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这要比我读过的许多总统演讲，尤其是哈定总统的演讲，更富有思想性。1837年8月16日，梭罗发表演讲；两周后，爱默生在哈佛大学生联谊会上发表关于“美国学者”的著名演讲，当时梭罗一定也在场。梭罗很可能已经读过爱默生的“论自然”（其《散文集》尚未出版）。从现在和过去的年轻人相对普通的经历判断，爱默生可能极大地鼓舞了年轻的梭罗，并肯定了他思想轨迹的正确性；他敬仰爱默生的思想，无可争议；然而，当两位智者正面交锋，双方都放荡不羁，如当时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双方都致力于寻求开启上帝之门的钥匙，探索人类生活的奥秘，当两位智者都宣扬同样鼓舞人心的个人主义和自助观点，超验主义的思想之箭一定会射向四面八方。
梭罗提倡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个人主义以及其他几件事情，然而他全部生活的最高目标是寻求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标准。他在康科德的邻居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无非是欺诈和幻觉、日常琐事和流言飞语，是卑躬屈膝、徒劳无益、背信弃义。人类丧失了自己的精神自由，竟用自己的生命权换取了眼前的蝇头小利。我们没有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本性，我们信心全无，过着奴颜婢膝、毫无创新的生活，屈从于传统习俗的欺诈和愚蠢，渐渐变老、死去。我们怎么会这样！随着我们逐渐变老，我们的生活愈发显得鄙俗，我们不再表现出最出色的本能行为，而我们只有在克制自己的时候才略感宽慰。“如果一个圆滑的人不与单纯的人交流，那么，他的身份只能是魔鬼的使者。”梭罗说道。
我曾读过他写的一篇文章，其中的一段文字我认为最精彩：“我们在成年时期徘徊不前，似乎想畅谈我们儿时的梦想，而在这些梦想被遗忘之后，我们才学会用语言表述。……每个人的身体都有一部分被埋在习俗的坟墓里，而至于其中的一些人，我们只能看到他们暴露在地面之上的头顶……关于马铃薯如何保存才不会腐烂，你的意见可能每年都在变化；但对于灵魂如何保护才不会堕落，除了付诸实践之外，我没有其他办法。”（《致哈里逊·布莱克的一封信》，1853年2月27日）在《瓦尔登湖》的一篇文章中，梭罗介绍说，他很久以前丢失一条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这篇文章的含义。他失去的斑鸠很有可能代指他的初恋情人爱伦·西沃尔(Ellen Sewall)，她曾拒绝他的求婚（并改变了他的生活），不过我们确信文中的斑鸠具有象征意义。他永远都在追寻失去的事物。
梭罗是驾驭生动诗行的大师，是那些令人神经紧张而又铿锵有力的句子的写作高手。仅次于爱默生，梭罗也许是另外一位被引用最多的美国作家。但两人在写作上具有同样的缺点。爱默生和梭罗均不是段落大师，他们竭尽全力也往往只能写出段落的一部分。梭罗的作品并非都很容易读懂；事实上，我觉得《短途旅行》中的一些章节相对浅显易懂。句子大师和段落大师，我们似乎不能兼而有之；几个优美生动的句子恰到好处地组成一个段落，这些句子必须是作者新近创作出来的；把宝石切割成几块，从容地打磨，然后组合在一起，构成某种形状，如此拼凑起来的宝石没有太大的价值；整合句子和润色段落的艺术才能无论多么高超，读者都会十分清楚，这是一些从其他时间、其他场合舶来的句子。
爱默生和梭罗两人都习惯于在笔记本上完善他们的各种思想，然后，将这些思想碎片按照某个场合的需要整理在一起，或者把它们硬塞进段落里，形成几个精彩却不协调的句子。面包师清楚地意识到，必须用文火均匀地、彻底地、一次性地把蛋糕烤熟，不断地开合烤箱只会损害应有的流畅感和一致性，就无法烘焙出完美的蛋糕。梭罗是一位有责任心的作家；他绞尽脑汁对句子修改，再修改。所以，梭罗的文笔并不顺畅自然。爱默生的写作也不连贯，除非作品的主题自然呈现出某种流畅的外部轮廓，比如在《英国人的性格》一书中。两位大师都有各自的“储蓄银行”，他们自发的思想在那儿储存下来并稍加研究，以满足某些场合的需要。对我而言，他们两人的《日记》似乎都包含一些他们最优秀的创作和最丰富的思想——即爱默生所谓的那些“自发的、有力的、预见性的、塑造人生的语言”。
梭罗的缺点在于他总是自相矛盾。然而，他安坐在自己的小屋里，静心等待；有时候，他感觉自己准备进行非同寻常的文学创作，这种时候，他总是精神百倍，文思泉涌。他仔细推敲、精心锤炼，使得每一个句子简明、有力；他的写作过程既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梭罗同时扮演两种角色，正面的和反面的，一方面宣扬并谴责社会上的欺诈行为和徒劳无益的事情；另一方面又是一位对自然界抱有深厚感情的作家。梭罗的第二种角色无疑是相对优秀的。
《瓦尔登湖》和梭罗传递给读者的唯一信息是，抛弃所谓职责的借口，通过发掘生活中真正的重要意义，去探索人类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评述过这一生存主题，梭罗为此感到惊愕并发出诘难。
“很明显，我印象中很少有人或没有人写过如何生存的问题；如何使得谋生过程不仅诚实、可敬，而且充满魅力和荣耀；假如谋生过程都不能令人满意，更不用说生存本身了。回顾文学长卷，人们也许会想，独居者为何从未思考过这一问题……
“明智这一字眼的意义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歪曲了。假如一个人并不比其他人清楚如何生存，那么，他如何算得上一个明智的人呢？假如他只是比别人更加狡诈，只是在智力上更加敏锐呢？令人厌倦的工作有智慧可言吗？智慧是否会通过生活实例启发人们如何成功？生活中是否可以没有智慧呢？智慧只是研磨出最佳逻辑的碾磨工吗？
“假如我们没有精神上的自由和平和，假如我们内心深处的灵魂只是一片酸臭、污浊的池塘，那么，还有别的什么自由值得我们拥有呢？在与外部世界交流时，我们的内心常常因为懊恼而感到不安，故而难以进行反思。许多人经常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却不能承受外界的压力和考验，他们给我的印象只是对抗性、芒刺和树皮，而没有了任何绅士风度，没有了温柔和纯洁的灵魂。他们变成了刺猬。
“啊，我们经常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我们的整个灵魂，恰似染色工人的手，因为其工作环境而受到污染……如果老人不与年轻人交流，如果圆滑的人不与单纯的人交流，那么，他的身份只能是魔鬼的使者。”
于是，他用自己那充满特有活力的散文体，诉说了自己去瓦尔登畔生活两年多的目的。
“我去树林里生活，因为我希望活得更有意义，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并且证实自己是否能够领悟生活的全部内涵，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自己是否能够明白自己度过的一生。我不愿意过毫无意义的生活，生命何其宝贵；它也不愿意听之任之，除非很有必要这样做。我想深入到生活内部，挖掘出生活的真正意义，像斯巴达人那样刻苦、简朴地生活，消除所有无意义的生活因素，把它们一网打尽，全部剪除，把生活逼进最小范围的角落。如果证明生活是鄙俗的，为什么还要去探求所有真正的鄙俗的生活因素，并将它们公布于众？如果是一种高尚的生活，就去真实地感受它，在下一次远足时我就能够真实地记录它。对我来说，奇怪的是，大多数人似乎并不能确定这种生活属于魔鬼还是上帝，他们有些仓促地得出结论：‘永远赞美上帝爱戴上帝’是人类的主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