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她的审美趣味始终保持不变，还停留在门德尔松时代、兰西尔时代和拉布拉什时代。她喜欢意大利歌剧的颤音，仍然要求高水准的钢琴二重奏。她对绘画的看法依然不变；她说，爱德温先生的画作很好；很欣赏雷顿勋爵的行为；非常不信任瓦特先生。她经常找人为王室人员塑像，每一次她都会要求把塑像的草本送给她，仔细看过后指出缺点，提出修改意见。每一个塑像家都发现，女王的建议很有价值。在文学上，她的兴趣范围很窄。她喜欢丁尼生勋爵的作品。由于艾伯特曾称赞过乔治·艾略特，她便读了她的《米德尔马契》，结果很失望。但是有一点可以相信，这位女作家的小说女王非常喜欢，这位女作家在下层民众中也很受欢迎。除此之外，她读的文学作品并不多。
然而，有一次，女王注意到了一种出版物，那是她不能忽视的。这就是《格雷维尔回忆录》。这本书中有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同时也对乔治四世、威廉四世及其他王室人员进行了描写，这本书由里夫先生整理出版。维多利亚读了这本书，非常震惊。她说，这是一本“可怕的、诽谤的书”。她对里夫先生“对朋友的轻率、粗俗和忘恩负义以及对君主的背叛和不忠”的行为，不知道是多么“惊骇、愤慨”。她写信给迪斯雷利说，她认为对这本书“严加斥责是很重要的”，“当他谈到王室时的语气，”她补充说道，“太不像话了，真是少见，这应该受到严厉的指责。”她对里夫先生也很气愤，因为他出版了一本“这样令人憎恶的书”，她希望亚瑟·赫尔普斯向他转达她的不满。但是，里夫先生是一个很倔强的人。当他听了赫尔普斯转达的女王的评价——“这本书污蔑了王室”时，他回答说，“一点儿也没有。这本书通过今昔对比，提高了王室的威严。”然而，这一辩解并没有给女王留下印象，当里夫先生退休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爵士头衔。可是如果女王知道里夫先生在这本书中删去了很多对女王的抨击言论的话，她可能会很感激他的。如果这样的话，她又会怎么评价里夫先生呢？实在是难以想象。对于同样题材的现代随笔，女王恐怕要批评它们“行为不检点”吧。
一般说来，在闲暇时刻，女王会找一些事情来打发时间，但是这些事情可不像文学或艺术一样难以捉摸。维多利亚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女人，不仅拥有巨额的财产，而且还有大量的不动产；她继承了大量的家具、装饰品、瓷器、餐具，还有各种各样值钱的东西。此外，在她这漫漫一生中，她购买了大量的令人惊叹的东西，还有一批从世界各地运来的珍奇的礼物。她仔细地管理着这些物品，对这些财产进行精心的安排，这样让她感到亲切而满足。收藏的本能本来就植根于人类心灵的深处；对于维多利亚来说，她收藏这些东西主要有两个动机——她向来重视自己的存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更加渴望稳定、富有，并希望建立一种保障来抵制岁月带来的变化，后来，这种感觉几乎成了她无法摆脱的了。她凝视着自己收集的财物，或者随意挑出来几件，体会它们之间的千差万别时，她仿佛能够从这些东西上看到自己，感觉自己在一个无限的领域里被放大了。这时她会感到很高兴，这是很自然的了。但是，接着就发生了惊骇的想象——所有的东西开始颤抖、碰撞，最后消失了；塞夫勒的餐具打碎了；甚至黄金的花盆无缘无故地弯曲了；还有自我，连同与自我一起存在的记忆和经验，也开始动摇、枯萎，最后融化了……不！不可能这样！不应该这样！不应该有什么变化！什么也不该变化，过去不应该，现在也不应该——她自己更不能动摇！于是，这位固执的女人，将自己的宝贝收藏起来，以极大的决心宣布它们是不朽的。她绝不愿意失去一点儿记忆，哪怕是一根针。
她下命令说，什么也不能扔掉——确实什么也没有扔掉。一个又一个的抽屉，一个又一个的衣橱，放置着70年来的全部衣服。不仅是衣服——毛皮、斗篷、饰品、袖套、阳伞、软帽——都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着，上面注明了日期，完整无缺。在一个大衣柜里放着玩偶；在温莎的瓷器室里，专门有一张桌子放着她儿童时期用过的杯子，还有她的孩子们用过的杯子。过去的纪念物密密麻麻地排列在她的周围。每个房间的桌子上都放着王室亲属的照片，墙上挂着他们不同时期的照片，他们的形象有的用坚硬的大理石做成了雕像，有的用金银做成了小塑像放在托架上闪闪发光。死去的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小型的瓷画瓷像，与真人大小的油画——出现在她的身边。约翰·布朗的画像放置在她的书桌旁。她喜欢的马和狗也被赋予一种永恒的形式围着女王的脚步旋转。镀银的夏普，放在餐桌上；铜的博艺和博兹躺在永不凋谢的花丛中。仅仅用大理石或者金属让过去的东西长存，并不足够，所有的东西在安排上跟实物一样，要放置在永远固定的位置上。可以增加数量，但是决不能变更内容。一块印花布、一幅地毯、一幅帷幔都不能更换；即使用的时间久了，非换不可，也只能按照原来的质地和款式仿制一模一样的，要仿制得就连最锐利的眼睛也不能看出丝毫的差别来。温莎的墙上不允许挂任何新的画像，因为那里的画像都是艾伯特挂上去的，他的决定是永恒的。当然，维多利亚的也是。为了保持原样，她请来了摄像师照相为证。女王的每一件东西都从不同角度拍了照片。这些照片都送交给女王陛下，经过她审查认可以后，就会放在照相簿里，在每一张照片的背面，都有一段文字，标明物品的号码和存放它的房间号码，它的房间所处的位置以及它的一些特点等。经过这些程序后，每一件物品的命运就一成不变地固定下来了。所有的物品经过这样的处理以后，便获得了永恒不变的位置。维多利亚的身边总搁着一两本厚厚的目录，以便她浏览、思考、谈论，并感受双倍的欣慰。在她的威力下，所有的东西都被固定下来了。
就这样，她的收藏不断增多，它们不断侵占新的意识领域，一直根植在本能的最深处，成了她生命的一种主宰力量。它们不仅承载着回忆，而且还承载着她的心情和感受。周年纪念是一个很重要的形式——生日、结婚纪念、忌日，每一个日子都承载着她的心情，同时又以适当的形式——庆祝或哀悼的礼仪——表现出来，而这些表现基本上都是相似的。例如，在某一天，必须在巴尔莫勒尔的约翰·布朗的纪念碑前放一束鲜花；每年前往苏格兰的日子都是同一天。最值得纪念的，自然是围绕着死亡这个中心的，因为死亡是变化无常的人生的最后见证人。如果人能够回忆，那么是不是连死亡都要唾弃呢？因此，在艾伯特去世后，在维多利亚睡过的每一张床上，都有一张艾伯特的半身照片放在右侧的枕头边上，还有一个用灰毛菊扎成的花环。在巴尔莫勒尔，值得纪念的东西很多——方尖碑、金字塔、坟墓、雕像、锥形石堆、刻有铭文的花岗岩石凳等，这一切都显示了维多利亚对失去之人的心意。每隔一年，在她到达的日子里，都会举行一次庄严的巡视和追思活动。每年8月26日艾伯特生日这天，女王和全家人以及侍从和佃户，会聚集在身穿苏格兰高地服装的艾伯特画像下面，默默地哀悼这位死者。在英格兰，纪念的标志也有很多。在那些收藏物中，每一天都会增加新的纪念物：风笛手罗斯的小金像，真人大小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画像，基座的铭文上写着“引向更光明的世界”。在奥斯本的灌木丛中放置了一块花岗石板，上面写着，“瓦尔德曼：维多利亚最爱的达克斯猎狗；1872年4月从巴登带回来，死于1881年7月11日”。
当王室成员在温莎的时候，维多利亚几乎每天都要到浮若阁摩尔陵[2]；但是有时候会去另外一个神秘的圣地，这就是艾伯特在城堡住过的一套房子，在这里，只有少数获恩准者才能进去，其他人不能进去参观。这里的一切都保持着王子逝世前的模样，但是由于一种神秘的感觉，维多利亚每晚都给她的丈夫收拾床铺，每晚都会在盆里放上水，仿佛他还活着一样；这种不可思议的行为一直持续了40年。
这也许是因为内心的崇拜吧；然而肉体是受精神控制的，因此，维多利亚每天用辛勤的劳动表达对死者的怀念。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自我牺牲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淡漠了。维多利亚把无穷的精力放在公务上，少年时代起对工作的热爱之情，重新焕发了生机。到老年，如果不能处理政事的话，对她来说将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因此，尽管大臣们累得叫声连天，痛苦不堪，但是她始终坚持政府的一切事务都必须经她过目。不仅如此，按照以往的规定，大多数的政令如果没有女王的亲笔签署是不能生效的，于是女王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放在这种机械式的工作上。她不但没有减轻负担的想法；相反，她自愿恢复为军官委任状签字的做法。她不同意使用图章，只是到后来事物不断增多，女王有点儿应接不暇，才同意有些公文只要经过她的口头裁定就可以了，但是每一项公文都要读给她听，最后她说一声“批准”。她常常坐在艾伯特的半身像前，嘴里不断地说着“批准”。由于她现在的声音已与少年时代的高音不同了——是一种女低音，充满着力量，因此她说得字正腔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