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美国思想就像黑格尔哲学一样热衷于盲目、抽象的思索。总体来说，我们必须为美国思想做无罪辩护。美国人有一种对事实而非纯粹理念的固有热爱。我意识到，德国人对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许多美国教授竭力做到晦涩难懂、过分考究、抽象莫测、对生活漠不关心——他们成功了。他们和欧洲教授一样常常沉迷于学术行话的推敲。语法学家、医生、科学家、社会学家，甚至当前的教育学家，都拥有他们的职业用语。当他们和同行业的从业者们谈话的时候，如果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从拉丁语派生过来的长单词，他们会感到一种自豪、一份惬意。（在帕林顿的职业用语中，甚至会有一种熟悉的舒适感和强烈的节奏感。）然而，对于一个适于研究生活的哲学家来说，如此抽象的谈论会削弱他的主张，会令他的主张毫无说服力。
如果考虑到约翰·杰·查普曼(John Jay Chapman)的表达有诙谐的一面，他向威廉·詹姆斯谈到约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时所说的话语，确实很有道理，代表着典型的美国情感。“我对罗伊斯表示担忧。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在一个晚上会说这么多废话……我知道你会辩解说这只是哲学，对此不要太认真；但是有时候，这些无稽之谈的确会产生某种影响。那个人——请听清楚，我爱他并敬重他——但他已经不像十年前那样让人感兴趣了。他的思想中已经难觅生活的影子。他转移自己的思想，他的大脑中除了毁灭别无他物，他的持续的紧张和努力已经开始说明……就让他与生活进行痛苦的接触吧……让他的思想里充满臆想、印象、苦痛、饥饿、对比——生活、生活、生活。”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说道：“假如他（罗伊斯）能抛弃所谓哲学的理念，他会成为一个多么优秀的人。”
总之，我认为，在这一方面美国人是幸运的。一直以来，美国哲学界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写作能手：爱默生、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雅那，他们的著作语言非常优美，这表明他们与生活的联系依然紧密，他们的英语语言知识依然丰富。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作为职业哲学家的典范，欧文·埃德曼（Irwin Edman）却喜欢用一种非职业手法写作——而且相当优美。约翰·杜威显然是个例外，他是美国作家中最不适合引用的一位哲人。费尽心机字斟句酌，精心描述语词堆砌，绞尽脑汁以使表述精确恰当，除非意识到其全部后果才会使用祈使语气——这是怎么回事？欧文·埃德曼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解释。杜威的学生对他的演讲往往感到厌倦，他们发觉很难理解杜威庞杂乏味的思想。有一天，埃德曼却意识到，他正在聆听一位教授的教诲，这位教授凝望窗外，实际上却在自言自语——的确，目睹一位伟大的哲人的思考过程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他的写作正如他的演讲一样，然而，苦思冥想以捕捉精确的词句，这种精心的求索过程会有什么效果呢？难道这不是一位实验主义哲学家的实验风格吗？
事实上，这一例外情况证实了这样一个规律。杜威的语言十分抽象，坚持诠释它，是给美国提供一种丰富的民族哲学理念的途径，值得美国人崇尚当今的经验。他对形而上学思考方法的反对，他对人类信仰中的超自然现象的不满，他对知识所下的常识化定义，他认为人的思想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用行动来测试和验证每一个领域的知识。在包罗甚广的哲学理念中，难道这些不是美国事实观的最终表达形式吗？哲学知识的问题不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变成了科学知识的问题，变成了运用结果进行实验、学习和测试的最佳程序的问题。杜威具有良好的常识，他诘问道，既然我们通过测试知晓科技中的某些事物，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同样方法了解知识和行为的所有分支？“我们了解什么？”这一哲学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可以通过经验了解清楚”。这一答案如此贴近现实生活，如此实事求是，抽象思想者们会为之发狂，但是美国的思想家中几乎不会有人为之动容。最后，我知道，正当美国展望未来之时，这将是美国人的生活态度。
约翰·杜威不仅表达了对任何推断式思辨哲学的绝望之情，同时在对信仰的求索中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一种系统的生活观，而且他把信仰定义为一种“行为倾向”。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最适用的，是人类思想迸发的智慧火花。杰弗逊提出了富有成效的政治观点，而杜威向我们展示了非常开明、卓有成效的社会思想。
“信仰，一种行为倾向……”
——约翰·杜威
当代的主要知识特征体现在人们对所有建设性哲学的绝望——这不仅仅限于哲学的专业范畴，还涉及任何统一的观点和态度。上个世纪的发展如此之快，我们现在意识到了旧观念的动摇和颠覆。但是，人们依然持有一种关于自然与人类的前后连贯的新观点，这种观点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而这些事实又与科学和现实社会状况保持一致。我们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似乎就拥有这样的哲学理念。这是希望的哲学、进步的哲学，一切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哲学。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存在，战争又强化了这种意识，这使人们动摇了他们原来的信仰。恢复原来的信仰绝无可能。
结果是，人们对所有全面而积极的观点的幻灭。只要拥有了建设性的理想，就意味着生活在幻象的王国里。我们失去了对理智的信心，因为我们深知，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人是一种习惯和情感动物。在任何大型的社交场合，习惯和冲动本身被视为智慧的表现形式，人们认为，这一观念只是又一种幻象。因为过去的希望和期待不再得到人们的认可，所以，一切有深远影响的计划和政策都带上了犬儒主义的成分。某种知识使我们能够洞察过去希望和志向的幻象本质——拥有这些希望和志向的人不具备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也许使我们能够形成具有坚实基础的意向和期待；这一点被忽略了。
事实上，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的对照表明一种完全不同类型哲学理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没有去质疑旧观念本质上的有效性。人们承认，新科学要求传统信念需要得到某种程度的净化——例如，消除超自然力量。但是，从大体上来看，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是这样想象新的条件的：仿佛这些新条件只是将实现往日理想的有效手段放在我们的手中。具有现代特征的动摇和不确定性标志着下面的一种发现：往日理想本身并未确定下来。我们不仅没有利用科学技术为我们提供的方法实现昔日理想，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动摇了我们对所有宏大、广泛的信念和意向的信心。
然而，这种现象倏然而逝。新力量的影响暂时是消极的。对西方文明所信赖的杰出作家与神圣权威的信仰，以及继承下来的一系列观念，比如，灵魂及其命运、固定不变的启示、完全稳定的体制、必然的进步；对于西方世界有教养的人来说，这一切已经成为不可能。随之而来的后果应当是人们对有条理的、指导性的根本性观念的信仰的崩溃，这在心理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怀疑论成为有文化的人的标志，甚至是他们故作的姿态。怀疑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这种论调针对的不再是这种和那种已有信条，而是对一切深刻观念的偏见，是对按照事物发展的明智方向系统地参与这些观念的否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依据科学技术形成的完善的体验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种哲学理念，传统观念的崩溃可谓是一种机遇。在这样的体验中，科学和艺术共同对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宗教、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施加压力；而产生这种体验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新事物。我们对此即使作为一种观念也不习惯。但是，对此的信仰既不是一种梦幻，也不是明显的失败。它就是一种信仰。在将来，我们会实现这一信仰，我们的工作因而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依据已经完成的事情。然而，当这种哲学理念（一系列连贯的观点，不论是批评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产生的时候，它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概念形成了一种哲学，一种有条理的世界观，一种有条理的阐述和架构。一个哲学信仰，作为一种行为倾向，只能受到行为的检验。据我所知，如今没有哪种哲学理念比上述哲学思想更切实可行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