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古代中国，为西方研究中世纪的学者提供了封建制度比较研究的材料。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中，王权衰弱所牵涉到的制度，跟10世纪法国的制度有几分相似之处。封建领地的划分延续了相似的时间长度；其次，像在法国一样，一定数量的大诸侯导致了领土的重组。
我们不会尝试着列举中原所有的诸侯国，但应当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形成是地理因素的结果。今日中国的行省，常常相当于几个欧洲国家那么大，与永久性单位相一致（像后者所做的那样），在整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中，这些单位总是反复出现。这些大的地区性单位，在古代中原的诸侯国中就已经很明显了。比方说，在西北，位于渭河流域——这条河流是从黄土中开掘出来的，俯瞰着河南平原——即今天的陕西省，从这段历史时期开始以来就固定了。我们已经看到周王是如何离开这些西部地区向王座进军的。被周天子们抛弃的这个边境国王的角色，已经被他们分封的诸侯秦伯担当起来了，他们在陕西建立了自己的封地，注定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在山西的黄土梯田上，建立起了另一个诸侯国，这要归功于它高于中原之上的地理位置在建立霸权上的优势，而且，这一优势让它能够把这种霸权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第三个强势诸侯国，建立在山东东部，这个个性独特的省份，从神圣的泰山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布列塔尼”[1]——岩石嶙峋的山东半岛。在长江中游的湖北（这是一块湖泊纵横的浅盆地，那年头被森林所覆盖），蛮族部落被汉文明的榜样所吸引，自发地采用了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第四个大诸侯国。迄今为止，我们只提及了最强大的诸侯国。如果打算列举所有其他的诸侯国（包括从封建领地中再分出去的更小的诸侯国），我们应该可以得到大约60块封地。
同样，我们也不应该纠缠于各路诸侯之间龙争虎斗的具体细节。它们就像11世纪法国封建领主之间的纷争一样单调乏味，只有从历史地理学的观点看才是有趣的。在这里，重要的是社会结构本身，以及这段时期的社会生活，这是欧洲封建社会的对等物。
这是中国的骑士时代。这一时期的战争是有侠士风度的战争，用来作战的是那种杰出高贵的武器——战车。这些战车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熟悉了，不仅仅是通过古代史书的描述，而且还通过汉代的浅浮雕。战车被套在四匹马上，两匹套在车辕上，另外两匹则通过皮带从“两翼”拉动战车。这些马都是矮小、结实、强健的战马，膘肥体壮，充满激情。它们的马嚼子上饰有小铃铛。战车由一个矮而窄的框架所组成，装在两个轮子上，车尾敞开。中国人的战车，像亚述人的战车一样，也载着三个人：御者居中，长矛手在右，弓箭手在左。三个人全都身着胸甲、臂饰和牛皮做的护膝甲。长矛上带有小钩子，为的是能叉住敌人，弓的顶端镶着象牙。三位伙伴都有一块彩绘过的盾牌，他们盔甲上的清漆在阳光底下闪闪发亮，前锋、后卫和两翼都飘扬着军旗，上面绘有代表四个主要方位的象征动物——朱雀代表南方，玄武代表北方，白虎代表西方，青龙代表东方。
当一位诸侯的大军侵略邻国的时候，后者的国君，出于挑衅和虚张声势，往往会派出一支卫队护送粮草给入侵的敌军。有时候这种挑衅会采用更血腥的举动。国君会派出使者至敌军阵前，这些勇士当着他的面割断自己的喉咙。有时候，一辆战车会飞快地驶至敌军城门之下，大声叫骂，凌辱对方。紧接着，就是一场按照亚述人的方式展开的战车混战。“千乘战车互相冲锋，战旗对战旗，荣誉对荣誉。”就像在荷马时代那样，当两军勇士彼此认出对方的时候，他们会高高地站在战车上互相致以“傲慢的问候”。有时候，在战斗之前他们会在一起喝酒，甚至交换武器。这样两军对手之间的战争，不得不遵照严格的礼法来进行。如果被征服者能证明自己的勇敢，或者，如果他们懂得如何以真正的骑士风度向胜利者致词的话，那么他们会得到赦免。就像后来在日本武士中一样，“名声是凭借慷慨大度的行为而赢得的。”日本人的武士道，早就已经有了同样的东西，这就是侠士荣誉的礼法准则，带着这样的准则，勇士们在他们张弓之前表情冷峻地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箭镞之下，侍从们也是带着这样的准则，从容赴死，为的是给主人的纹章带来荣耀。早期的编年史《左传》中，有许多段落生动描绘了这些英雄美德。秦王的首席御者，尽管被箭矢所穿透，依然擂鼓不止，因为“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2]
在和平时期，绅士们也抱有同样的理想。他们的腰带装饰着玉佩，发出“清脆和谐的声音”，他们来到国君的宫廷里，参加贵族箭术比赛，伴随着袅袅不绝的轻歌曼曲，点缀着彬彬有礼的问候致意，整个比赛搞得就像是一场芭蕾舞。
这种对君主忠诚、待敌人公平的侠士理想，这种对用兵诚实的尊重，这种和平时期在“礼教”中表现出来的高贵谦恭的准则，将会在中国人的精神中留下深深的烙印。部分儒家教义就出于此。
注释
[1]布列塔尼半岛，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历史地区，曾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1532年正式并入法国。
[2]这两节引文均出自《左传·成公二年》，时齐鲁交战，其事与秦王无关。
