得起，而真会使用的却不多，因之在出售时，除按说明书详细介绍外，常常还主动地赔上胶卷，免费为顾客摄影，并尽快冲印出来，务必令顾客满意。而成批的高档照相机，很快就一售而空。
冲印看上去不过是几分钱一张的小生意，其实不然。暗房师傅按底片受影的厚薄，选用不同型号的印相纸，又用各种框架遮掩底片上的缺点，印出来以后往往张张美观，吸引得顾客又是加印，又是着色，又是放大，往往小小一张底片，能做出较大的产值，利润之厚，甚于出售照相机。这种认真的经营，招致郊区的人，也宁可多花车钱，找上门来，造成门庭若市、兴隆发达的局面。
每逢初一、十五两天，我都要跑遍武汉三镇大大小小的照相店，结收账目，招揽生意，通常要从早忙到晚。工作如此辛苦，除供食宿，每月工资才十六元。不足两年，适父亲失业，一家四口，靠我一人，颇难维持。我表兄是南京英商亚细亚壳牌石油公司的总稽查，经他推荐，我去南京中山陵园加油站工作。
在南京的苦学
中山门旧名朝阳门，城外属中山陵园管理区。紫金山下，中山陵外，还有明孝陵、灵谷寺、无梁殿、大体育场等名胜古迹。陵园新村住的多为党国要员。
加油站是按陵园整体设计的一座古典样式的亭子。围以涂有颜色的木篱，是陵园里一座具有实用价值的装饰物。每早6点，就灯火通明地为排队的车依次加油。7点半后，又有游览车、运货车不断地来买油，一刻也离不开人。
油亭往东约一里，有辛亥革命烈士韩恢（号复炎）墓。墓园植桃五百株，有茅屋几间，名为复炎农场。农场为一长沙的袁绍先先生主持，他每次进城，都来油亭歇憩。他认为我还年轻，应当努力自学。适又遇在陵园茶圃工作的许先生，久仰他古文底子厚，便专程去求教。他说：“你二十岁就能养活四口之家，社会经验丰于书本知识，只能启发你自学，而不能照本宣科。”他要我买四书集注、庄子、杜诗、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和字典、辞源。他对我说：“孔门学说以《论语》顶重要，对如何为人做事，大有教益，但儒家过于方正呆板，必须以庄子的逍遥放任救补其弊。而《论语》文字之简洁与庄子文采之潇洒奔放，都是应学的范本。至于读唐诗，在于学其用不多的字句就能体物言志，而其遣字造句之精妙，都是求学必具的基本功。”
他的教学方法很新鲜。由他指定某书某一篇章，要我先朗诵，不认识的字查字典，不懂的典故查辞源。隔几天听我朗读。直到朗读得如同唱歌一般，津津有味，才算过关。再就是向老师讲课文。要将文章的主旨、叙事、说理、比譬融会贯通，旁征博引，头头是道，有时竟讲得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最后是写心得，并且要朗读给老师听。他总是多方挑剔，经加意琢磨，再四修改，才勉能合格。有一次读白居易的《琵琶行》，待读得较为熟练了，他邀我去栖霞山看红叶，到八卦洲观芦苇，晚上则在夫子庙听苏州女艺人弹琵琶。隔了几天，命我解诗。我说：“‘寻阳江头夜送客’，概括了地点、时间、人物。‘枫叶荻花秋瑟瑟’一句，枫叶是红的，荻花即芦花，是一片白色。秋风吹来瑟瑟作响，区区七字，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烘托出秋景凄凉，行人倍增离愁。美妙生动的文字运用，至此可叹为观止。”许老师说：“如果没有实地实物的观赏，就难于凭空解说，若死啃书本子，不能与实际结合，永远是一个无用的书呆子。”我这才切身体会到学与用、知与行的关系，大大地开扩了读书的眼界。
这样饶有兴味地苦学了三年多，对于某些古文诗词，至今尚能背诵。不仅文字知识有长进，也提高了我的语言口才，谈吐举止也与以往大不相同。还养成了无一天不读书不动笔墨的好习惯。
油亭业务发达，收入较丰，始有余力藏书，古今中外，满满两架，与此同时，我还结婚成了家。正当求学与家庭生活渐入佳境，1937年7月，爆发了抗日战争。油亭附近被空袭，形势紧张中，家眷乘难民船先回湘潭，我则坚守谋生岗位。直到英商通知撤退，才匆匆忙忙地尽弃一切，乘最后一艘难民船，仓皇逃难，离开了生活四年的南京。
记者生活与湘西匪区历险记
我虽然是湖南人，却出生于湖北武穴，受业于汉口的宁波商人，工作自学于南京。回到长沙，举目无亲，生活重担又如此沉重，凄惶有如丧家之犬。
后辗转找到南京结识的袁绍先先生，他是长沙《力报》的董事，经他介绍于11月1日进入《力报》。总编辑康德命我去采访路过长沙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意在考察我的采访与写作能力。因我能讲江浙话，在离乱中相见，虽素昧平生，却大有他乡遇故人的亲切，他就像闲话家常一般，谈了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八一三”之战中的损失，西迁重庆后的打算。我努力捕捉其中的要点。当年采访新闻，忌讳当面笔记和用问答的方式，只能默记。回报社后，写下我的第一篇新闻报道《王云五访问记》。康德看后认为合格，第二天就见报了。从此开始了我的新闻记者生活。
11月16日，湖南省政府由张治中接任主席，他一家人在南京时，经常乘车来油亭加油，全认识我，因之我能自由出入省政府。不仅如此，南京撤退的各部院长经过长沙，都由我带路拜客，新闻之灵通翔实，虽中央通讯社也不能及。11月25日，康德给我送来聘书，正式聘请我为《力报》采访主任，并附来两盒印有职称的名片，这才确定了我的记者身份。
说来惭愧，我除勤于采访，努力写作报道文章外，其他必备的国际国内知识，尚极贫乏。深感不具备这些知识，就不能胜任现职，于是下定决心，将编辑室当作教室，虚心求学。
《力报》是长沙有名的大报，每天发行对开报纸一张，而编辑室的同事不多。总编辑之外，要闻版是陈楚（解放后在《光明日报》），国际版是樊立仲，省市版是戴哲明，副刊是周达夫（解放后任北大音韵学教授），主笔为金克木（解放后任北大东语系主任）和王鲁彦（著名文学家），外勤有伏笑雨，他们个个学识丰富、业务精通，又都年长于我。尤其周达夫、金克木与我同住一室，对我指教尤多。
照例每晚9点半伏案写稿。桌边有一窗口，最迟10点半，会有手伸过来索稿，以便及时排字。写时精神紧张，全神贯注，常常连再看一遍也来不及。全赖编辑润色，见报才不致出丑。
战争日紧，经长沙撤向西南川黔滇的人日多，难民伤病成群，各报都在加强力量，中央社也扩成分社。想来若不能针对某一社会问题作系统全面的报道，揭露出问题的实质，能为当局参考，就难于站在新闻界的前列。
1938年2月5日，据我在湘潭取得的确证，写出《黑暗的湘潭》一文，揭露了种种阻碍抗战的腐败现象，像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军队掳船敲诈勒索、伤病遭受非人待遇，等等。不几天，省府新闻秘书王次青在省报《国民日报》、《力报》也发表《黑暗的湘潭，黑暗的地方政治》一文，痛切地强调改革地方政治的迫切性，影响强烈。从此各报都放开了胆，纷纷揭发出各县土豪恶霸、贪官污吏的罪恶。张治中主席还据此处决了首恶三人，并制定出彻底改革地方政治的方案，社会风气大有好转。
当时湖南一省，湘西最乱。湘西在省划九个行区中占四个，三十八个县（全省七十五个县）中，又以沅水上游、地接川黔的区域，因汉苗杂处，情况尤为复杂。
致乱的根源，应远溯到清乾隆六十年（1795）永绥县吴八月领导苗民大暴动。后来清政府调集七个省十余万重兵弹压，历时三年，暴乱始得平定。乃创均田设屯、以屯养兵防苗的制度。均田过程中往往发生以查抄叛产为名，强夺民田的情况。其中最惨是永绥，实行寸土归公；其次是凤凰县，均七留三，即每十亩地有七亩充公；再次是乾城、保靖、古丈，采取均三留七。残酷的剥削外，又有种种陋规，交屯租时泼在斗外的谷，称为“裤裆谷”，不许收回，尽饱屯官私囊。往往交租一石，需得一石半谷。民国以来积弊未改，人民愤怒已久。1936年永绥苗民爆发了革屯运动，烧毁屯仓，击毙屯官，随之而起三千余人。1937年抗战之初，又有凤凰苗胞组织湘西革屯抗日救国军，由苗族旧军阀七县屯田指挥龙云飞领导，并攻破第四行政区专员驻地乾城，专员仅以身免。后永绥吴恒良、保靖龙焕云相率以“革屯抗日”为号召，纷纷起事，大有星火燎原不可收拾之势。前湖南省主席何键，采用收买分化政策加以瓦解，曾将之编为国军一二八师，开赴浙江龙游，列入三战区战斗序列。所编下级军官，一经铨审，类多行伍出身，既无文化也缺乏新的军事知识，淘汰下来又无别的谋生技能，回到家乡只有拖支队伍占山为王，希图下次收编再去当官。以致湘西土匪多如牛毛，使人民遭殃。土匪长期打家劫舍，抢无可抢，就抢农民的耕牛。有点办法的只有牵牛进城避难，眼看春耕在即，若有延误，人民何以为生？
张治中主席颇为焦急，示意我去匪区采访，了解真实情况，对症下药地解决这一难题。正好我也想走别人所不敢走的路，可谓一拍即合。省府秘书王次青与我商定：旅费由《国民日报》、《力报》、长沙《大公报》各预支稿费四十元，通讯稿三报同时发表，旅行路线与注意事项则请湘西籍省府委员陈渠珍指导。陈乃凤凰人，光绪末年毕业于长沙军校，任新军第一标队官，曾参加同盟会。后随赵尔丰出征西藏，升任管带（营长）。辛亥革命后，组织湘籍官兵一百一十五人，并所娶藏妻西原取道东归，误入大漠，断粮七个月，茹毛饮血仅七人生还。这段经历他写有《艽野尘梦》一书，1982年重庆出版社收入《川边历史资料丛书》出版。自回湘西后，陈历任军职至陆军中将，素有“湘西王”之称。红军长征，贺龙部过湘西时，他曾对大军多方接济。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府委员，约在50年代中，逝于长沙。
我向他求教，他鼓励我说：湘西民风犷悍，但慷慨好义。你肯深入匪区，报道民间疾苦，为民请命，湘西应感犹不尽，何致加害？可请放心。他建议我走沅陵、辰溪、麻阳、凤凰、永绥、保靖、永顺之王村、古丈等九个县，并介绍沿途旧部协助。
1938年的元宵节，我到了沅陵。得主笔王鲁彦介绍，住在沈从文先生傍山别墅“云庐”。
沅陵是沅水上游的大码头，商贾云集，情况稳定，长篇通讯《湘西之行》从此写起。着重写了地方保甲鱼肉人民、逼民上山为匪和教育的不发达情况。
乘车到辰溪，向站长打听去麻阳的路线，他说，此去麻阳一百六十华里，没有公路，全靠步行。沿途匪部，吕家坪有欧少华，高村有张杰坤，岩门有邢粤，谭家寨有谭汉卿。通常官员来往得有一连保安团护送，像你这般文质彬彬，恐怕寸步难行。他又问我是不是“五湖四海”或蓝衣社的。我说都不是。他说：你毫无凭藉，硬闯龙潭虎穴，就怕有理讲不清，性命难保，劝我快回长沙。一瓢冷水泼得我凉了半截。后凭陈渠珍的介绍信，找到县中学的向校长，除供食宿外，别无护送办法。
不得已去找县长，想不到他见我大吃一惊说：“你先生真冒失，土匪窝是闯得的！要是你被杀害，省府追究责任，我乌纱就难保了。罢、罢、罢，你要资料，开一提纲我组织人写。回长沙路费我给，只求你莫给我添麻烦。”其惶恐的神色，令人失笑。我又访问了许多机关厂矿，异口同声，劝我莫暴虎凭河自寻死路。这真是叫人煞费踌躇，寝食难安。想来只要能打通第一道匪关，以后定能迎刃而解。突然想到乡邮，据邮局梁局长说，乡邮身穿标有“邮政”两个大字的背心，背绿色邮袋，分由麻阳、辰溪出发，在中途会面，交换邮件后次日各回本县，土匪从不侵犯他们。我在邮局写信托湘邮带给吕家坪的欧少华，说明我的身份、任务，准备随下班乡邮来见他。隔天乡邮回来说：欧司令欢迎你老人家。
次早随乡邮出发。沿路人烟稀少，走了五里路才遇见一个愁眉苦脸的行人。将近吕家坪，见许多人携儿带女，担着衣被，神色惊慌地迎面而来，说昨夜这里打过一仗。再走一段，见路边不少被击毙的尸体，许多被烧毁的房屋。又见一号哭的老人说耕牛被土匪抢走了，怎么活啊！那种凄惨，铁石人也会落泪。到了吕家坪，始会见麻阳来的乡邮，他说欧少华已经退过了河，用不着找他了。又走了几里路，看到河对岸一群人在逃奔。经过七十多里的行程，到达腰村，乡邮找一小店住下，我已累得饭也懒得吃，在油灯下写了通讯稿《湘西之行（四）》，托返辰溪的乡邮发回报社。
晨起饭后步行二十里到高村。这是一个较大的市镇，如今已残垣破壁，关门闭户，衰败不堪。一群新收编的土匪，身着便衣，背着比他们身体还长的步枪，用一种孩子气的神色望着我。在邮柜一坐下，就围拢了一些人，听说我是省里来的新闻记者，纷纷诉苦，说土匪掳去耕牛上千条、壮男妇女无数，春耕无牛也无劳力，怎么得了！我又专访了新收编的张杰坤、张应明，他们头戴瓜皮小帽，着棉布长袍，像小商人。怎么也难于相信，他们曾占山为王，杀人越货。他们说：前方抗战，我们在后方捣乱，惭愧呀惭愧！似乎还有些人性。再行十五里到岩门，寻见邢粤，过谭家寨见到谭汉卿，谈来他们也在叹息：我们湘西人民真苦。
步行两天，连闯四关，走进麻阳县政府，他们全惊呆了。再三打听是怎么闯过来的。
下一站是凤凰，要沿一条大路走七十里，正好有一连保安团士兵护送县长后回防地，同他们一起走，自然是安全多了。听说新收编的龙杰驻在石羊硝，此人颇有家产，还是长沙兑泽中学的学生，参加过远东运动会，获过游泳的奖牌，是一很值得访问的人。仍与乡邮同路，行至岩门与乡邮分路，只好找邢粤派人带路。邢粤派来的向导面目凶横，令人生畏，但他沿途却对我照顾得很周到。在一小集镇歇脚时，散匪中有人想抢夺我穿的夹大衣，他见状横眉怒目，大喝一声，匪徒竟纷纷逃走。到达龙部，又饿又累，龙家大嫂听护送人介绍后，打热水给我烫脚，又忙着弄饭菜。龙杰回来，我看他言谈举止都极文雅，谈到他落草的原因，则称是拖枪保家，保地方。又对凤麻两县情况，作了他的分析，说只要春耕不误，人民有饭吃，乱子不会太大。
次日，派一年轻人牵了匹马送我去凤凰，走约二十里望见城楼，他说城门是保安团的防地，他不便送我进城，抱拳向我告别。我看他憨厚的稚态，深有感叹：若在太平年月，他也该是一个不错的农民，真是令人痛心！
凤凰县长谭巨涛原是中学教员，经考试取得现职，有别于一般官僚。他详细介绍了屯田的起因与今日匪患之猖獗，慨叹着不改革弊政，何能解决匪患，光靠招抚又岂是办法。再三劝阻我莫去总兵营访苗王龙云飞，怕语言不同发生误会。并为无力护送我去，而深感愧歉。
龙云飞少年从军，1914年任巡防排长，1924年升为游击团长，1928年任七县屯田指挥，近又招抚为旅长。有人称之为苗王，也有人称为苗族军阀，住在总兵营，距县城四十五里。我通过私人找到一位会讲苗语的向导，又借到一匹马，向步步高的苗族聚居山地进发。出城八里过长宜哨，见许多背负婴儿的苗妇在田地上辛勤耕耘，到千弓坪又有成群的妇孺背着行李迎面而来。向导说是苗族军官的眷属随军移防。果然有大队苗兵随之而来，都只十七岁上下，队伍并不整齐。而尾声拖得很长的歌声，前唱后和，极为动听，使人忘倦。最后见马上有一制服整洁的军官，见了我滚鞍下马来招呼，说他是龙云飞的儿子龙恩溥。奉命驻守长宜哨，保护人民春耕。又说已读过我的《湘西之行》，知大驾光临，特来迎接云云。
到达总兵营，有两位老人在村口迎接。见到龙云飞，竟是鬓髯斑白而且胖的一位老年人，身着学生装，似一村老学究。他亲自为我布置住处，并派一满姓老人陪我。他是麻阳兰里人，能说苗语。承他陪我访问了龙部高级军官，听到攻打乾城的经过。又遍访周近苗乡村寨，观看文艺表演猴儿鼓。参观汞矿，停留了十天，成天忙于与苗胞接触识其风俗习惯人情性格。感到他们本性淳朴，若能受到良好教育，都会是有用之才。更觉奇怪的是，龙云飞每天必读《论语》，可见孔子学说的影响之深。
临别宴会后，他送来程仪一份，即大洋百元。我说新闻工作者只能讲真实的话，可能歌颂你，也可能批评你。得了你一文钱，笔尖就不硬，写不出文章，只能心领盛情。他对我的谢绝，好不诧异地说：省方来人，总只嫌钱给少了，有钱不要，前所未见。
从总兵营骑马到乾城，休息了两天去到所里，即今日之吉首。那里地势较平，风景秀丽，且是商埠，文化教育也有规模。又是入川大路，正有成批的军校学生经过，顿使边城热闹起来。
到永绥即今日之花垣去访问吴恒良。这是历来苗民起义首难之地，受害也最酷烈，农民无自有田地，往往有人奋起，就能有成千的人附从。吴已被收编为团长，他说我能白手拖出上千人的队伍，并非生有三头六臂，全由政府腐败以及警察、保安团队保民不足而害民有余所致。振臂一呼，即从者如云，及至已成气候，就能越裹越大。
保靖的姜县长，披着件棉大衣，经常跑下乡和农民闲扯谈，有些小纠纷，他总能就地解决，并不大理睬豪绅大户。我在县城访问，土绅和干部，都骂他是精神病，只有老百姓说他没有官架子。那个时代的是非，倒置一至如此！临走他也未能免俗，派人送来程仪，被我谢绝。
乘木船到王村，这是酉水（又名北河）中的大码头，繁盛过于县城。这里十平米以上的平地很少，房屋傍山坡而建，远远看去，上层屋基就压在下层屋的檐上。我住在坡下一杨姓人开的小店里。占据此地的匪首名熊孝卿，临河设卡，拦路征税，听说我到王村，派人邀我赴宴。我见他年近六十，留八字胡，吸鸦片烟，房子摆设很简单，却有一浓妆艳抹的女人和几笼黄雀。他说保护好水上交通，使货畅其流，何患财源不盛，怎么能说我是土匪！听说我要去古丈，他说古丈太穷，边棚（散匪）太多，招呼不了，前几天罗衣溪赶场竟遭洗劫，劝我千万不能去。
为了去古丈，托区长与古丈的警察巡官唐纯卿联系，回说地方不靖，要一路小心。许多好心人都劝我莫冒险。小店主老夫妇对我说，你太文弱了，怎么去得？后见我决意翌日上路，又劝我留下一切东西，空手出门，土匪见无什么油水，可能会饶了你的。我都依了，睡后老人又摸着将双新草鞋塞在我枕头边，令人感激。
次晨，天犹未明，乡邮老罗来邀。先乘木船下行十五华里，到罗衣溪登岸。为了少涉六条河，老罗带我多走弯路。在涉余下的三道溪水时，水流湍急，潺潺之声有如雷鸣，且水凉透骨，石面苔滑，全赖老罗扶持。本地人即妇女亦毫不在意地涉水而过。行至地名杀人坳时，忽闻山头有响亮的口哨声，我不明就里，还是自在地前进，老罗却紧张了，频频示意我注意。又走了好几里，老罗才告知我，我们碰到散匪了。可能看你是甩着空手又衣着整齐态度从容，以为是有来头的人，所以吹口哨要余匪闪开让路，总算你老人家福气大，逢凶化吉。我这才如梦方觉。
古丈县城只有一条街，二十五户人家。有些人正在建木栅栏，以为防御工事。就径投唐巡官家。此君健谈，见面就伸大拇指夸我好胆量。老罗谈了杀人坳的经过，他又说老弟洪福齐天，真不简单。谈到匪患，他说拖队伍也绝非容易事，一要有枪有弹，二要有粮食下锅，三五十人跟着你打家劫舍，不吃饱了谁跟你去拼命？能具备这种条件的，就只有土豪劣绅。他们先是为了保产，成了气候一招安又能做官。不除此根，又何能剿匪？他又长于打猎，餐餐有野味待客，县长则为一庸人，遇事离不开唐巡官。
归程仍与乡邮老罗同路，这次循大道而行，以免在小路上再遇到散匪，故需涉过九道溪。过最宽的溪时，有妇女问我是不是前几天走过杀人坳的先生，老罗说正是。她说你们过后，她与三个女伴被掳，正惶急，有一女伴她堂哥恰在匪中，这才放了她们。她说你先生真大胆。并且自告奋勇，愿背我过溪。我开玩笑说，哪有一个男子汉靠女娃背过溪的理。最终还是老罗和她一边一人扶持我涉过了溪。我的一双腿已被水凉得发麻，坐下按摩了好久，才恢复了知觉，慢慢地走回河边的罗衣溪。
回到王村，区长谈起，才知道省政府成立了沅陵行署，由陈渠珍兼主任，不日即可到任。闻讯决定回到沅陵。
湘西之行，程路千余里，历时四十五天，结识了九个县的苗汉各路英雄。由于报纸的大力呼吁，行署成立后发放了一百万元的耕牛贷款，应了农村春耕之急。又由九战区成立新六军，辖暂编五、六两个师，五师师长戴季韬，六师师长龙云飞（以苗族为主）。他们离开湘西，开赴湘潭易俗河整训期间，我还前去访问，许多军官都欢迎我去做客。湘西去此痈毒，人民才恢复了生机。而抗战前线则添增了一份力量，可谓两蒙其利。
回到沅陵，陈渠珍热情招待，有意挽留我为行署主管宣传和新闻发布的公报科。我迷恋着新闻事业，无意于做公务人员，但盛情难却，遂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带着四名干部，引导他们，熟悉了业务，让贤给许瀚兄。许是下湘西人，中共地下党员，原名许和钧，现任湖南省政府参事。
此时，抗战重点已经移在河南省的黄河两岸，战斗序列中的一战区非常重要。军事力量中又以旧西北军、川军等杂牌部队为多。如何能很好地与中央军配合作战，端赖有声望有实才的战区统帅调和其间，政府选用了程潜任长官。程老湖南醴陵人，是日本士官学校学“大军教练”的前辈，也是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军长。此老正直耿介，落落寡合。他的长官部设在郑州，全国各报社都派有战地记者。我奉命前去时，已是1938年的5月。经天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将我们组织起来，作了分工，我分在开封随薛岳部采访。直到开封形将失守，才随最后一列伤兵列车撤回郑州。而长官部已西迁洛阳，只好折回长沙。战地采访只能与总部同进退，移动频繁迅速。顶多只能随参谋去柳园口看敌我隔河炮战，稍一疏忽，就可能与总部失去联系，发生危险。
回报社不几天，又派我去湘西，随沅陵行署主任陈渠珍在湘黔边之会同、靖县、绥宁、通道、芷江、晃县一带清乡剿匪，总部设在洪江。洪江是沅水上游的大码头，桐油、竹木等物资的集散场，过去还是黔土（鸦片）出口的咽喉，依山为市，市面繁荣。
区保安司令谭自侯，攸县人，保定军校毕业，是唐生智部下师长，极有智谋，他对我写的《湘西之行》作过研究，原以为我是一个中年以上的人，见我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深为骇异，又是同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以后我创办洪江造纸厂，遇到困难时多蒙他协助鼓励，至今难忘。
我住在陈渠珍的行辕，除了采访新闻，闭门写作之外，从不胡逛。陈在晚上常找我去谈抗战形势，询问我所了解的民间情况，旁及轶闻故事。他古典文学根基极厚，对庄子大有研究，我对此也能应对，见面时就脱略行迹，随便交谈。这年八月中秋，移驻在安江大宴群僚之后，留我陪他闲谈。他说：“我是凤凰人，在湘西前后几十年中，深愧未能治好地方，以致遍地有匪，民不聊生。如今又带着大军，屠杀湘西子弟，言之痛心。”他还说，湘西有山有水，山上有竹木桐茶油子，下有五金矿藏。河流纵横，水运畅通。人民又如此勤劳，而匪风不息，想来一是教育不发达，人民愚昧无知。二是资源未开发，人民谋生无术。
他接着又说：“我已向中国农民银行贷款百万元，开办几座工厂，作为示范，吸引外资共同开发。首先拟在洪江办一造纸厂，想请你出任厂长。”
这一突然的宣告，我倒愣住了，半天说：“我对造纸一无所知，怕误了您的大事。”
他说：“天下无难事，用你敢于冒险犯难的精神去做，会有成就的。”
次日，便派人随我去洪江选定了厂址。对陈老的一再提携，我内心深为感激。不过我更迷恋的还是新闻工作，因为这工作使我能日有进步，而做公务员则有如昙花一现。我另有担心的是，湘西人地方观念强，我年轻气盛，恐难与共事。因之借口得向报社交待了任务再来，而内心里已经不打算就任这一工作了。
回到长沙正值《国民日报》编辑部改组，由省新闻秘书王次青兼任总编。主编骆何民（骆是江苏人，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被杀害，南京雨花台有他的坟墓）内定我任采访主任。想不到十月开始，到十一月十二日长沙大火，报社被毁，火后参加救灾，复刊。看看又到了冬天。须到沅陵取行李，恰乘陈老汽车回乾城，陈老劝我还是去搞实业好。这才接受了他的委任，出任洪江造纸厂厂长。
创办洪江纸厂
受任之后，以洪江已有人在主持基建，我则专程去浏阳之张坊镇产贡纸之乡，了解生产过程，并雇用一批生产工人。
浏阳手工造贡纸，以嫩竹丝为原料，制浆部分称为磺工，造纸工有踩料、烘纸、造纸、抬簾等四人一槽。当地不收外地徒弟，也不外传，纵出高价也雇不着人。找到第一行政区专员，调拨到三十名兵役名额，再度上张坊，而逃避兵役愿随我去洪江者甚多。住处门庭若市，我对请客送礼，一概回绝，选择确有手艺，性格平和，家累不重，年在三十左右的，得二十四人。从永和镇乘小船顺流到湘潭，又购买了一批纯碱、漂白粉精，与行李共雇十辆小车装运，人员则步行，三天始到邵阳。再雇汽车至洞口，洞口、洪江之间有雪山亘阻，尚无公路，步行得三天，且山上有匪。正遇有一团保安士兵移防，与之同行，笨重的原料则存放在洞口，派人保管，待来春天气好再运回厂。一路之上，冬雨绵绵，抵达洪江已经是腊月二十四日，无不衣履湿透，满身泥土，甚是狼狈。洪江造纸厂筹备人员多为陈老部下军官，衙门习气很浓，传达室里突然走进这么一群拖泥带水的人，便来盘问。工人们气极了，大声说：厂长到了。他还不信，说厂长怎么能不做轿子？
那时的工商业都由主方供膳食，全厂办事人员、工人、雇来的泥木竹石匠人，有十桌人，经多次核实，规定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发米一升（合一斤半）、茶油一两、食盐四钱、菜金一角，每初一、十五发猪肉半斤，每桌四人，四菜一汤，我与工人同桌共餐。病员一律公疗，宿舍发给蚊帐，有专人打扫，务令整齐清洁。厂里还开办文化学习班，发课本文具，聘请老师每晚教语文、算术各一节。既提高了工人文化，也杜绝了无事上街胡逛，或聚众赌博等恶习。
我每天6点前就去厨房检查卫生，再进车间查看工料是否齐备，再巡视全厂的环境是否整洁。晚上还得查门户火烛，事必躬亲。后来找到妥人分劳，我才轻松了一些。
造纸用的主料是用嫩竹制成的竹麻。竹是隔年一生的，故一年得备两年用的竹麻、嫩竹。必须在农历夏至前，一次砍齐嫩竹。本地农民尚不熟悉这一做法，春节就需派人往四处宣传，请县政府出报告严禁挖笋。召开各种形式的会，细算工料成本，原则上保证农民有利可图。并申明订约就能发给一半订金，余半交货时结清，以应农民春耕待款之急。
造纸厂资本原定为三十万元，至1939年6月实收三万元。陈渠珍与新任省主席薛岳有矛盾，乃出走重庆。事先我一无所知，资金久催未见汇来，从谭司令处才得知大概情况，时正在开仓收竹麻，大批竹麻款待付。秋后又是收购够一年用的粮食油盐的时候，成百员工的工资伙食，行行要钱。幸有谭司令支持，许多具体工作只好亲自办理，后来连伙食也为难。国民党部认为我太左，常常找麻烦，弄得我焦头烂额，不可终日，不知道怎样才能维持下去。
正不知所措，恰得《力报》通知，要我去邵阳参加创刊三周年纪念会，并附信说从长沙迁邵阳后，非常需要我去工作。我遂产生了一去不返的念头。在借到小额贷款，估计可维持一个多月的开支后，即向谭司令请假，与妻到了邵阳。座谈欢宴之后，相聚闲谈，康德谈到老友某君自称见多识广，拟定计划周密详尽，接触面广，而碰到挫折困难辄一走了之，往往功败垂成，年逾四十，虽创建了不少事业，却一无所成，非常可惜！在我听来，无异当头棒喝，感到在这面镜子前，我也是一名怕困难的逃兵。整夜都反侧不安，天初明即携眷不辞而别，凭战地记者身份乘军车赶回洪江。
厂中人员不足，而催交竹麻款的农民不断，我只好带一学徒工下乡办理，忙得寝食俱废。有了竹麻又得忙着筹款开磺制浆，开槽造纸，生产出的纸张在手工纸中质量可称头等，心上一切愁苦才一扫而空，全厂亦为之欢腾。总算我们能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尽到了一份力量。
造纸厂址，选在两山之间，因有长流溪水用，又能避敌机空袭，每放警报，便有许多人来厂躲避。有天空袭警报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总经理兼大业贸易公司总经理李桐村先生来参观，见厂里生产的纸张洁白坚实，幅面宽大，很是高兴。又听说办厂之艰难，能有此成绩，深表同情，留下名片一张，约我收竹麻回厂后找他面谈。会面后，方知他与陈渠珍很有交情。他问我，下一步有何打算？
我说：“我和陈老素昧平生，蒙他付以重任，现在他处于逆境，顾不上造纸厂。不过目前欠债不足两万元，而所存纯碱、漂白粉因海口封锁货源断绝，价高数倍，迫不得已时，抛售三分之一，就能抵偿。现在已能生产，限于工人少、纸槽不够扩展，产量不大。我还是想尽一切努力支撑下去，万一周转不灵，最后还可破产还清欠款与陈老的三万元投资，我仍可再去从事新闻工作谋生。”他说：“有这么好的产品，该扶持，现在要先弄明白，这个厂属公办还是私办。”他即日去重庆，邀我同去找陈老面谈。
在重庆求见张治中，始知陈老隐居南川县，以研究木质多锭纺纱机，开办了一个小型的试验工厂。陈老申明，造纸厂投资资金系中国农民银行贷款，既非公款也不是他私人的钱。经共同议定，改组造纸厂为股份有限公司，以五万元资本向经济部申请登记，实际由李桐村先生以董事长的名义向大业贸易公司贷款十万元。但我们订立条约，各出字据申明我们只是名义上的股东，不能作为私有财权，偿清中国农民银行贷款与地方借款后的余额，才是可以自行动用的周转金。洪江造纸厂这才如鱼得水，除开足洪江四架外，又在竹麻产地若水创建能容十架纸槽的分厂。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训练新的技工。
经我与浏阳技工多次协商，由厂方给予学费一千元，要求他们在三个月内教会能增开四架纸槽的磺工与造纸工。当时谷价，每石（七十五公斤）只一元二角，合稻谷八百多石，六千多公斤，是一笔很可观的金额。
培训学徒，也煞费心机。方法是招进来的人，先帮厨或做勤杂工。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按其勤惰智愚加以淘汰，再按体力强弱分配工种，指定师傅学艺。三个月内，如能造出合标准的纸张就能出师，如三至四个月还学不会，只好再淘汰。其间，战时难童保育院请我收养难童三十名。初来之时，都是不成年的男女孤儿，经过尽心抚养教育，不几年也都成了造纸厂的子弟兵，还开辟了女工烘纸的先例。
曾应书画家要求，造成仿古色的书画用纸。湖北省政府财政厅（当时在鄂西恩施）订去两年的产量，为印高中课本与换发田地契纸之用。再后为安江纺织厂做防潮包装纸。限于竹麻来源困难，产量不能再大。好在贷款早已本利两清，现有财产悉为员工多年的血汗积累。
1945年约在夏末，日军以邵阳为基地，集中优势兵力，猛攻雪峰山，意图攻占中美空军的芷江飞机场，威胁贵州省。洪江除了守土有责的军事机关外，机关银行、商店纷纷向黔东各地迁移。人心惶乱中，我日夕不安。考虑再四，造纸厂房屋设备、原料物资，尤其存放够一年用的谷米油盐，怎么搬？人数上百口，离开生产又怎么活？众多的妇孺又如何安顿？不过外表上我还得装成和平时一样，照样起早睡晚。渐渐地人心涣散，产品产量、质量日趋下降。只好召开全体会议，安抚人心。会中我着重说明：
一、保安司令部，每天有联系，王耀武总部正向前推进，战争形势尚不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我全家老小与诸位同生共死，相信我，决不会将上百口生命送入虎口。
二、万一不幸日寇到来，洪江不保，黔东各县近在三百里，如何能避免？只要我们一疏散，所有的物资会被人抢劫一空，我们将再也无力恢复，所以不能轻动。
三、从明天起，与生产无关的人全部去若水分厂。现已备好箩筐每人一担，一旦敌军邻近，准许每人尽力挑走任何物资各自逃难。非本地人则随我先退至分厂，再入深山躲避。
四、生产不能停顿。组织精壮工人，日夜分三班持自卫枪支，轮流放哨，保护工厂。
部署已定，人心粗安。恰在紧张万分时刻，全部美式装备的新六军，由缅甸空运回芷江，洪江驻有一个师。我主动让出最好的办公楼，作为一个团的指挥所。不几天日军全面崩溃，我军大获全胜，击溃日军一个师团。据说雪峰山靠洞口一面日军尸横遍野，战马死伤极多。直到此时我才舒了一口气，总算顶过了生死攸关的大难。
8月15日，日本投降，举国欢腾中我倒心情沉重起来。我做过洋纸生意，深知洋纸质高价廉，海运开通后，洋纸进口，国内的机制纸难以与之竞争，何况我们的手工纸！内心愁闷中，忽接新自美国回来的李桐村先生的召唤，要我即去上海。当时长江水域尚未扫尽日寇所部水雷，汉口与上海间，不能夜航。我以战地记者身份，在交通困难中，乘军轮约在10月间抵达上海。李先生认为手工纸绝无出路，主张将两厂合并为一个厂，除难童外，裁减人员，用自有资金维持残局。同时邀我进大业公司。因重庆公司人员多已撤回，命我领汽油二百吨，三十二支棉纱和棉布一百件作为资本，去重庆继续经营。
洪江造纸厂，从1939至1945年，七年之中白手起家，筚路蓝缕，历尽千辛万苦，才打开这么一个局面。时移势换，我即将离开，内心里感慨眷念，不能自已。解放以后，1951年我把它无偿地献给了地方。现在已成了颇具规模的全机械化的造纸厂。
常德迎解放
进入大业公司后，在重庆一年多。1947年内战将起，大业公司派我去湖南常德，创办一家盐号。用另一牌名，以五万元资本向政府登记。除我与会计外，全用本地人，取其人地业务熟悉，工资按当地标准（低于上海）。资金实为五十万元，以盐进口，换买湘西特产桐油出口。
常德是沅水下游的大码头，汇集了沅醴两水上游的土产竹木油类，在此交换洋广百货，又以食盐为重。市面繁荣，百业兴盛。我去时正有盐号倒闭，经协议接管了全部人员、用具，另租一门面，取名大成盐号。
食盐、桐油业务，我全外行。一待开张以后，业务初具规模，我亲赴天津之塘沽观察，从灌包、过磅、装车、押运，以及转轮船到常德上岸入仓的全过程，参加实际操作，以识其艰难利弊。又去广州、香港考察桐油出口的种种手续，结算方式等。大致熟习了，才安下心来着手经营。在当时币值波动很大的情况下，要求保本谋利，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日常的经营方式，在开盘之前就得权衡自身实力与市面经济情况，决定是否开盘？该出售多少？要价若干？价款如何运用？如买桐油买多少？什么价合适？决定之后，交管事先生（业务主持人）执行，经理就不再出面干预。照例早饭以后大小同行纷纷上门，都要用名烟好茶招待。开盘先议数量，如我方放盐二千担，众人要求三千担，议来议去二千五百担定局。再谈盐价，卖方要十五元五角，买方只给十五元二角，一分一厘地争多论少，谈不成就送客。往往要在大门之外才最后谈定价格。那种慢条斯理的讨价还价，性急的人真会急煞。最后是管事先生在横簿上写下要货人的牌号、数量，送仓库照本子发货。另一种方式是上河客人来店商讨以桐油换食盐，比例决定后，再各按市场做价。中午在街上各同行处、银行盐税局等地了解市面情况、金融行市，并联络感情。晚上10点以后，长沙、汉口、天津、连云港、广州等地电话不断。尤其广州是桐油出口门户，电话中对方首先报告港币和银元的比值，再讲黄金价格，桐油行情，未来几天的趋势等。边听就边盘算，桐油价有无利可图，看涨还是看落，存货该留还是该卖，都要在短短几分钟内，做出决定。简直是提心吊胆地在钞票与货物之间走钢丝。我从事贸易几年，日在烟酒中，却从不沾烟酒，也不打牌赌钱，同行们目我为呆子，不太会享福。
1949年解放前夕，大成盐号存盐逾万担，各同行纷纷雇佣木船，将人货运往沅陵。我焦心苦虑中，认为共产党政策明确，解放军纪律严明，国民党腐化已极，势必崩溃。而且常德如解放，长沙沅陵何能避免。加之郊外就是帮会活动的地方，视我们如财神，送肉上砧板，就不如等他们上门来抢。盐之为物怕水不怕火，每袋重达三百斤，非几条汉子抬不动。我决定不离开盐号，同事们去留听便。常德的大河街，就剩下我一家。解放前两天，我妻还生下六儿世芳，莫说鸡蛋，连红糖也没有。真也苦了她。
常德解放后，军管会的牛迪义政委，中国人民银行常德分行行长张力（后任省经委主任），市税局长张建（后任省农业厅顾问，已去世）来访，称赞我有胆识，相信共产党，不盲目逃亡。要求我开门售盐，活跃市场，首先使用人民币。我都照办。市政府成立后，我被聘为工商联委员，第一届市人民代表。
大业公司决定结束大成盐号。我乃辞职另与友人成立达成盐号，盘下全部店面，留用原班人员，继续营业，设总号于汉口，便于与产盐地通声气。居然业务兴隆。
1950年秋，政府发行胜利折实公债，选在盐业试点。旧社会的工商业，有真本钱的在申请登记时，都较谨慎。而摆空架子者多挪借巨款，在银行账面上打滚，虚报成十万或几十万元，以张声势。如达成盐号登记资金为三万元，在盐业中是上中等，认购会上点名要我带头，我认购一千分，全场为之大哗。照此类推，资本越大，购数也越多，致使浮报资本的商号，叫苦不迭。汉口经理闻信赶来埋怨我考虑不周，得罪了许多同行。决定我去汉口，他来常德以资缓和。这一应急措施，又使我的职业生活，产生了彻底的变化。
国家干部十五年
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主管轻工业的副部长周苍柏先生，是湖北省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也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抗日战争时期，他任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兼湖北银行总行行长时，审批过与洪江造纸厂的订购纸张合同，见到过纸张样本。时中央轻工业部决定恢复湘鄂赣三省土纸生产，商由中国人民银行贷款三百亿元（当时每万元合今之一元）。急于找一懂得手工造纸业务的人主办此事。闻我已到汉口，派秘书黎寄吾同志找我去面谈，周部长劝我参加工作，我申叙我一人要养十口之家，负担很重。他允予照顾，不几天带我去见主管行政的魏延槐副部长，他说：“你拟定的贷款计划经有关同志审查研究后，认为可行。对你的待遇会照顾。”当即批准我在中南轻工业局参加工作，成为国家干部。工资为三百老分，合一百二十元，享受工程师待遇。
第一个任务是代表中南去华东工业部商订供应上海造纸原料十万吨的协议。然后去湖南结合工业厅、省供销社、省银行等机关由省经委领导组织恢复土纸生产领导组，深入基层调查摸底。三个月的努力，完成了贷款任务，达到了恢复生产的目的，又将这一经验推广到湖北、江西两省，对活跃农村经济，满足市场对土纸的供应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在湖南省工业厅时，轻工业处处长刘德智（后任省农业厅长，已去世）谈到洪江造纸厂，说黔阳专区有函拟备价收买，探问我要多少钱。我将创办经过，作了详细介绍，说明是靠大业公司贷款，白手起家的，地方政府如愿接收，自愿无偿上缴。只要求将我父母子女四人，发给户口、路费，迁居长沙。我的表态，深得刘处长好评，但洪江方面，认为我做了七年厂长，必定藏有黄金银元。父母临行时，要求检查行李，结果除一般衣物外，毫无贵重物品。又因汽车顶上满载，又留下四件行李。他们回到长沙后，我大受父亲的埋怨，亲友们也指摘我做了一件窝囊事。随后又将常德的妻儿迁来，我的一家十口，又重新团聚，定居长沙。
约在八月，随中南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全国首届轻工业会议，会后决定成立部辖汉口造纸厂，以老竹为原料，日产百吨纸，由周苍柏副部长兼筹备主任，我被调充该厂竹林调查队队长。后经我们调查研究，认为老竹隔年一生，湘、鄂、赣、浙、粤、桂等省人民，农业生产、生活，离不开老竹，再三核算，难于供应。而且竹子在历史上每隔三十年开花一次后，全部衰亡，要重新培植，才能恢复成林，纵由政府划定造纸专用竹林，亦不能解决。1954年筹备处撤销，我被调入造纸工业管理局新厂调查研究处，遍历全国各省（除边区省及西北地区）为建立大型造纸厂进行论证考察。到1957年我在轻工业部工作了七年，在这七年中，值得一提的有几件事：
一是，在汉口纸厂筹备处参加“三反”运动，我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经过调查，得黔阳专区证明，洪江造纸厂是我主动上缴的，未向国家索取分文。家属行李经过检查，未发现黄金银元，因之撤销了对我的审查。事后我的亲友才认识到，无偿交厂实在是明智的举措。
二是，我的工资定为一百二十元，要养活老小十一口人，确实困难重重，每月以七十元维持全家生活，二十元储蓄备儿女交学费添衣物之用。我的生活费只剩下三十元。到孩子有的进了大学、高中、初中，就困穷得不能忍受了。为此，曾投书武汉市市长吴德峰同志，请求将达成盐号（已并入汉口电池厂）我名下的股本退还给我，以维持一家人生计。想不到，很快就由汉口江岸区工商局与该厂协商，退给我七百分胜利折实公债，真是绝处逢生，全家赖以生活了好几年。吴市长的德意，令全家感激不尽。
三是，大肃反运动，我被审查了一年多，作出结论后，奉命协助天津造纸学院筹备处编写教材。为收集资料，在北京图书馆，用了一年多时间，抄录了古今中外有关造纸的资料近七十万字。后来高教部取消了筹备处，这批资料局长命我自己保管，用得着时随时找我。我一直保管到1980年，才送请湖南图书馆收藏，以免散失了可惜。
1965年，中共中央公布“二十三条”后，造纸局局长姚忠找我谈心。姚忠安徽无为人，新四军中曾任指导员。此人体态魁梧，气性耿直，对人对事要求严格，态度面似粗暴。他对我说：“你来自旧社会，历史复杂，经过多次运动，都无错误，确实难得。我曾详阅过你的档案，调动时的结论，多是表扬的批注，这次又将有比以前更大的运动。我看你子女七人，已经有五人参加工作，负担也轻了。你工资高过县委，眼红的多，运动一来，会成为众矢之的。现有退职的机会。你才五十一岁，不合退休规定，如能退职回家也属上策，何去何从？请你考虑。”我闻言惊骇，如失魂魄，以致茶饭无心，寝不安席。恰大女儿谭静仪，在黄石大治钢厂子弟学校教书，因养病在武昌东湖疗养，特去探望，谈到此事，经她考虑，认为现已有子女五人参加工作，万一出了问题，受害的会是全家人，建议我还是退职的好。生活有困难，子女们可以赡养。我这才下定决心，于11月25日退职回家。
落帆笑还家
回到长沙，亲邻莫不惊异。也有人以为，我是犯了错误才退回来的，自己也不胜羞惭，不大出门。友人画家朱岩倒来安慰我，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必介怀。并赠画一幅，题为“落帆笑回家”。
到1966年6月，红卫兵起，日夜进行批斗，抄家，逼供，关人打人，这才知道姚忠的好意。而他自己却在运动中被斗得九死一生。运动末期，竟死于脑溢血。我自己除了有人找上门来要我写某些同事的材料外，就只在居委会交待历史，接受批斗，尚未受到难堪的摧残，诚属万幸。
1967年，街道政府安排我去小塑料制品厂任出纳保管，月给生活费三十元，以后辗转于球墨铸铁厂、帆布制品厂、航运灯具厂，工作至1980年，才正式退休回家，月领生活费二十五元。自1972年老伴去世，单身一人，生活又极简单，子女七人，都按月有所接济，虽无什财产，倒也衣食无忧。
1983年，又以极其偶然的机会，参加了省冶金厅的《冶金志》编纂工作，至1984年底止，这可能也就是我最后一次职业生活了，这时我已经是七十岁的古稀老人了。
青年人多在幻想未来，人老了却日在怀念过去。“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经友人鼓励，1985年七月写了一个初稿，至1987年初，又经过多次的修改压缩，才成此稿。文字拙劣，还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